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家人相处、朋友交往时，能做到为对方着想尚属不易；做生意时，能为对方着想的人，更是鲜见。不见得所有的经商有成者都能为合作伙伴着想——有的甚至还是靠千方百计地算计来争利，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与合作伙伴共享利益的人才能把事业做到最大。
人们在说到某人因小失大时，总爱说“丢了西瓜，捡起芝麻”。的确，只有舍得失去，才能真正获得。如果在所有事情上都不肯吃亏，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曾有记者询问李嘉诚与地铁公司、汇丰银行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回答说：“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才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占小便宜，否则就没有朋友，我想经商的道理也该是这样。”
在与刘不才的合作中，胡雪岩也是靠“为对方着想”才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刘不才是个嗜赌如命的花花公子，一个相当不错的药店被他输得精光。在别人眼里，这绝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除掉一样——吸鸦片，没有出息的事，都被他做绝了”。但胡雪岩却看到了他的另一面：第一，他赌得再凶，却从没有把手上的几张祖传秘方当赌注押上，这说明他心里还存着振兴家业的念头；第二，虽然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但他绝不抽大烟，这说明他还没有堕落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就凭这不被别人注意的两条，胡雪岩看出“此人不但有本事，也还有志气，人虽滥污，只要不抽鸦片，就不是无药可救”。既然他还有药可救，而且他擅长的也正是自己用得着的，胡雪岩打定主意，让他充当一名特殊的“清客”角色，专门培养他和达官阔少们打交道。
当时，刘不才最怕有人算计他的那几张“祖传秘方”，胡雪岩就想出个“以方参股”的方法，具体设想是：刘不才的祖传秘方当然要用，可是并不要求他把方子公开。将来开药店时，让他以股东的身份在店里坐镇，这几张方子上的药，请他自己配制。“君臣佐使”是哪几味药，分量多少，如何炮制，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样一来，何愁秘方外泄？
只要不是图谋自己的秘方，刘不才自然是诸事皆好商量。胡雪岩派去的说客陈世龙乘机说：“我再告诉你，人家提出来的条件，合情合理。药归你管，价钱由人家来定，你抽成头。你的药灵，销得好，你的成头就多；你的药不灵，没人要，那就对不起，请你带着你的宝贝方子卷铺盖走人。”这种处处为刘不才考虑的方案，对他来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刘不才自然无话可说。就这样，胡雪岩巧妙地说服了刘不才，用他的祖传药方开起了“胡庆余堂”药店。
可见，有的时候，生意场上的合作看起来很难，做起来也不易。说到底还是在小利上斤斤计较，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什么样的合作都能成功。当然，为对方着想并不是不去求利——那就违背了做生意的基本出发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属于他人的利益一定要给人家，属于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争取，与此同时，可以适当地为对方着想。“为对方着想”绝不是不讲原则地把自己应得之利送给别人，而是在此基础上寻求合作的成功和更大的共同利益。在这方面，松下幸之助给全世界的经商者树立了榜样。
1951年10月，松下赴美。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找电子工业的合作厂商。松下考虑的合作对象有两家：一家是美国的RCA公司；另一家是荷兰的飞利浦公司。与RCA公司的谈判结果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于是松下便改道欧洲，拜访了位于阿姆斯特丹市的飞利浦公司总部。
飞利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机电、电子产品制造商之一，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优良的技术。它在全世界拥有48家直营工厂（日本没有），这些工厂由它投注（或合资）和提供技术支持。荷兰人口较少，只有1000万人，资源也很缺乏。因此，飞利浦的原料要依靠进口，80%的产品也必须外销。在这样严峻的不利条件下，为什么飞利浦还能获得长足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呢？这就必须依靠技术！松下由此认识到了飞利浦技术的价值。
