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走出书斋的文化探寻者
余秋雨是新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散文作家，祖籍浙江余姚，“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高考，因成绩优异，被上海戏剧学院录取。毕业后留校任教。打倒“四人帮”以后，先后出版几种学术著作，获得教授职称，成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被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新时期中国社会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社会反思使他意识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需要有人去思考，去寻找这种现象的根源。他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在这种困惑中迟迟疑疑地站起身来，离开案头，换上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于是，他辞去院长职务，外出讲学，开始了文化散文的写作。正如有人所说，中国少了一个做学问的，但是多了一个文化散文大家。他先后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国际著名学者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任上海写作学会会长。鄂西大学学报对他的系列作品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阐释，给予极高的评价。到1992年《文化苦旅》结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好评如潮，掀起了一股“文化散文热”。
其后，《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陆续出版，在海内外华人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多年来，他的书一直排名在畅销书榜的前列。
总起来说，余秋雨的散文超过了他的学术著作，尽管他的散文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自然山水加上文化思考，但是由于他思考的深入与感悟的真切，特别是这种思考总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表现出一种对人生、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对人生的积极态度，使他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
余秋雨的散文是随着他旅游的地域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由中国而世界，实现了思想的突围，超越了现实的局限，这可能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他的散文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对中国文人命运与人格的历史思考，这是《文化苦旅》开始的主题，也是《山居笔记》的一些主题。
二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关注，《山居笔记》与《霜冷长河》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思考。
三是对世界文化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探索，如《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随着作者走向世界，他的目光探向了人类世界，他的思考也更加深入、更加成熟，不再局限于中国现实生活，摆脱了一些现实矛盾和是非，可以说，他终于超越了自己。
1.2.纵深相似思考――开创文化散文先河
我们知道，社会反思使人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在一定时期是违背人性的，我们过去信仰的东西忽然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于是抒情时代结束了，社会进入理性探寻阶段，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理性支撑点。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批评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还不能直接面对生活发表意见，所以，社会反思陷入困境。正当人们经过反思而憎恨我们自身及民族的劣根性之时，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散文以别样的姿态鲜亮登场于《收获》杂志，立刻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时之间，对余秋雨现象肯定与批评的声音成为中国新时期散文理论界的主旋律。文化散文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各种媒体，其后，学者散文、哲理散文、女性散文、新散文的概念陆续出现，中国散文的大变革、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来到了。
任何时代的散文家，都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美学范畴内进行艺术突围并创造新的审美高度的。新的生活需要新的艺术精神与美学原则。尽管这种精神与原则的确立是那样的困难，但它将在富于独立精神的散文艺术实践中孕育诞生，并反过来促进散文创作多元格局的形成。
过去那种在单一价值观念支配下，用相同的主题、选材、结构、手法进行散文制作的文化氛围已经逐渐消解。这就从根本上为散文艺术更新机制的确立提供了条件。虽然当时张扬艺术个性的宽松的文化氛围未必尽如人意，但已发生了历史性的进步。因此，能否进行新的创造并不断超越旧的模式，就取决于作家自己了。在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散文缺少文化知识构架和文化精神的困窘，并期待“文化散文”的出现。余秋雨是在历史与现实之中进行思考，从中发现相似性，文化散文就是这种相似思维的结果。人与历史、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文化苦旅》，就是这种相似思维的结果。
余秋雨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结合起来，从中发现相似性，造成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突破了传统的抒情散文模式，恢复了中国古代散文理性思考的本质属性。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文化感悟，这种感悟主要是通过相似思维实现的。每一种山水文化中都积淀了人类历史和智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能够借鉴而赖以发展的基础。相似思维使我们从中觉悟、反思，而这种反思常常是对历史的错误进行批判，避免我们今天重蹈历史的旧辙。
