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被视为价格与权威之外的另一种组织控制机制。作为一个高科技企业的集群，中关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中关村企业信用体系，信用体系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关村经济的发展。没有信用，就没有中关村经济。
一、新经济遭遇旧信用体系
“中国IT业的心脏”、“中国的硅谷”，这些都是中关村各色称谓中最常见的典型。而在村里，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称谓可就没这么客气。“骗子一条街”、“盗版一条街”这样的叫法也不鲜见。中关村有着不太光彩的过去，以牺牲信用来迅速完成原始积累是中关村许多高科技企业早年的起家模式，随着中关村经济的做大，这一招现在已经不灵了。过去，中关村企业普遍信用意识淡薄，绝大多数企业没有信用管理部门，更不知道借助信用中介机构；信用信息流动渠道不畅，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银行处在信息弱势地位，对企业信用状况了解有限，对中关村中小企业信心不足；在选择合作企业时，绝大多数企业是通过“与合作方接触”或“了解合作方的行业排名”来评估合作方的信用状况的，而通过正式的资信报告来确认对方信用状况的企业仅为34%，80.3%的企业是通过“建立良好客户关系”来降低风险，而采用“事前资信调查”方式的企业仅为47.7%，超过86%的企业并没有设立独立的资信部门；不重视信用还直接令跨国公司与中关村企业的交易产生了隔阂：所有跨国公司均设立有信用部门，而中关村企业却一般拿不出自己的信用报告。相关材料显示，不重视信用已经给初期的村里企业的商业活动增加了巨额交易成本。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因此增加的交易成本至少几千万元。
二、制度：中关村的信用平台
通过推行中关村企业信用报告制度、中关村企业信誉免检制度及“瞪羚计划”，成立中观村科技担保公司来搭建中关村信用服务体系，为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信用服务。信用报告可作为企业申请担保公司或银行的贷款、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参考文件；也可用于企业间商务往来时的企业信息查询和信用状况的参考依据。通过实施“瞪羚计划”，将信用评价、信用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担保贷款业务进行有机结合，加上政府的引导和推动，凝聚金融资源，为村里高成长中小企业构建高效、低成本的担保贷款通道。具体地说，信用良好的高成长企业，可由政府贴息或补助、担保公司担保，每年从银行获得1000万～3000万元的贷款。“瞪羚计划”启用了信用奖惩办法：将企业履约情况设定为五个星级。企业首次进入通道即被评定为一星级，享受基准贴息率20%的优惠。以后每完成一个年度的履约增加一星，贴息率增加5%，最高贴息率达到40%。同时，同时协作银行给予企业贷款利息下浮优惠，每增加一星，下浮2.5%，最高下浮10%；企业若发生与“瞪羚计划”相关的违约行为，在担保公司和银行对其追偿的基础上，给予降低“星级”处罚，并视情节轻重，可向社会公布其失信行为，乃至开除出信用促进会。“瞪羚计划”每年可帮助园区“瞪羚企业”解决超过50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三、普遍主义：中关村的信用结构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信用结构（structure of trust）。特殊主义“凭借与行为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普遍主义则是“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二者的区别是，支配着人们彼此取向的标准依赖还是不依赖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关村企业的信用结构则呈现出普遍主义的倾向，并成为支撑其文化的基础，为中关村的发展和村里企业契约关系的扩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它使村里企业间的分工更细致，交易更广泛，契约化程度更深广，资源配置的效能更高。普遍主义有利于理性化制度的建立运转。中关村里有一种契约文化，即村里企业普遍遵守的经济交往中所订立的契约，信守诺言。对中关村的企业而言，大家住在同一个“村里”，一旦有不守信的行为，信息会立即传开，他在村里就很难立足。另外，各企业的老板都是“村里”人，本来就相互熟悉，有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长期的业务交往，更进一步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和信任，人与人之间因地缘、亲缘再加上商缘，结成了相互帮助，相互信任的友情网，企业之间交易活动正是在这种友情网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很少会发生造假、欺诈、恶意拖欠等失信现象。
四、企业：在诚信中沟通，在诚信中成长
中关村为村里企业提供更多的相互了解的机会。相互了解，才有可能相互信任。2003年7月12日，中关村科技园区第十次银科企联谊会上，由园区内百家知名企业发起的“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宣布成立；2004年3月30日，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组织园区内70多家会员企业、信用中介机构、法律顾问机构等单位，在融科资讯中心会议厅，举办了一期“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体系”网站培训，这意味着“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体系”网站的正式开通。村里的高新技术企业基本处于相对封闭和完整的政府管理环境中，有各种专门的机构，政府各部门依法管理，对企业要求比其他区域要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信用数据的采集、积累与规范和信用环境的建设。比如说，企业主动向不同部门提交各种数据、月报。由于给不同部门的报表都是围绕经济活动进行归纳和总结的，所以相同指标有统一的规范性。一方面政府易于调用和了解数据及信息资源、核对经济指标和数据；另一方面避免了企业的任意性。“报税少报、到银行多报的事儿，在中关村基本上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企业为一个目标做一次假很容易，但中关村企业为不同的目标每月做假，没有必要，也不容易做到。”中关村企业信用报告利用了由政府整合的基础信用信息系统和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专业调查及评估能力，有助于企业间相互了解信用能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信用报告用于企业进行商务往来、扩大了业务渠道并树立了企业商誉形象。
五、启示
1.信用机制保证了集群内部的合约治理效率
现代经济是建立在广泛的契约化基础上的。产权交易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但是要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就需对交易各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的界定，并以契约的形式加以监督保护。可是，契约的运作不是免费的。契约制定过程中当事人的讨价还价和契约条款的执行都花费成本。契约的运作成本与当事人构造的“契约结构”有关。但是，当信息不对称时，没有第三方的权威就会使相互约束失去均衡，从而可能使契约演变成一方掠夺另一方的工具。信用成为价格与权威之外的另一种组织控制的机制，在集群中，交易伙伴之间有了这种道德默契——信用，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契约的治理才是高效的。
2.信用结构有利于集群企业合约关系的扩展
信用机制不仅影响契约关系的治理效果，而且，还制约着契约关系的空间扩展。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种合作是在分工基础上通过交换实现的，因此，合作秩序的扩展同时也是契约关系的扩展。信用及其结构从根本上制约着不同企业扩展契约关系的难易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不同企业绩效的差异并制约着企业发展模式的选择。集群将越来越多的企业纳入分工的体系，而真正支撑这一体系扩张和维系这一体系运转的是信任。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里，信息总是不完备的。即使是集群内企业，信息不对称也无法消除，如果企业之间没有起码的信任，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达成契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任是跨越信息障碍的桥梁，是签约各方在对方身上所下的“赌注”。威廉姆森（O。E。Williamson）引述过Gambetta关于信任的定义，即信任就是代理人凭以估计另一代理人履行某一特定行为的主观可能性的程度。当我们说信任某人或某人值得信任时，其隐含的意思是说他将履行有利于我们的行动或至少不会蓄意损害我们的利益，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与他进行良好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