松下参观了飞利浦公司总部和工厂，发现松下电器在管理上并不逊于飞利浦，但在技术上却远远不如飞利浦。松下汗颜不已，不断在心底激励自己：“可得迎头赶上啊！”
依据日本市场，松下决定把收音机作为公司的拳头产品。可是，松下公司的真空管技术尚不成熟，产量低，品质差，因此，非常有必要引进飞利浦的先进技术。在欧美考察中，松下还发现，以半导体（晶体管等）为主要材料的电子工业方兴未艾、日新月异。飞利浦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而在日本，电子工业几乎还是个空白。松下心想，照这样下去，日本非落后于世界不可。
“无论在哪里，好的东西都贵，”和飞利浦谈判时，见到对方开出的价码，松下感叹地说。飞利浦的条件是：双方共同出资，合作办厂。该厂的首期投资要达到6.8亿日元，飞利浦承担投资的30%，并以技术指导费等来抵算，技术指导费为7%，要先期支付保证金50万美元。
当时，飞利浦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美国公司提出的技术指导费为3%，而飞利浦的技术指导费高达7%，比美国公司高出了4%；50万美元折合日元就是2亿，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数目，相当于当时松下全部家底的2/5.支付如此巨额的资金是否值得？说是合资工厂，实际上是由松下出资，这样的合作有无必要？松下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思虑之中。
松下面临的最大困扰就是50万美元的保证金和7%的技术指导费。为此，他和飞利浦的代表进行交涉：“先生，2亿日元的保证金和7%的技术指导费是不是太贵了？”
“也许先生现在觉得很贵，但如果考虑到将来，那实在是很便宜了。”对方说。
松下了解美国的情况，所以他又问：“可美国的技术指导费才3%呀！为什么贵公司高达7%呢？”
“美国公司的情况暂且不论，”对方解释道，“我们飞利浦公司要和阁下合作，就要保证成功。本公司在世界各地的48家直营工厂都很成功。这种成功来之不易。仅有技术，未必就能成功。我们则不仅提供技术，而且要想方设法保证绝对成功。如果失败了，你会损失2亿日元，每月透支，事业受挫；同样，我们也会受损失，而且程度来说，我们的损失更大，其中还包括声誉上的巨大损失。”
“松下先生，除非相当可靠的伙伴，否则本公司是不与其合作的。我们决定和阁下合作，是因为你有30年以上的实绩，你的经营观念和方针与本公司也有颇多相似之处。我们的合作，一定能够成功。比起付出少一些却不能保证成功来说，2亿日元和7%是绝对划算的。”
听了对方的一番话，松下心悦诚服。的确，飞利浦在国外的48家直营工厂，没有一家失败，都是相当成功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原则，即一个国家只设一个工厂，只找一个合作伙伴。这不仅是作风严谨的表现，从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的角度来讲，对合作者也是相当有利的。况且飞利浦的合作伙伴是再三考察而选出来的，签约之前还要进一步仔细调查，驻厂检查，这些都表明对方所说的“绝对成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源于他们绝对的把握，和这样的伙伴合作，目前在经济上花费多一些，但今后一定可以收获更多。
松下又想，自己出国考察的目的就是寻求技术合作伙伴，引进先进的电子生产技术。就此而言，飞利浦可以算是最佳拍档。飞利浦拥有近3000人的科研队伍和相当完善的设备。这些成就，远非松下可以相比的。如果能够与之合作，松下仅花2亿日元就能充分利用这支科技队伍，而且差不多等于自家拥有这支科技队伍。这不是相当划算吗？花这么一点钱，把世界一流的飞利浦公司雇来做事，实在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想到这些，松下坦然了许多，他心甘情愿地接受2亿日元保证金的条件。
但松下并不愿意接受对方的所有条件，对于7%的技术指导费，松下还是有些不愿接受。为此，他又找到对方谈判：“我已经愿意支付2亿日元的保证金。不过，希望贵厂能将技术指导费降至4.5%。诚如先生所说，合作者的好坏关系到合作的成功与否，而且成功也有多少之分，有的人会得到十成的成功，有的人只能得到五成的成功。可能支付7%而只能成功五成；假设飞利浦只从我们公司拿走4.5%，和我们松下电器合作，肯定能获得十成的成功。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这种差距。我们松下电器和贵公司合作，一定能够取得100%的成功。我们的30年的成绩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实力。所以，我请阁下把技术指导费降到4.5%。”