如果说，巴金的散文是一种内省的思考，作者是对自己内在心理和社会进行反思；那么，余秋雨的散文就是一种观照思考，作者走出了自我的圈子，走向历史，走向自然山水，在其中观照人文内涵，观照人类的文化创造，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感悟生命的历程，探寻中国社会的文化根源。
巴金的反思是局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内，忠于自己的遭遇和思考，真实表现出一位老人对未来的关怀，是一种痛苦的思考；而余秋雨则是打破了时间的局限，打破了地域的局限，整体上思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一种潇洒的写作姿态。这种写作是一种创造，是一种找到自我感觉的痛快淋漓的宣泄，是一种自我实现。
首先，作家开始寻找新的视角来透视生活，并努力把这种视角转换为构思作品的角度，建构别致的散文世界。由此，单一的选材趋势被打破：或感悟人生，或描绘社会，或亲近自然。就感悟人生而言，有古典的心态，也有现代的体验；或注重情感，或着意理性。就描绘社会而言，有的采取宏观视角，审视和把握重大事件；有的运用微观视角，摄取生活片断，给予歌颂或抨击。亲近自然是历代骚人墨客的兴趣，用现代人的方式对其进行感受和把握，是新时期散文的一大亮点。余秋雨的文化思考散文，不论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还是《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它们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社会、体验人生，建构自己的散文世界。
其次，作者通过创造性的相似思维，在主客体之间相似关系的把握方面都进行个性化的体验和感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力图突破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而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探究客体的内涵及其与主体的关系，这一努力，改变了散文创作曾经有过的意蕴单调和政治价值尺度高于一切的状况。以相似关系构成的理情交融的散文境界，使散文走出了单调的“社会评论”或者社会抒情模式。这是新散文创作中的最大成就，具体表现在：既可写时代风云，也可抒一己悲欢；既可表现社会理性，也可表现个人的生命体验；既可写阶级感情，也可表现普遍的人性。
无论是情感体验抑或理性参悟，新散文都以新的价值取向――当代意识来观照、表现和把握。如《这里真安静》，摆脱了发思古之幽情的一般做法，“安静”体现了现代人感知的敏锐与独特。这个坟地的冷落与现代日本人的热闹形成一种现实场景气氛的反差，给作者的心头造成一种异样的情绪，是怅惘，还是兴奋？一时说不清楚，但作者最终忍不住想告诉那些日本人：“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作者运用相似思维对对象进行相似把握，发现坟地的安排与某种等级观念的相似，又将这种相似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对峙，将这种发现化成一种有意思的散文意蕴。余秋雨的散文显示出现代学者的智慧学养在散文中的独特魅力，如《废墟》便蕴藉着现代文化哲学内涵。
总之，散文文化寻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发现、挖掘。这一类作品或者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表现出对秦汉雄风的渴望，唐宋诗意的发扬；或者在传统文化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深厚的民族心理积淀中融入强烈的现代意识；在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同时又力图超越现实生活；既写出大千世界人的社会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又突出了历史的演进与社会的变迁。二是着眼于对原始生命力的开掘与赞美。例如《千年一叹》，他把眼光投放在一个个原始状态的文化现象中，表现出人类在生与死、爱与恨、性与情、痛苦与期待中世代相继、生生不已的顽强活力，进而揭示出一个民族在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以寻找推动历史前进和文化发展、更新的内在动力。
文化寻根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只有在“寻找”的过程中，才能将静态的历史与动态的思想协调起来，将哲理思考与生活现象交融起来，创造出一种能表现作家思想突围独特方式的散文境界。
第三，作家试图创造、寻觅属于自己的新结构、新方法，并且寻求和尝试用多样化的艺术手法表现自己在生活中的发现和体验，三段式的结构模式在创作领域遭到冷落。从文体角度上看，我们可以概括出余秋雨散文的三个特点：
一是理性观照，发扬中国散文传统“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探究精神，突出了散文的理性思考或者文化思考。
二是境界开阔，作者的思维不受现实的局限，不受史料的局限，感悟与想象达到了自由的境界。
三是开创了自然山水与自由感悟相结合的散文结构模式，充分体现了历史文化知识的活力与生命。
他的散文为我们提供了三个启示：人文山水形象，中国文人的人格精神，人、历史、山水三者交融的相似思维审美方式。
1.3.在自然山水中探寻中国文人的艰难历程和人文精神
当代游记散文的传统笔法及其局限之一就是描摹自然山水的外在景象，只能归结为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主题，新时期以来人们似乎还未寻找到散文切入自然的视角。《文化苦旅》第一次确立了将人文山水作为游记的审美对象，在塑造山水自然的“文化形象”中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挖掘积淀千年的文化意义。正因为如此，余秋雨能够在人们司空见惯的山水自然空间中发现新的文化意义。在他看来，“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两个重要的精神栖点”，再加上大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奠基”，“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循着这样的思路，他从一个新的角度识别庐山真面目：“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他这种理解山水自然人文意义的思维特征是，打破了自然山水的时空界限，把不同时空的中国文人叠加在山水之中，他们精神上的相似性，就是他要探寻的目的。回到特定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情境中，寻求着文人与山水自然的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之处，这就是孤傲与超脱。我们仍以《庐山》为例，余秋雨进一步分析道：“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至沓来，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他的文化分析又于洒脱之中见精当，有时片言只语就能传达出要义：中国文人之所以汇聚于庐山，就是感受到庐山与之有精神上的相似之处。他说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而“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这都是探寻到了自然山水与中国文人精神的相似点。
