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传记，是一个最艰巨的工作。中外各国传记作品的数量，并不算少，但当得起所谓不朽之作者，能有几部？这是因为传记本身格调的关系，限制了许多写作者的能力发展。刘知几说：史才须有三长：才也，学也，识也。而写作传记，不仅具备这三个条件，还须要处处受到传记主人翁的束缚。章学诚对传记写作，比较说得具体。他说：“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这所谓无定中之一定，就是受传记主人翁束缚的意思。四五年前，吴尔芙夫人在她《传记的艺术》一文中，也说：艺术家，不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绘画家、雕刻家，都有其创造的自由；他不受什么束缚，也没有什么束缚——除了他自己给自己的束缚。传记家不然。他没有这自由，他有无数层的束缚，他的情感、想像、思想，只能在这无数层的束缚之中活动。传记写作的不容易成功，这恐怕是主要原因之一。传记家史屈莱基也有写一部完美的传记与遇一个完美的生命同样难得的感慨。
国父孙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华民国的开创者，革命的导师，并且在近代世界史上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他一生事绩，包括革命运动的经历，革命思想的开展和同时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的变动，波澜起伏，事态万殊。是一个最好的传记材料，但也是一部最难写的传记。我服膺国父主义廿余年，窃不自揆，打算写这一部传记，动机很久了。当国父逝世后一年——民国十五年春天，由同学钟孟雄君的引导，到宝山洋行去访谒居觉生先生，因雨被留，在觉生先生的藏书楼中，看到许多革命事迹的照片和书报，穷一夜之力，尽量翻阅，不觉引起了搜集国父传记资料的兴趣。十七年在广州，先师邵翼如先生手订孙中山先生传目录大纲，命我着手编写，但当时材料十分缺乏，只写了十分之一，又因他事所阻，从此搁置，原稿也即废弃。十八年在上海，襄助翼如先生（即邵元冲）编印《建国周刊》，以发扬革命历史为该刊主要任务之一，因此竭力搜集材料。翼如先生以所藏各种珍贵史料，都给我利用，按期发表。同时又常到徐家汇天主堂图书馆，浏览各种已经绝版的革命书报，对于传记的写作，因此更感兴趣，但始终不敢动手。十九年春天，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国民党党史资料编纂机构）成立，我就参加工作，从此更加深了我对于革命史料研究的兴趣；同时也更感到写作国父传记的种种困难。因为我那时襄助编辑国父年谱，及补编国父全书，对于材料的搜集，虽然比较便利，但愈搜求而愈感材料利用得不够。刘知几说得好：“学者欲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礼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所能自致于此乎？”我们写国父传记，就不能专宥于局部的材料，必须广及同时代其他有关材料，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是材料搜集得多了，还须加以审慎地去取，严密地鉴别，即所谓“学者博闻，贵在择之而已”。因此，我从二十一年起，曾经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从事史料的考订工作，写过许多有关革命史中重要事实的考订文章，在《建国月刊》上发表，如国父先世世系，兴中会创立地点和时间问题等，都曾加以讨论。我当初的计划，是想对于每个革命史中的重要问题和史实，加以彻底了解，然后才可以用融会贯通的方法，写成一部比较生动的纪传。但深感自己学力才识不够。因此虽然抱了这种热情，始终不敢下手。直到二十四年，才开始试写，每当一章写成以后，自己看看，终不满意，虽是不断地往下写去，却从不轻意示人。二十五年，曾以已近之稿，请示翼如先生，不幸是年先生在陕殉国，原稿尚留置在他的书房内，未加手定，从此失掉了一位指正的先进，我也兴趣索然，不想继续写下去了。
抗战以后，我把这部稿子，在杂乱生活中，带到后方，但为恐敌机炸毁，常常保藏在乡间，同时工作环境的变迁，更无法继续写作。许多师友每以此督责，使我感到万分惶悚。尤以吾师黄季陆先生之督责最严，到最近又得黄大白、缪振鹏两兄之助力，才能续成付印。这一本几经酝酿，历时甚久的稿子，现在虽然才能问世，我反而因此惴惴不安。因为国父的伟大事迹，在我这平庸的笔底下，只是一堆没有消化、没有结构的材料而已。
