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傅天琳那些清新真挚的诗篇就是她心底流出的“抒情曲”，那么，重庆，这座“被扬子和嘉陵挟持着”的古城就是在这些乐曲中浮起的“音乐岛”。重庆，煅造了傅天琳那独特的诗魂，赐予她丰富的灵感，又始终牵动着她的感情，浸润着她的思想。无论傅天琳走到那里，大兴安岭、西伯利亚，还是巴黎、莱茵河，重庆的意象总是不时游动在她的视野里。重庆人的气质、风格，巴渝文化的自然风物、人文景观，就这样与傅天琳的诗歌追求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一
傅天琳与巴渝文化的联系首先是生存意义上的。
傅天琳，川西资中县人，但对她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却无疑是巴渝文化的中心重庆。在重庆，她接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校教育。之后，她的人生足迹踏遍了几乎整个重庆城，从偏远的缙云山园艺场、远郊区的北碚文化馆，直到市区的重庆出版社。在她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曾经和无数的重庆青年一样，经受了劳动锻炼。“家庭出身问题”等等一系列的人生事变，使她切切实实地体验了在中国特定的政治风潮的裹挟下，巴渝文化的生存环境给予个人的种种痛苦与不幸。但又是在农场劳动的19年间，傅天琳完成了文学的启蒙，走进了一个瑰丽动人的诗的王国。巴渝文化的灵秀之气被她纳入到自己的精神结构之中，决定了她最重要的生存形式和生存方向。在这个诗的王国里，又是那样一些智慧而爽直的重庆人给了她最初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帮助。重庆这座城市连同它所代表的巴渝文化的生存形态都在傅天琳那里烙下了自己的鲜明的印迹。当她学会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巴渝文化的山水风情、生存面貌就很自然地被摄入了这一艺术的境界之中。
因此，在傅天琳的诗歌创作中，到处活跃着她个人的生存形象——准确地说，是她在巴渝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形象。我们看到了缙云山上苍翠的树林（《树枝》、《绿叶》等），婉转的金丝雀，川东丘陵的特产柑橘（《枯叶》等），甚至柑橘研究所里的科学实验报告（《蜂与蜜》），看到诗人“在长满苔藓的山崖上”惊喜于人间的真诚（《偶遇》），一对“牛鬼蛇神”的后代因爱情而生出的烦恼《爱的追逼》），一顿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团圆饭”（《团圆饭》），看到她给女儿穿上亲手做的裙子（《你穿上妈妈做的裙子》），带着弟弟“去九园吃包子”（《弟弟》），为她得了癌症的母亲到处寻找草药（《半枝莲》），看到了当肝病纠缠的时候，诗人“轻轻的昏迷和甜甜的呼喊”（《往事》），看到坐在码头上，“心事如潮滚滚而来”（《心事》）……与重庆、与巴渝文化环境相联系的诗歌作品就占了一大半。特别是她的早期创作，如诗集《绿色的音符》、《在孩子和世界之间》的全部及《音乐岛》的1/2均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直接生发和提炼。傅天琳在重庆生活的主要经历，包括果园劳动、失母之痛、爱情婚姻、生儿育女等等事情都相当清晰地映现在了她的诗歌作品里。
按照传统的批评标准，傅天琳诗歌的这一特征似乎就应当被称之为“现实主义”。姑且不讨论这一术语在当代诗学中的确切性，我认为它倒是部分地反映出了傅天琳诗歌的思想内涵：不喜欢作抽象的抒情、绚烂的幻想，她的情感都与一定的写实性因素相结合，特别是1987年以前的创作。也就是说，傅天琳比较倾向于表现巴渝文化的实际生存景观，表现她个人在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具体而细微的感触。
对人的基本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也形成了傅天琳在新中国第二代诗人群体中的独立地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替之时，这一刚刚涌现出来的诗人群体曾被人称之为“朦胧诗”派。现在看来，这实在有些误会。他们当中不少诗人有不少作品实在谈不上什么“朦胧”，而其中傅天琳的诗作就更是如此。因为，任何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很容易进入到她的艺术世界，都不难感受到她所描绘的巴渝文化的生态景象。
二
傅天琳生活在巴渝文化的生存环境当中，又努力表现着它的真实形象。这样巴渝文化的精神品格也就深深地感染着她、铸造着她。傅天琳的诗歌创作比较生动地显现了巴渝文化的精神风采。
在中国地域文化学的意义上，巴渝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厚，且又与比邻的蜀文化、夜郎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甚至遥远的越文化相互影响，要准确地剖析它独特的文化品格实在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但是，从“死”的历史传统与活生生的现实生态相互结合的这个层面上，我们还是可以作出一些粗略的分析和概括：巴蔓子自刎“以头授楚使”（《华阳国志》）、钓鱼城浴血保卫战，这都生动地体现了巴渝人那顽强不屈的人格追求。素以幽默风趣著称的川东戏曲表演、民间文学又似乎显示着巴渝文化那开朗、乐观的一面。这无疑构成了巴渝文化的底蕴。