在对自然山水的文化形象塑造过程中，余秋雨对中国文人人格的透视是富有魅力的，而这种透视又常常能突破时空限制作出整体的把握。他在《江南小镇》中，深刻剖析了中国文人人格与江南小镇的契合：“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人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衰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帖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度，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这样，在余秋雨看来，“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对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探寻正是为了反思当今的现实人生，余秋雨在分析“上海人”的丑陋性时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民族劣根性的精神；“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谑；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这里对“上海人”精神结构和文化背景所做的分析透露了余秋雨的深层忧虑：“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曾用艺术的形式观照民族的文化人格；但就散文而言，尤其在当代，像余秋雨这样以较大的篇幅描绘和透视民族文化人格的创作是屈指可数的。
在文化散文中，余秋雨置身于文化现场，凭借深厚的学养和自身的文化积淀，人文山水往往是他发出文化感叹和历史沉思的触媒，他不注重描摹自然山水，而是探究它们被赋予生命的背后的文化人，自始至终流贯着的智性光芒，能使我们体味到一种理性的力量、理性的美感。同时，他的作品往往体现出以理性意识把握群体人格，洞察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历史，并借此来思考如何重建健全的文化人格、重塑精神品质这些人文的基本命题。
余秋雨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游客，他做的是文化的“苦”旅，所谓“苦”就在于思索的苦涩和运用理性时的沉重。他显然是要从这些历史文化蕴涵极为丰厚的自然山水中，以一个人文学者的眼光追寻古代，考量古代文人的足迹，发掘古代文化的沉淀，在追寻和发掘中，阐释解读中国文化博大的底蕴，同时寄托个人的生存体验、生命感悟与文化关怀。他的散文创作的文化价值取向也主要体现在这些散文中。余秋雨把关注的对象较多投向文化，在对文化的反思中建构自己的理性精神。《莫高窟》写敦煌佛教文化，《抱愧山西》写辉煌一时的晋商文化。前者通过审视敦煌莫高窟开凿兴建的历史和其壁画形成的历史，深入地揭示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由历代信徒的心灵所孕育创造的辉煌佛教艺术化，是一个民族心底的“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的产物。后者则考察了山西境内现存的一些商号遗址和它们兴衰的历史，深入揭示了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以及对晋商文化的孕育作用等。这些作品有浓厚的文化寻根意味，表达了对一种文化的礼赞和神往，以及对其沦落的喟叹，具有感伤的色调。
《笔墨祭》中对毛笔文化的反思，进一步映照出中国传统文人的群体人格，这里充分表现出作者相似思维的艺术魅力。从笔墨书法中见出文化人物早有“文如其人”、“书如其人”之说，但由此写出毛笔文化，写出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写出钢笔文化取代毛笔文化是历史的必然，就在毛笔文化“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的自我耗散特征，并指出在向现代文明转轨期，毛笔文化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很多见解都是发人深省的。《风雨天一阁》写一个藏书世家的兴衰，它揭示的是中国藏书文化在历代政治浩劫和人事变异中艰难跋涉的足迹，礼赞了范家几代人对文化薪火相传的历史功绩。《流放者的土地》写封建政治专制给士人阶层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毒害，并颂扬了他们面对苦难的不屈精神，以及传播文化开拓东北精神版图的历史功绩。在对历史追怀中，作者这样认为，“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但中国文人之所以敢于面对生存的苦难和梦魇般的厄运，就是“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质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些文人身上，也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悲剧命运和绵延流长的历史奥秘，作者的视角是独特的，既表达了对文明毁弃的焦灼，又看到了文化历久传承的生命力所在，凝重而苍凉。
在对文化反思和批判的同时，余秋雨更渴望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建构，从而摆脱野蛮和文明搏斗的伤痕累累的辛苦遭际，呼唤美的人性与一种良性文化精神的回归。《苏东坡突围》中写尽了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的辛酸经历，但是他能在肉体的流放贬谪中获得一种精神的“突围”，从而达到了个体人格的重塑和完满。作家在感叹他们不公命运的同时，也对造成他们这些人生遭际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心理进行揭示，有力地鞭挞了阻遏文明、打压文化人生存空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在某种意义上，余秋雨的文化思考焦点就在揭示这种阴暗面，由此进入到对“小人”现象的探寻。《历史的暗角》借历史事件探测的是“小人”人格的内在心理机制和产生“小人”的制度文化土壤，描述了历史上文化名人被“小人”纠缠迫害的痛苦经历，文章中有影射现实的愤激，但是更多的是对“小人”的鞭挞和对健全人格的期盼。
文化散文显示了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对人文精神的吁求和思考，满足了人们价值的渴求，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反思试图重建精神家园，对历史文本用较为先进的价值取向进行剖析和审视，使作品内蕴有富有思考的凝重和深沉，具有一定历史理性品格，反映了新时期的人文精神。余秋雨在追寻前人徘徊的身影时，充满了激情和理性，他所作的文化分析通常是洋洋洒洒，充分显示了散文相似思维的艺术魅力。
