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走到了它的尽头。1840年，英国的舰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一步一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昆明，这时……
五湖客商纷入滇
清代乾嘉盛世时，云南的资本主义萌芽比明朝中后期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在采矿业方面尤为突出。云南的铜、锡矿的开采著称于世，从康熙至乾隆年间，铜矿的开采已多达46处。这些冶矿业手工工场的工场主，多系“湖、江、广的大商巨贾”。他们每开一厂，便获利数十万两白银。
在冶矿业的推动下，昆明的商业活动也更为活跃，成为经营锡锭、铜锭的重要城市，并日趋繁荣。五湖四海的客商，也随之纷纷进驻昆明。这时，到昆明经商开矿的外省人，有江西、湖南、四川、福建、陕西、山西等省籍。他们除了在云南经营矿冶业外，还大做“烟土”（鸦片）生意。
由于在昆明的外省人越来越多，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他们纷纷建立起会馆。一时间，昆明各种行业会馆林立。在城东的禹王宫（又名秦佛寺），建立了两湖会馆；在归化寺右的兴福寺内，建立了江南会馆；福建人在校场一带，建起了火神庙和天后宫；山西、陕西人在南门外的太平桥一带，建起了关圣行宫；江西人在太平桥左侧，建起了肖公祠……这些馆、寺、祠，均成了他们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据点。
这时，官渡出产的滇缎、乌帕，书林街灰土窑出产的陶器，江宁客商在昆明设场制造的白铜白盒，昆明博古堂出产的铜佛、钟鼎等铜制手工艺品，都是十分畅销的货物。
鸦片烟毒滚滚来
鸦片，是经过提炼的罂粟汁浆，原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英国人在商品入侵中国失败之后，便对中国大量走私鸦片。于是，罂粟的种植也在中国泛滥开来。
滇中高原的土地与气候，十分适合种植罂粟，而且所产的鸦片，其质量也较其他省好。“云土”驰名国内，其声誉和价格也日益高昂。云南种植罂粟，先在滇西边境。由于清政府中主张驰禁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等人主张“宽内地人民栽种罂粟之禁”。于是，罂粟的种植浪潮便从边疆向昆明地区滚滚袭来。至清朝末年，昆明地区的四十八堡五百多个村子中，似乎“家家皆种烟土”。晋宁一地，种罂粟的面积竟占耕地的5%～10%。有人估计，当时昆明城乡大约有14%～15%的人吸食鸦片烟，若以五十万人计，当有七八万人是“鸦片烟鬼”。这些人，不仅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鸦片，犹如一个无形的魔鬼，给昆明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它不仅败坏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摧残了人们的身体。到头来，落得个“东亚病夫”的辱名！
“忍被鬼伯同时录”
在旧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的富裕，反而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人民生活每况愈下。
道光年间，昆明的盐井、矿井多为少数官吏、豪富垄断。江西、湖广商人又从中渔利，剥削甚重。加之官府和地主催租逼粮，郊区农民生活非常困苦。城市中的职员和工人，收入也十分微薄。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当时的昆明著名诗人李于阳有诗云：“三百钱买一升米，一升粟饱之日腹，穷民赤子钱何来，携男提女街头鬻，明知卖儿难救饥，忍被鬼伯同时录！”这当是鸦片战争前夕昆明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