一篇题为《果园交响诗》的报告文学曾生动地叙述了傅天琳的生活与性格。在果园劳动时，为了跟得上大伙儿挖土的速度，她天不亮就出工，一个人拼命地干，手掌磨破了，鲜血把她的手和锄把粘在了一起，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当肝炎、肾炎先后向她袭来的时候，她躺在病床上，一只手捂着病区，另一只手还紧紧地握着笔……巴渝精神顽强、坚韧的特征在这位弱女性的身上特别地引人注目。
傅天琳曾这样自我描述：“我是一个孱弱的人，爱哭/不像那些开朗的女孩子/我怕冷/怕蛇/怕那些也很胆小的小东西/我摔过很多跤/在挑担子的时候/在走夜路的时候/我只是不会偷懒”（《一个人的感受》），这似乎是要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怯弱的小女孩。其实，在我看来，能够有胆量表现自己内心孱弱的人本身就是顽强的、坚韧不拔的，“不会偷懒”便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执著。诗人将这样的人生追求投射在大千世界，于是，山川草木也就成了这一精神的化身。她咏树枝：“啊，你这信念和忠诚的统一，/你这坚强和柔韧的结合！”（《树枝》）咏麦苗：“柔若无骨的小苗，是感受与抗争的旗帜。”（《麦子》）她这样鼓励外出的丈夫：“眉结紧锁的男子汉不是男子汉/牵挂太多的丈夫不是好丈夫/去吧，不要担心这样那样的事情。”（《帆影》）
有顽强坚韧的意志，也就有开朗乐观的人生态度，巴渝精神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依托的。傅天琳诗歌乐观明朗的格调、透明天真的情趣已为评论界所公认。她似乎真的生活在一个诗化的世界里。这里果园飘香，牧歌声声，孩子甜蜜地躺在摇篮里，世界弥漫着和谐友好。有时，她想象自己是一颗“透明透亮”的“雨滴”，“带着无邪的天真，/带着野性的调皮”（《雨滴》）。又想象自己是一只熟透了的“苹果”：“我的微笑，挂在孩子脸上/我的甜蜜，流进老人心窝。”（《我是苹果》）她无拘无束、潇潇洒洒地走在一条通衢大道上：“我走在大街上，田野上/走在和我一样匆匆前行的人群里/我知道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我信赖他们，我爱他们。”（《一个人的感受》）当然，这并不是说傅天琳对人生的艰辛与苦难视而不见，她也曾因“灾难”卡住脖子而悲叹（《无题》），因等了20年的“团圆”而感慨。不过，从总体上讲，她更倾向于用真善美的灵魂去过滤这些淤积的痛苦，最后得到的仍然是那一份天真和明净。她说，“诗人是苦难最多的人”，但“一公升的苦难/甚至要泛滥出一百公升的欢乐来”，“头发白了才好/有白发才有风度/皱纹多了才好/有皱纹才有深度”（《森林之梦》），“没有柳笛儿照样吹春天的调/没有贝壳儿照样赶大海的潮”（《音乐岛》）。她甚至说：“诗人只懂得去爱/即使被抛弃之后依然去爱/即使被爱过一百分之一秒/也视为长久。”（《序幕已经拉开》）
三
傅天琳生活在巴渝文化之中，她的诗歌创作又生动地传达了巴渝文化的人生态度及精神品格。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傅天琳对巴渝精神的接受最终又上升到了一个相当自觉的层面上。《暖暖的西南风》就显示了诗人的这种自觉意识：“暖暖的西南风/摇响塔尖的风铃/穿过亮节的竹林/一片岚气与旷达冉冉升起/西南风走访古今轶事/西南风纵横天下大事/断然肯定/这里是春天……”
傅天琳的“西南风”有两个显著特色。其一，虽然这“风”被笼统地冠以“西南”，但从全诗出现的诸如长江、嘉陵本田、美术学院的铝合金雕塑等等意象来看，“西南”实则“巴渝”，西南风亦即“巴渝风”。其二，在诗人眼里，巴渝风胸怀宽广、吞吐万象，它既属于历史又囊括了现实，同时预言、指引着将来：“西南风研究过马克思/研究过魏征”，“让装订许多遍的政治经济学”“鲜活起来”，引导每一个人“走入广阔的生活”，“让大西南的生命飞翔起来”。显而易见，巴渝风实际上就是傅天琳眼中的巴渝文化与巴渝精神，它的“博学”的气魄显示了巴渝文化通西蜀、下夜郎、接楚湘的兼收并蓄、无所不包的宽容气象，它“不懂得什么叫凝固”的活力又表现了其可贵的开明：“这西南风的足迹永远不绝/这大西南的梦与欲望就永远不灭。”看得出来，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傅天琳尤其赞赏巴渝文化的宽容与开明。这一品格与时代精神合拍，加强了诗人对地域文化的自信心，促使她能够在一个更自觉的意义上来理解和推进巴渝精神。
我认为，对地域文化的这一自信和赞赏对傅天琳诗歌的影响是双重性的。
