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苏州吴县人氏，二十七岁登进士第，步入仕途。面对北宋的内忧外患，他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积极主张改革。
范仲淹任职期间，曾多次奏疏改革时弊。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天圣三年（1025年），提出改革恩荫太滥的奏疏。天圣五年（1027年）的《上执政书》，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建议。天圣八年，又上疏并州县，裁冗员。特别是在庆历三年（1043年）的《上十事疏》中，将他多年来的改革主张综合成系统的基本改革方案。在宋仁宗的支持下，按这一方案正式进行改革。
范仲淹提出的改革十事是：“一曰明黜”，改革只讲资历年限，不问政绩如何，“人人因循，不复奋励”的磨勘制度。“二曰抑侥幸”，改革恩荫制度，限制官僚子弟与“孤寒争路”。“三曰精贡举”，改革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主张“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四曰择长官”，要求重视对地方官员的选拔。“五曰均公田”，让地方官均其收入。“六曰厚农桑”，主张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七曰修武备”，主张招募精壮兵丁守卫京畿。“八曰减徭役”，减轻人民负担。“九口信”，要求严格执行皇帝大赦天下，减免赋税的诏书，取信于民。“十曰重命令”，要求立法要慎重，一旦颁行，必须言必行，行必果。这十条的中心是整顿吏治。这次改革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故史称“庆历新政”。
按理说，范仲淹提出的这十项整顿政事的主张，对于克服当时官俸兵饷激增，民穷财困的状况，对于减轻老百姓日益沉重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增强国防力量，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巩固北宋王朝的封建统治，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庆历新政”从庆历三年一月开始实行，至庆历四年五月便基本结束，先后总共才一年多点的时间便夭折了。
“庆历新政”为何会如此短命？
首先，是最高统治者宋仁宗赵祯动摇不定，改变初衷。宋仁宗由于形势所迫，开始是支持范仲淹改革的。但接下来在以宰相章得象为首的守旧派官僚的攻击、挑拨下，赵祯公然认为范仲淹等改革派“欺罔擅权”，“怀奸不忠”，要“行（伊）尹、霍（光）之事”。于是，对改革派从开始支持，继而反对，这就使改革失去了靠山。
其次，是保守派的攻击、诬陷得逞。为了搞垮改革，保守派到处煽动人们对改革派进行攻击和诬陷。他们诬告改革派或贪污受贿，或结党营私，或“谤讪周孔”，或“欺罔擅权”，等等。昏庸的仁宗，对这些诬陷竟然不辨真伪，坚信不疑。对改革人士不但不加以保护，反而将他们统统赶出朝廷，迫害打击。范仲淹、欧阳修、杜衍、韩琦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贬出朝的。范仲淹本人被赶出朝廷后，出任陕西四路宣抚使，在赴颍州途中，由于悲愤交集而一病身亡。
再次，是改革派妥协苟且，中途洗手。本来在范仲淹刚倡导改革时，虽因与执政大臣政见不合，被斥为“朋党”而屡遭贬谪。但身处逆境的范仲淹，几上几下之后，名气反而更大，赏识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一批新上台的青年官僚，如富弼、欧阳修、余靖、尹洙等，都挺身而出，支持他改革。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片大喊改革的呼声。可是曾几何时，好景不长。当仁宗翻脸，改革派受贬，几经颠簸之后，便锐气丧失，日趋保守。
这些因素，就造成了“庆历新政”的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