对于松下的阐述，大概对方觉得有理，居然破例答应了。然而，松下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提出了新的条件。松下觉得，飞利浦的技术指导值4.5%，那松下电器的经营管理难道就不值钱了？对松下的经营管理，既然你们承认有意义和价值，当然也应为此付出代价。因此，他决定向飞利浦指出经营指导费的问题，希望对方也参照技术指导费的精神和原则，向松下电器支付经营指导费。
为了能与飞利浦谈判成功，松下特意选定堪当重任的高桥荒太郎飞赴欧洲，去和对方谈判。
高桥荒太郎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贵公司对我们松下电器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公司经营得法、极具潜力，就像贵公司一样实力雄厚。相信贵公司和我公司的合作，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因此，我认为，飞利浦的技术和松下的经营都是有价值的。我建议在松下电器给付飞利浦4.5%的技术指导费的同时，飞利浦也应支付给松下电器一定的经营指导费。我们只拿3%。”
“股份公司由两家合作创办，技术上由贵公司指导，然而经营上由松下电器负责。技术再先进，如果经营不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如今，经营已成为高度专业的技术，甚至能左右企业的命运。因此，技术有价，经营同样有价。我们公司的经营有口皆碑，而且我们对销售信心百倍，所以，我们有权向贵公司索取经营指导费。”
高桥石破天惊，令飞利浦公司大为震惊。作为世界最著名的电器制造公司，别说是日本的公司，就连与飞利浦有合作关系的欧洲公司，也没有一家胆敢持有这么强硬的态度。
松下是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他常常破天荒地提出对方闻所未闻、难以接受的“非分”要求。但事实上这些要求又并非“非分”要求，最终将对双方有利。
松下已经事先估计到谈判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在高桥启程前，他就给高桥拟好一封信：人们常说日本人性急，欧洲人慢条斯理。在拟定出两家公司合作交涉的原方案之前，双方领导人已经多次进行交流，作出了最大努力。因而，为了一个问题的分歧而中止谈判，未免显得没有诚意；如此一来，双方所付出的努力不是都化为泡影了吗？
“我们承认飞利浦公司的技术先进，因此愿意支付技术指导费。我们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所以，我们提出请贵公司支付经营指导费，贵公司理应接受。”
果真，飞利浦公司见高桥提出“经营指导费”的要求，准备中止谈判。但研读了这份态度诚恳而又不失强硬的信之后，飞利浦公司又回到谈判桌上，并最终达成协议。
在合作中，注意为对方着想、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就能让对方有所触动，也能展示出能自己明智聪慧、胸怀宽广的形象。
有些人将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人的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在商场中，这种现象更为多见：不论任何买卖、任何交易，都是以自己得益为主。这可能是商场上的文化，也可能是在商场内赖以生存的条件。
然而，“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有时我们执著于某些事物，以为得到这些事物就是利益即“福”之所在。殊不知在“祸”、“福”中可能暗藏玄机。“福”未必一定是福。有时，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吃了亏，表面上看来，不是什么“福”。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时吃了亏，甚至吃大亏，反而可能因此避过一些麻烦，甚至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做生意时不能只以个人得失为出发点，也要多为别人着想一下，这样做表面上看是吃了点亏，其实却有大利可图。为利益寸土不让，倒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在商场上，很多人为了利益争得你死我活。有时，只要一方肯退一步，将其所占的利益，作出轻微的调整，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但偏偏有些人硬要执著于个人的利益，不去为对方着想，连些微薄的利益也要完全独占。结果双方可能因此大动干戈，或者对簿公堂，到最后两败俱伤。本来是互惠互利的，最后双方都不能得益，还因此劳民伤财，何苦呢？肯吃亏，有时可能反而是“福”之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