首先，巴渝文化的这种相对的宽容与开明着实让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着迷，并唤起他们由衷的眷恋之情。这样，他们可能会因此忽略了这一文化系统本身的若干缺陷，因而也就相对地缺少了那么一点自我反省精神，批判和超越这一文化传统的意识不够强烈。比如，我们看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巴渝文化颇具中国城镇文化的特征，即筑城建州的时代较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人生情趣对整个文化圈产生了较强的辐射式影响，这样，整个文化呈现出一种与居民生活相适应的“重实际、黜玄想”的风格。前文我们所述的傅天琳诗歌表现“生存”的某种“写实”之风，归根结底地分析，应当就是这种文化精神的反映。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傅天琳诗歌都不作过多的形而上的思索，即便是选择了一些“形而上”的题材，如死亡、寺庙、神像，也还是吟唱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情感。例如，她这样写一位抗洪救灾的英雄的遗像：“……你正是这样微笑着/压住波涛/用宽阔的肩——横跨在/水与死亡之间的/生命线/一群被围困的老人和孩子/就从上面安全地通过……”（《你微笑着》）
在傅天琳的眼里，浮现着的不是对死亡和生命本身的思考，诗中仍然是一个“写实”性的镜头：英雄如何在汹涌的波涛中拯救他人。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要求诗人该怎么写，不该怎么写；但是，作为不无“苛刻”的文学批评，我们也真诚地盼望着傅天琳也能带着她那敏锐的诗心突进到一个更为恢宏的生命的领域。
其次，我们也应当看到，巴渝文化的宽容、开明毕竟不是坏事，当诗人在这一平和的文化心境中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新信息，当这些新信息聚集到一定的数量，就会对整个系统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甚至在最后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文化精神结构。这也表明，只要有恰当的时机与合适的环境，巴渝文化仍然具有自我改造的潜力。当然，所谓“恰当的时机与合适的环境”，主要还是针对这些“文化人”的个人素质而言，在于他们能否把握住这一自我改造的时机，尽可能地接受新的异质文化的生存环境。
我们看到的正是一个不断进取、不断开拓、不断追求的不曾“凝固”的傅天琳。从“果园”到“大海，”从“大海”到“大洋”，从东方到西方，傅天琳作为一位现代诗人的优秀素质越来越多地表现了出来。
在傅天琳诗歌的“文化蜕变”过程中，我们看到至少已经存在了这么三个环节：
一是从“果园”到“都市”。果园诗人的傅天琳满眼皆是生机勃勃的柑橘、苹果、橙子、翠鸟、金丝雀，她的个人情感掩蔽在这片茂密的大森林里，还来不及更自由舒展地开掘内在的精神世界。但是，年轻的生命毕竟渴望自由、渴望发展，诗人终于“顾不得整整一座果林的挽留”执著地飞向了新的天地。
二是从“都市之内”到“都市之外”。大都市五彩缤纷的生活极大地丰富了她的内心世界，娇儿绕膝的欢乐熨帖着她的心房，傅天琳开始较多地表现着生活中的自我，表现着人的情绪和思想，她的视线不再为那蔽日的浓阴所阻挡。特别是《音乐岛》及《红草莓》的“新年电话”一辑更是记录了傅天琳一连串的“远足”的印迹。大兴安岭、雁荡山、西子湖、绍兴城、呼伦贝尔、加格达奇，“都市之外”向傅天琳展开了一个无限广阔、无限丰富的空间，当然也给人无限的启示，异域文化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诗人的创作。
三是从东方到西方。傅天琳随作协代表团的西欧之行对她的思想成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当然不是说西方文化一定优于东方文化，而是说西方文化对于傅天琳所熟悉的巴渝文化乃至东方文化而言，无疑包含着许许多多新的精神养料。西欧归来，傅天琳的诗风发生了迄今为止最显著的变化。1990年诗人的自选诗集《太阳的情人》问世，其中的第五辑就选录了这一变化之后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是，温软飘逸的作品少了，慷慨激昂的作品多了；柔柔的抒情少了，冷静的思考多了；即兴赋得的短章少了，气势恢宏的长构多了。昔日天真活泼的女孩子被“实质”所抛弃，“纯洁和崇高使你放射出悲壮之光”（《太阳的情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她信赖，值得她一诉衷肠，“现代障碍透明如冰品”（《孤岛》），风花雪月的人生弥漫了矛盾、对立和不稳定（《风花雪月》）。在《逝川》、《艾柔巴伊》和《海》中，傅天琳对宇宙、人生某些较为恢宏的思考让人震撼。
熟悉了“果园诗人”那特有的天真明净，人们也许会为傅天琳的这一变化感到惊讶，甚至不无遗憾。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变化就一定代表了傅天琳所要达到的那种“大诗人”的未来。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一个诗人都必须完成这样的“文化蜕变”。巴渝文化也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在现代社会，巴渝人应当为它的“现代性转化”努力探索。探索不一定都能成功，但探索本身却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