就文化人格而言，余秋雨是学者和诗人的统一：诗人的激情在他笔端涌动，他的整个作品都蒸腾着浪漫主义的精神气息；但与此同时，学者的理性又恰当地抑制住了激情的夸张和倾斜。这样一种人格结构涌动着生命的激情，而当代散文所缺少的也就是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余秋雨认同古代文人“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的行为，读古代文人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受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漫漫山道上，余秋雨也产生了这种“熔铸”感，以自身的文化感悟、生命体验与自然山水构成相似的和谐境界和深挚的默契。因此，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一次生命的投入；他对自然山水“文化形象”的塑造和“人文意义”的挖掘，则是自我生命体验在历史文化背景中的转换。
当余秋雨试图把生命体验上升到文化哲学的层次时，《文化苦旅》则成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苦旅的记录。他向天一阁致谢，是因为“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他在天柱山清寂的山道上反复想到的是一个远远超出社会范畴的哲学命题，他认为“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但是“宽大的地窖”使得“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因此余秋雨对这样一种精神现象不能不感到不安和忧虑：“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大地默默无言的文化内涵和余秋雨的生命体验在深层次上遇合，人与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因此《文化苦旅》的体裁已经无法用“游记”来命名，而成为文化散文的代名词；在本体意义上，《文化苦旅》是中国当代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一次“对话”。
“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是余秋雨始料未及的，个中原因正如他本人所分析的那样，“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这里的沧桑感是“文化苦旅”中“苦”的内涵之一。其实在本质上，余秋雨是怀有悲剧精神的，他不仅对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悲剧现象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和理解，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无悲情的终极关怀。因此他的作品弥漫着苍凉的精神。
在“文化转型”期，《文化苦旅》以自己的文化内涵、悲剧力量和相似思维审美方式为新时期散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
1.4.追问历史――感悟废墟文化的内涵
余秋雨在考察人类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发展并且形成了一种废墟文化，或者说这是一种废墟精神。他在《废墟》中对废墟生命的肯定，反驳着“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的现象，其中又蕴涵了他对悲剧的理解。
“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在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这种追问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自然流露。我们今天的人只要到过废墟，都会感叹文明的毁灭，但是没有毁灭之前，谁关心过文明的前途？余秋雨的追问体现了一种现代智慧。中国古代有很多知识分子都曾经发出过类似的声音，刘禹锡的名诗《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也是面对废墟发出的感慨。然而没有人理会中国文人的声音，诗人和文学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往往成为当权者的文化点缀，没有人重视他们的声音，也就没有人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所以，废墟的存在也就有了史鉴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余秋雨写道：“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嘤嘤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
“在人类面临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
在这里，余秋雨把文化人的责任凸现出来，并且，把文人与智者等同起来，表明了一种认识：文化是智慧的结晶，而智慧应该用来保护人类文明。这是废墟对余秋雨的启迪，也是对我们现代人的警示。
余秋雨是当代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他长期在艺术史中遨游，使他本人的艺术创造的才情得到滋润和发挥。他的学术著作中的才气透露了他散文创作上的才华。他的旅行成了艺术创造的过程。“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这段被详引的话大致表明了余秋雨的心态、情感特征和他艺术地观照把握山水自然的方式。
在《废墟》中，作者以现实的“废墟”景观为端点，创造了独特的放射线式结构。作品从一个矛盾的心态开始：“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因为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废墟引发的议论，所以，作者的思绪就如同放射线一样发散开来，用了大量的排比句一口气阐述“废墟”的历史文化价值：
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拔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
从这些排比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待废墟的态度，“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作者认为科学的态度应该是让废墟保持原来的样子。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坏。把损坏降到最低程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作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让废墟保留原来的样子，就是要肯定废墟文化，也就是说，废墟的存在也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文化下乡，所以，作者提出要重视“废墟文化”，因为废墟是悲剧的见证，由此阐明作者自己的悲剧观：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唯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
