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曾为促进唐朝的繁荣，起过重大作用。但是，唐朝中后期时，由于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使唐政府手中已经没有可以控制的土地，均田制无法再实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与之相适应的赋役制度——租庸调制也就无法实行了。这就使唐政府的财政收入发生了危机。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780年，宰相杨炎向唐德宗建议改革赋税制度，实行两税法。“帝善之，使谕中外”，批准执行。请准后，杨炎便大刀阔斧地推行两税法。
两税法规定：废除战国以来“以丁为本”的赋役制度，改为“以资产为宗”，即以土地财产多少为标准的税收制度。“户无主客”，“人无中丁”，一律在所居住地区登记，编定户籍。官府按贫富将居民分为九个等级，按不同的等级征收不同的税额，资产多的税重，资产少的税轻。纳税的多少同人丁多少已无关。两税法又规定：没有固定居住地的商人，也应在所在州县缴纳资产的三十分一（后改为十分之一）的税收。两税法还规定：自王公百官到普通老百姓，都要纳税，每年分夏秋两季交税，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晚于十一月。故称“两税法”。
两税法的实行，是唐代财政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将赋役制度由以人丁为主改为以土地财产为主，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它的出现，意味着我国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反映了唐朝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两税法使赋役负担较为合理，也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但是，两税法的实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刚开始实行，便遭到了一批“议者”的“沮诘”。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已经行使了数百年，不可轻改，死死抱住旧制度不放。原因是他们想继续“领其职”，控制唐政府的财政。对此，杨炎上书反驳。他指出：“财赋者，邦国大本，而生入之喉命，天下治乱重轻聚焉”。事关重大，旧的赋役制度不改不行，非改不可！
唐德宗坚决支持杨炎的改革，对“议者”的“沮诘”，一概不听。两税法实行的结果，“天下果利之”。据统计，两税法实行后的头一年，唐王朝政府就查出被地主隐瞒的一百五十多万户人家，征得税钱一千余万缗和米、麦二百多万石。唐政府财政收入大增，国家的财力得到了增强。
然而，由于两税法也有不完善之处，这就给予了地主阶级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将其应纳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致使农民负担加重，阶级矛盾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