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从天授二年（691）九月人相。到次年一月被捕下狱，其间不过半年时何，如何就由人上人变为阶下囚，官场风云固然险恶，也不至于如此之快。究其原因，还得从武则天的心理与酷吏政治的特点说起。
武则天鼓励告密始于文明元年（684），当时她刚废去中宗不久，有飞骑余人因对赏赐太少不满，在坊间聚会饮酒时，有人说早知别无赏赐，还不如奉庐陵王（中宗）再登帝位。此事被他们中的一人告发，结果使在场的人全部都被处死，而告密者却获得了五品官的奖励。不过这时还没有有组织有目的的大搞罗织告密活动，仅是偶尔为之。
真正推行酷吏政治，始于垂拱二年（686）。据载：“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这种猜忌、怀疑的心理，使她对一切人都不信任，尤其是唐朝宗室和重要大臣。为了能够挖出那些潜藏的政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酷吏，奖励告密。此外，武则天推行酷吏政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大诛杀”以树威，使人不敢轻易反对她的统治，因此不惜采取残酷手段诛杀一切怀疑对象。这就不免使打击范围有所扩大，使不少无辜之人受到株连为了鼓励告密者，武则天规定凡外地赴洛阳者都由馆提供蜂马，供给五品官员的食宿，所言称旨的，授以官职，如果所言不实也不追究诬告责任。她还亲自接见告密者，不管是政府官员或是农夫、樵人，都要亲自召见，由客馆负责食宿供给。在这种体制鼓励下，四方告密者蜂起，搞得朝中官员人人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大祸临头。由于告密者甚多，武则天一人应接不暇，于是命人铸造铜巨，四面各开一小口，凡告密者可将密奏直接投入中。义命谏议大夫、补胭、拾遗各一人，专掌此事，称之为理使。
唐太宗时制定法律，禁止奴告主人。武则天为了彻底清除政敌，采取了鼓励奴告主入的政策，使得不少官员的家奴稍对主人不满，便出面诬告主人谋反，往往遭到破家诛戮。有人出面说句公道话，也容易遭到猜忌，轻者丢官，重者丧命。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被家奴诬告，酷吏周兴判为族灭之罪，郝象贤家人遂赴御史台诉冤，监察御史任玄殖受理此事，经他认真调查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郝象贤谋反，结果连任玄殖也被罢免了官职。这样搞的结果，就使负责监察或审讯的官员不敢再坚持秉公办案，冤滥大大增加。甚至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朝中的官员往往极力讨好家奴，不敢稍有得罪，惟恐他们一不如意便去诬告家主谋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怪异荒唐的事都接连出现了。如酸泉（陕西礼泉）人侯思止，为人诡濡无赖，在游击将军高元礼家为奴仆。恒州（治今河北正定）刺史裴贞处罚了一位判司，判司遂唆使侯思止告发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致使裴贞与李元名之子豫章王李宜被杀，李元名被流放。侯思止告密有功，授游击将军之职，但他仍不满足，要求授予御史之职。武则天说：“卿不识字，如何能够胜任御史之职回答说：赛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武则天认为他忠直，遂授予待御史之职。武则天又赐给他籍没的宫员房宅一处，侯思止不接受，理由是他十分憎恶反逆之人，不愿住这样人的宅第。由此，武则天对他更加赏识。
衡水（河北衡水西）人王弘义，素无德行，其邻居种有——片瓜园，他去索要瓜，邻居未给，心中怀恨。当时武则天喜好祥瑞，不少官员因献祥瑞之物而得以升迁，王弘义遂向县官密告，称瓜园有白兔出没，县宫派人前去搜寻，将这片瓜园践踏殆尽。王弘义见别人因告密而得任官职，十分羡慕，但他又和官府之人素无瓜葛，不好虚妄诬告，便把目光转向民间。见到乡里首老聚集举行社日之祭，这本是农村民众聚宴娱乐的一种活动，在唐代非常普遍，在春日或秋日都要举行。王弘义却密告说聚众谋反，结果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被杀者达2余人。