正因为这样，废墟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废墟。作者描述了现代人对待废墟的达观与自信，以抒情的理性精神指出：
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
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
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
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
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
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
作者在文章中表现了废墟是人类的历史见证，应该自然保持历史原貌，不应该加以破坏或者予以重修。
通过对废墟的思考，作者发现了中国人格中的不足，不敢面对废墟，所以，作者强调一种废墟文化，坦然面对废墟，才能走向现代，走向未来。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表现出一种辩证的哲理思想，处处都表现出思想的开放和精神上的超越。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化中追求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那么，《废墟》这篇文章也就是在提倡这种态度。
围绕“废墟”，作者运用发散性思维，思路宏阔，开阖自如，又以聚合性思维，让所有材料都围绕“废墟”这一中心点展开，形成开放、流动、多向、丰富的散文格局，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余秋雨在考察了西亚之后，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废墟文化思想，在《千年一叹》的序言里他说道：“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斗，任何争斗都包含着毁损。大而言之，许多伟大文明因此衰败，小而言之，许多学术艺文因此而沉沦。这是废墟的哲学，我刚从那么多废墟回来，当然比过去更加清醒。”
西亚的废墟里饱含着多少人类的教训，相比之下，余秋雨才真正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多么需要珍惜。
1.5.思考不同文化的冲撞与对接
随着文化散文的思考范围不断拓展，余秋雨在“凤凰卫视”的支持下，对西亚、欧洲进行了前后两次巡游，结果，就产生了《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两本散文集。余秋雨在《千年一叹》序言里这样说：“我们这次一直在寻访人类文明的早年坐标，几经实地对比，深感中华文明历久不断的强韧，产生了一种儿孙重新认识祖先的激动。这是由衷的，但并不因此而否定中华文明在其坐标前所显现的弊病。”
“不仅仅是一般老百姓。我觉得即使是文化人也应该以更为全面的实地考察来校正脑子里根据各种文本建立起来的文化图像。这次我与各位主持人、编导的共同感受是：我们年年月月在相信、论述、讲授的内容，很可能包含着大量根本性的偏差。”
这段话就说明了余秋雨对不同文化的对接产生了新的认识，也是他的文化寻根所获得的最大成果。没有不同文化的比较，也就很难感觉到自己民族文化的伟大，同时，没有不同文化的比较，也就很难发现自己民族文化的缺陷和不足。在《面向自然》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游览许多古国，感悟到人类应该尊重自然，才能和谐发展。在观赏了尼泊尔的自然美景之后，余秋雨感悟道：“我们正在庆幸中华文明延绵千年而未曾断绝，但也应看到，正是这个优势带来了更沉重的过度积累。好事在这里变成了坏事，荣耀在这里走向了负面。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重负，轻松地去面对自然，哪怕这些重负有历史的荣誉、文明的光泽。即使珍珠宝贝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也应该舍得卸下，因为当人力难以承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性的存在。”
“中国在新世纪必然获得更大的发展，对于这个前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那么，文明应该寻找新的职能了。在不发展的时候推动发展，在快速发展的时候控制和提醒一切反自然、反人性的恶果出现，这才是新文明的岗位所在。”
“与贫困和混乱相比，我们一定会拥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丽的安适，也就是哲人们向往的‘诗意地栖居’。我预计，中华文明的新魅力，将在这一点上着重展现，它与其他文明的比赛，也将在这一点上展开。”
可以说，西亚之旅让余秋雨的思绪回归，开始认同我们的社会，开始由批判的眼光转变为赞赏的眼光，于是，我们的社会也接纳了他，肯定了他的创作。
而对欧洲文化的思考，却完全不同于西亚。余秋雨在《行者无疆》自序中说：“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琐碎、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近年来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原因是它突然还清了一切旧账，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也有正面的负担。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那么，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欧洲文明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欧洲文明在历史上欠下了多少债务，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些都被时间的流水冲走了，只剩下文明的影响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对自己能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他在《文明的碎片？题叙》中这样说道：“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们放回到与蒙昧与野蛮交战的第一线，才会临阵清醒，不断地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并与其他文明沟通。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荷兰水》一文中，作者回避了历史上两个民族的冲突，而通过儿时的一件小事情的回忆，来表现不同文明的相互对接、相互影响。这是选自《行者无疆》中的一篇文章，是对文明的接触产生的一种感慨。
第一次听到荷兰这个地名，我六岁，在浙江余姚（今慈溪）乡下。
我读书早，六岁已二年级。那天放学，见不少人在我家里，围在桌子边看我妈妈写信。原来河西老太病重，亲戚们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子快速回乡。