这部传记的体裁，在此不能不作简单的说明：当我动手时，首先抱定了实录直书的态度，因此有许多在革命进行中误事败事的党人，并不掩饰；当时很努力而现在变节的人，还是根据事实，加以记叙。历次革命运动，此兴彼仆，都有脉络可寻，因此特别注重整体性连续性的描写，而尤于国父策动领导的关系，处处关照，以明宾主。我并不忽略国父生活动态及实际行动的描写，我更企图在这实际行动背后所隐藏的革命动力，加以透视。为要了解国父思想的演进，人格的成长，内心的变化，常常不惜篇幅来引用国父自己的话，更用各种其他事实加以旁证，有时，意境飘逸，恍惚身临其境，我曾流过热泪，也曾欢欣而笑。有时，我也曾以旁观者的态度，来观察衡量当时事实的经过。虽然由于材料的缺乏和自己能力的限制，不能畅所欲言，但我却企图使这部传记，能够成为国父生活之体系化。全书因写作时环境一再变动的关系，许多引用的材料，大都未加标注；现在大部分的材料，且多散佚，更难查明记注，这是很大的缺憾。但全书所记一事一言，都是有根据的。现在据记忆所及，曾经参考的重要材料，尚可举出的：关于国父远祖迁徙的地点和家世的源流，我过去虽曾做过许多考据的工作，但现在完全接受罗香林先生的意见。国父故乡的一切情形，我在中央党史会时，曾请钟公任先生加以实地调查，而王玉斧先生的再度调查，更给我不少材料。现在玉斧先生已归道山，这些资料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关于国父在檀香山的求学情形，大体是根据美人利斯特力区（H。E。Restarich）的《孙逸仙传》，因为他曾在檀岛教书，关于意奥兰尼学校的情形，再没有比他更详尽的记载了。伦敦蒙难的事实，一方面根据国父原著的英文本，对现行的译本，有相当校正；一方面又根据罗志希先生的考订及其所附侦探社的报告原文。兴中会方面的事实，主要的参考材料是陈少白先生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少白先生此书，作于民国十八年他南下参加国父奉安的时候，当时系应翼如先生的邀请，替我们《建国月刊》社同人讲述的。至于美人林白克先生的《孙逸仙传》，英人康德黎先生的《孙逸仙与新中国》，及日人宫崎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孙逸仙传》，田野桥次郎的《中国革命史》等，都是重要参考材料。民国二十年平冈小太郎也曾从青岛寄来一篇回忆，我请程万里先生加以选译，现在程先生也已作古，不胜人琴之痛。兴中会及同盟会时代关于南洋及美洲华侨参加革命的许多宝贵材料，应该感谢的一位是张永福先生，他给了我一本《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位梅乔林先生，承借印刷精美的《檀山华侨》，以作参考，同时又替《建国月刊》写了许多文章，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料。黄警相先生的《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迹》，也是一本好书。而胡展堂先生十九年在新亚细亚学会演讲《南洋与中国革命》的时候，更对我有很多的启发。在此时代的革命书报，如《民报》、《复报》等，都曾加以浏览，先烈的著作，如宋渔父的《我之历史》，陈天华的《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等，都是最好的直接史料。
辛亥革命及民国以后的参考材料，最重要的是居觉生的《辛亥札记》，查光佛先生的《武汉阳秋》，蒋介石先生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张民权先生的《孙大元帅回粤记》等。毛思诚先生手编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关于革命创导者与承续者的各种重要关系，对本书最多参考。而翼如先生给我的启示和鼓励最大，他给我的参考材料也最多，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史实，和护法经过等，都是他的材料。本书未能得其审订，是一件最大的憾事。其他党国的先进，如吴稚晖先生、于右任先生、戴季陶先生、居觉生先生、孙哲生先生等的讲演论义，凡有关追述国父及革命史实的，都曾一一参考。至邹海滨先生和冯自由先生等的著作，也都是本书最主要的参考材料。其他直接间接参考的资料为数太多，不能细举。
此外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便是国父自己的著述。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季陆先生最近的努力，他编印的《总理全集》，在数量上超过展堂先生所编的几乎一倍，是很够我们参考的。我对于国父遗著的搜集，也曾费过相当的时间，给我写这本传记，以不少便利，这是应该声明的。文前简单年表，是依据各种年谱及本书记载，加以编写，可供参考。
国父逝世以来，各家所选传记，已经很多了，我这一本，仅是许多种中的一种，并且是一本最没有成熟的作品。刘知几所谓“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应该等待高明的史才，来完成这一个任务。这本书，虽然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但遗漏舛误的地方，一定很多，尚祈本党先进，海内鸿儒，不吝指正，实为厚幸。
高良佐
三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志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