王弘义因此得到了游击将军的官职，后又升为殿中侍御史，成为执法之宫。他在这个任上，胡作非为，草营人命，经常无故杀人。如有一次他外出办案，路过汾州（治今山西汾阳），司马毛公不敢怠慢，设宴盛情款待，两人相对而食，一会儿不知毛公哪句话不称弘义之意，遂命人将毛公拉出斩首。为了炫耀自己的威风，他命人将毛公首级挑在枪头。大摇大摆地回到洛阳，“见者无不震栗”以上这些人都是通过告密而得到官职，并受到宠信的，虽生性残忍，由于素无学识，所以还算不上大吏。这一时期的周兴、索元礼、来俊臣、万国俊、丘神郭霸等人，才是著名的大酷吏。他们大都心狠手辣，残酷异常，又深深地了解武则天的心理，投其所好，杀人无数，使朝野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这些著名酷吏由于具有一定文化素质，所以善于总结办案的反面经验，使人防不胜防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酷吏政治有一个突出之点，就是罗织之风甚盛，为此来俊臣与万国俊、朱南山等编造《告密罗织经》1卷。罗列了各种诬告经验和陷人理由，欲害某人，就从，几个方面同时诬告，井编造伪证，使被陷害人有口难辩。往往是一人人狱，牵连数十百人，使监狱人满为患。武则天还专门设置“制狱”于洛阳丽景门内，任用一些酷吏主持其事，主要是用于审理、关押重要案犯。凡是人此狱者，非死不能出，王弘义遂戏称丽景门为“例竟门”。意思是说人此门者，照例都不能活命。由于罗织之风愈来愈盛，搞得官员们人人自危，相见不敢交谈，“道路以目”。
有不少人上朝以后从此就再也不能回家，因此，每逢上朝日，朝官都要与家人诀别，不知能否再相见。此外，武则天每每以酷吏杀人多少为忠心与否的标志，如来俊臣每次遇到有赦令颁布，就命令狱卒先把所谓重犯杀死，然后才宣布赦令。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在这种残酷逼供，多多杀人为能事。武则天大兴酷吏政治的目的，重点在于打击宗室、大臣。关于这一点，在武承嗣向被杀。其实傅进艺也是一个善于逢迎献媚之徒，他就是靠这一套本领获武则天的欢心而登上宰相宝座的。天授元年九月，当时还是侍御史的傅进艺，率领关中百姓94余人赴洛阳上表，请求改国号为“凋”，赐睿宗李旦姓武。武则夭虽然没有同意这个请求，但却将傅进艺提升为给事中。自从他带了这个头后，于是百官、贵戚、四夷酋长、僧道等各类人，纷纷学他的样子上表请求改换国号，武则天就是在这样形势下登上了皇帝之位。由于傅进艺功劳甚大，武则天登基之后，马上提升他为莺台侍郎、同平章事，当上了宰相。由此傅进艺也创造了一个官场上的新记录，即在一年之内他的官服历青、绿、排、紫，换了四次。“时人谓之四时仕宦”。由此可见，傅进艺本来是武则夭最为宠信的官员之一。尽管傅进艺人品低劣，死不足惜，但梦中之事，不足以为定罪的依据，竟也使这样的宠臣死于非命，可见武则天的心理已脆弱到何种程度！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状态下，狄仁杰虽然也一度得到武则天的信任，但宠信程度还无法和傅进艺相比，当有人诬陷他谋反时，武则天必然毫不犹豫地将他投人监狱她所提出的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的建议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既然重要大臣也是其怀疑打击的对象，狄仁杰身为宰相，又不与诸武同流合污，虽然他与诬陷者来俊臣个人之间并无恩怨，但来俊臣为了讨取武则天的欢心，捞取更大的政治利益，也不惜将他诬陷下狱。从这个意义看，狄仁杰的这次下狱实际上是做了一次酷吏政怡的牺牲品。与狄仁杰同时被捕下狱的魏元忠释放以后，武则天问他为何屡次下狱？魏元忠回答说：好比一头鹿，罗织之徒好比狩猎者，他们需要用臣之肉作羹，臣又如何能够幸免！这些人杀臣的目的在于升官和追求显达，臣又有什么过失呢？魏元忠的这些话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从史籍记载的一些现象分析，武则天的心理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病态程度，即怀疑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人和最信的大臣。先太子李贤被害死后，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又下令将他的两个儿子活话鞭死。李贤的儿子，即武则天的亲孙子，年纪尚幼，也不可能参与什么政治活动，当然也不会构成对武氏统治的威胁。她能对亲骨肉下此毒手，不是心理失常又是什么？武则天对至亲骨肉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更为荒唐的是，宰相傅进艺梦见自己登上了湛露殿，醒来后便把此事说给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听，这个人也想靠告密升官，当然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便将此事告发了，结果傅避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