七嘴八舌中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种东西，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
“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他儿子，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河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身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河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才如沉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有着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各种大命题的深刻性。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遗嘱般的思念。
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摇头。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
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作者对此进行比较，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有利于中国发展甚至人类发展的出路，这是《行者无疆》的主题思想，这种思想在《荷兰水》这篇散文中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展开的。
作者避免了对荷兰国家的见闻描述，而是通过回忆过去的生活片断，通过民间的小事情来反映社会的变化以及不同文明的对接和相互影响。
从这篇文字就可以体会到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观点：意在笔先。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从中开掘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反思人类文明，对人类文化的思考，可以从所有的生活现象、生活事件中表现出来，关键在于感悟和发现。
任何一种文化、文明对另一种文化、文明的接受过程都是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荷兰水》开始写中国人接受这种汽水时，并不是很适应，但是，适应之后就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位老太太就是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个道理。从一件小事情上开掘出深刻的人类社会文化的对接与传承、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这是需要作者对人类文化的深刻理解为前提的。
文章最后一段又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一个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得人们在接受外来文明时的那种感受只是一种感性的冲动，而时间一过，就又会回到自己的传统中去，因为根子还是自己的传统。老太太对荷兰水的思念，毕竟只是一种美好的怀念，所以，一旦这种怀念成为现实，就会感到失望，因为没有她想象得那么美好。
一种文明要实现对另一种文明的影响，不是靠军事、政治和外交实现的，而是靠民间的实际生活的接触，是靠物质文明相互影响，才能深入人心。一位老太在她的记忆里，不是国家之间的大事情，而是吃喝这些小事情，与自己的生命历程直接相关的小事情。
这种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对两种文明的思考，是作者开掘散文主题思想与散文意境的整体思路。显然，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力，从这件小事情挖掘出与自己想要表达的命题一致的思想。如果对社会生活没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也就没有文章可写。由此可见，散文是从作者的内在思想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外在世界可以提供给作者的。这就需要对外部社会生活进行改造、加工、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常常是意在笔先，是作者对社会生活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然后就可以调动一切内在意识和记忆，来完成散文的意境构成。
散文就是表达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感悟，这种感悟与作者对社会生活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关心社会生活，就会感悟社会生活；感悟常常就是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点。一位老太对荷兰水的适应与不适应过程，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另一种文明的适应与不适应过程的具体显现，这种相似，常常被我们忽视了，我们只看见国家的大事件，而看不见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小事件里也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变化和不同文明的影响。
荷兰水以及洋货这些名词过去在我们国家是常常会遇到的，而记住这些词语的又常常是老百姓，是那么一段时间里社会生活的印痕，这些印痕留在老百姓的意识中，就成为不同文明对接的历史见证。
不管怎么说，余秋雨的散文作品获得了读者的支持，他自己也完成了从象牙塔中走出来的人生改变，充分享受了生活带给他的快乐与痛苦，体验了感性生命力的审美创造，带给他的不仅是荣誉、名利，而是深刻的创造活力和自我实现。
总起来说，余秋雨的散文具有追问历史的意味，即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文化的根、文化传统的沿袭。这是余秋雨思考的结果。文人人格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被扭曲形成的，所以，余秋雨的创作就是要寻找一种出路，寻找自然、自由发展的途径，不要受任何观念的束缚，让生命回归自然。
余秋雨散文是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文化，而不是个体的心理体验或者生平反思。从对文人的命运关怀，到对民族的文化寻根，再到对人类文化、文明的探索思考，是余秋雨散文创作思想的发展变化脉络。
思考无止境，文章无定格。余秋雨散文的前三本是大散文篇幅，后两本是小散文篇幅，可大可小，因时间而定，因事情而定。对本民族的文化思考，有大量的史料组合，篇幅容易增大；而对外民族的文化思考则是感悟式的，这种文化探索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是即兴思考，因而也只能写成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