如前所述，分工发展的过程，就是生产的迂回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国际分工就是迂回化的国际生产，在国际分工程度较低时，参与国际间迂回生产的中间产品较少，因此国际分工表现为产品分工，当国际分工发展到零部件分工和工序的分工时，参与国际分工的中间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这种中间产品的分工使得国际分工表现为以要素为界的分工。当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进入到要素分工时，国际分工就表现为，一国以要素优势对外投资，也以要素优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依要素在生产与贸易中的作用分配利益。
因此在要素分工的环境中，各个国家怎样参与国际分工，参与什么阶段的国际生产，取决于拥有什么样的劳动力要素，与什么样的技术相结合，以及能获得什么样的要素投入。因为生产过程本质上是非线性的，不同的生产技术方式要求不同素质的劳动力要素与之结合，并产生不同的结合结果。结合的效率直接决定了各个国家生产什么。因此，生产过程就是具有专门化知识的资本，在具有专门化劳动的国家，雇佣专门化劳动和生产资料以及雇佣生产技术的过程。
这样的生产过程使得企业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投入，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交换，生产是利用国际直接投资进行的生产。国际贸易是国际直接投资实现投资行为最终目标的手段，国际直接投资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生产过程，并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分工收益，达到投资的目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国际直接投资成为跨国公司寻求优势要素结合效率的手段而不是服务目标国生产的手段，国际贸易也不仅是生产的结果，而往往表现在生产的环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将这种类型的贸易性质表述为“为生产而贸易”。
要素优势综合动因假说西方微观主流优势理论涵盖了海默—金德尔伯格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莱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诸多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还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都是建立在比较优势这一基本原理之上，都暗含着“本国企业具备某一或某几种相对于其他国家企业更加有利的比较优势时，才会考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基本命题，都主张具备比较优势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充分条件。这些理论的不同，仅仅在于从不同的角度来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或指所有权优势（垄断优势理论），或指内部化优势（内部化理论），或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种优势的综合（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或把比较优势原理运用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研究。
但是，在世界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至少有三种投资类型的出现对“垄断优势论”形成了挑战。
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的迅速发展。如果说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运用自身独有的垄断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正向投资验证了“垄断优势论”的话，那么，技术水平基本相当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就形成了对“垄断优势论”的第一次挑战。
其次，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横向投资的出现。这是另一种在不存在垄断优势条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
最后，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方面，“垄断优势”或者“相对优势”分析几乎完全无能为力。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不存在任何明显的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情况下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一种建立在全新方法论基础上的理论予以解释。
总之，虽然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补充研究，但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基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分析，都存在无法解释的现实情况。
在要素分工为主要经济特征的环境中，随着国际分工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要素分工已经部分取代了传统的产品分工，使得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所说的一国自然要素禀赋条件发生了时空变化，一国的要素优势不再为本国所独享，可能被其他国家的优势要素所整合利用，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之中，然后根据不同要素在产品价值增值链中所处环节进行分工利益的分配，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要素资源，即面对全球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着在全球范围进行要素配置和整合的思想，本书认为，有必要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入手，抓住“要素”这一关键因素，尝试提出“要素优势综合动因假说”（以下为了行文方便有时简称假说），不但能够对现有的对外投资行为做出一定的解释，并希望依据该假说，为中国找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