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共之”的新方针
明朝在云南的统治者，俨然把昆明分为两大部分：砖城内是座王公贵族的城堡，城外（主要是城南和城东）则是“商埠之地，列肆纵横”的茶马交易市场和居民区。到了清代，特别是平定“三藩”叛乱，剪除了吴三桂割据势力之后，当时的云贵总督、云南巡抚蔡毓荣、范承勋、王继文等人，多次上书康熙帝，主张在云南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发展昆明的工商业。
他们的奏疏，终获恩准。清政府对昆明实行“与民共之”的新建设方针。所谓“与民共之”，就是允许老百姓迁入城内，打破明代街署独居砖城的格局。雍正、乾隆以后，由于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扫除了土司世袭制，加之与省外及东南亚国家经济交流的频繁，居民移居城内者越来越多，甚至省外三江、两湖的商贾及手工业者，也大量迁入昆明城内。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清朝一代，曾经对昆明进行过二十三次大的修建。
这样一来，清代昆明城内外的街道也就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有了一个较大的拓展。陆复初先生在《昆明简史》中称：据民间老人回忆，清初的昆明市郊共有三坊二十八铺，或二十四铺，城内外约有街道150余条，大小巷道400多条。
所谓“三坊”，一是“崇政坊”，位于南门至马市口之间。二是“报功坊”，位于马市口至圆通街之间。三是“世恩坊”，位于北门街一带。《昆明简史》所载十八铺如下：云津铺——巡津街，新城铺——广济街（金碧路之一段），三义铺——竹子巷，石桥铺——盘龙路一段，三义铺——盐行街（拓东路西段），咸和铺——咸和街（长春城东段），敷泽铺——珠玑街，鱼课司铺——司马第巷，碧鸡铺——金碧路西段，太和铺——太和街（北京路中段），近华铺——大观街，高山铺——南屏街，庆丰铺——庆丰街，临江铺——临江里，羊马市铺——羊市口，迎恩铺——东站，西来铺——东寺街南段，东寺铺——东寺街北段。
后来，随着工商业区的扩大，街道分得越来越细，就由十八铺发展成了二十四铺。如土桥铺、鸡鸣桥铺、金牛铺、桃园铺、文林铺、龙翔凤翥铺等，可能就是后来所增加或新划分出来的。
三坊十八铺的出现，说明清代昆明的街道的拓展，工商业的繁荣，都已今非昔比，大大超过了明代时的昆明。
昆明的新布局
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化，昆明的城市布局在清代也有了新的变化。
就政府机构而言，元代时，以威远街为中心。明代也大体如此。清代，则向西部移动，以胜利堂为中心，并向四方辐射。其布局大致是：云贵总督署在胜利堂内，云南巡抚署在昆八中，云南府知府署在文林街，昆明县知县署在圆通街，贡院在云南大学，盐法道署在中华小学，巡警道署在报国街，劝业道署在景星街……
在工商业区的分布上，也发生了重大转移。明代时，拓东路、得胜桥、三市街一带所谓城南地区，长期以来都是昆明的工商业中心。清初，大体上也是如此。鸦片战争和杜文秀起义以后，由于城南、城东屡遭战火，房毁民迁，昆明的繁华中心便由南城外移入三、四牌坊一带。
说到牌坊，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坊以外，清代昆明还有五华山前的万寿无疆坊，威远、光华街口的天开云瑞坊等十座牌坊。昆明人通常所说的一、二、三、四牌坊，是以三市街、正义路为中轴，由南往北数。一牌坊，即金马、碧鸡坊；二牌坊，即忠爱坊；三牌坊，即天开云瑞坊；四牌坊，即万寿无疆坊。由此可见，清代中期，昆明的工商业中心移到三、四牌坊一带，当是今正义路地段。这也就是说，从清代中期以后，正义路便成为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区，最主要的通商要道了。
清代的昆明交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明代，昆明郊区仅有桥梁十余座。清朝一代，对河道的修浚也很注意，在郊区共修大小桥梁约七十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昆明工商业的繁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观河的重修。吴三桂统治云南时，为了运粮，将又狭且浅的大观河河道拓宽挖深。同时，又在小西门外开一篆塘（大观街口）。这样一来，“粮米入仓，甚为便捷也”。
显然，清代昆明的迅猛发展和空前繁荣，使得昆明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和无可争议。昆明作为具有全国意义的西南重镇和中国面向东南亚的重要窗口，其知名度和重要性也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