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边陲重镇昆明，亦曾有过一定的反响。
岑毓英办洋务
中国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奕昕、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满洲贵族和封疆大吏。1861年，曾国藩的湘军攻占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屏障安庆后，为了生产军火彻底摧毁太平军，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军械所，成为中国洋务运动的开端。云南昆明的洋务运动，史家认为当以同治十一年（1872年）岑毓英等开办云南机器局为标志。据《昆明县志》（陈荣昌等编）记载，云南机器局设在大西门内，是在原来的宝云钱局基础上拓地改修而成的。其地址在现今翠湖北路17号省物资局宿舍大院内。这个官办的云南机器局，名义上有工人100人，实际上未超过60人。英国人莫里逊在《中国纪游》中称：“局中的两个工头，曾先后在金陵制造局的马格里和江南制造局的柯尼施那里受过训练。”岑毓英还招募了法国人罗舍等帮助开办云南机器局。这个厂的机器大部是从国外购买来的。云南机器局是个兵工厂。光绪年间，岑毓英又委托候选知府卓维芳，从广东、上海、福州等地，雇募工匠来滇，试制铜帽、笔码（子弹）等弹药。中法战争后，这个兵工厂已稍具规模。但是，这个官办的兵工厂，其厂房、设备和工人素质都很差。莫里逊说：这个厂的烟囱太短，只有25英尺高，至使熔铁炉很难使用。而一切加高烟囱的企图，又都被当局以影响抚台衙门的“风水”所禁止。工人也缺乏更好的训练，加上铁质差，所生产出来的武器质量也较差。岑毓英等搞洋务，开办云南机器局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特别是镇压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莫里逊还说道：“清军克复大理，曾使用法国人在云南机器局制造的大炮，并由法国人施放，得力颇多。”
辛亥革命后，云南机器局改称为云南兵工厂。
电报局与“同庆丰”
岑毓英在云南办洋务，除开办军事工业外，也办了一些民用工业，主要是设立电报局。昆明的电报局开设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地址设在东门内的迎恩街。这个电报局既为官，也为商服务。商电每天约24件，电报发出最多的地方是上海、北京，每天收费约五十元左右。官电一日也有数十件。顾视高在《续修昆明县志》中说：自从昆明设立电报局后，往来公文，“均改由电报拍发”，“凡从前驿道之件，均改归邮局寄发，而驿站之事，遂已裁并无遗矣”。后来，在电报局内又开设了电报学堂，培养业务人员。
由此可知，昆明的洋务运动，既有其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昆明的近代化。
洋务派在昆明办的民用企业，其性质除了上述电报局、邮局之类官办的外，也还有官商合办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王炽的“同庆丰”票号（商业银行）。王炽在杜文秀起义期间，不避艰险，徒步往返于起义军和清军占领区各州县之间，做短途百货贩运，“皆利市十倍”，“经年遂拥巨资”。王炽积累了巨资后，便在昆明三牌坊邱家巷开设了“同庆丰”票号。当时，各省调剂云南的协饷，以及云南解交清廷的款项，每年约数百万两，均由“同庆丰”汇兑。它的业务，后来发展到赴京应试的举人或赴京公务的人员，沿途都可凭“同庆丰”的汇条取款使用。可见其能耐之大。原来的“同庆丰”号纯属商办。后来它与官府结纳，变为官商合办，成为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机构，则是始于中法战争期间。岑毓英督师分关时需要钱，唯王炽一家垫出六十余万两。岑毓英回师后，赐给王炽“急公好义”的匾额。从此，“同庆丰”与官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而日益兴旺。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王炽死后，“同庆丰”也日渐衰败。
短命的维新变法
维新派与光绪帝合作开展的维新变法运动，在远离京师的昆明也是有所反映的。在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时，签名的1300个举人中，就有15个云南籍举人。其中有：白嘉澍、段荣嘉、张锴、程梧、蓝和光、赵鹤龄、徐新德、陈玉相、陈永锟、缪云章、钮尚质、詹太和、胡开云等。其中的白嘉澍、段荣嘉、张锴为昆明人。正是这些赴京应试的举人，在全国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带动下，把维新变法之风吹到了云南昆明。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下令变法。在“百日维新”中，云贵总督崧藩是个支持变法，有志维新的满人。他在云南推行了光绪帝变法的命令，主要是整顿了军事。他查办了云南防军积弊，将吃空额的管带雷家春革职；军训改练洋操，每月大操九次，月终检阅会操；分别赏罚，有奖有惩；又在承华圃东侧设立武备学堂，筹办军校；还在圆通寺设立营团，在昆明附近扼要之地分五路驻扎。至于改革机构、澄清吏治、奖励工商、废除八股、兴办学校等改革内容，崧藩在云南还来不及实行，便被那拉氏发动的政变所中断了。崧藩亦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
云南昆明的维新变法，才开始三四个月，就被顽固派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