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言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来被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史家所轻视。这种轻视主要是受传统主流诗学观影响的结果。深入研究并全面评价玄言诗，就是要重新审视这种传统诗学观念的成败得失，解读这种诗学观隐藏的主流文化精神，并由此指出玄言诗对此种传统诗学观的超越，及在这种超越中潜藏的非主流文化特质。基于此，本书研究玄言诗便有利于澄清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玄言诗的诗学内蕴及其与传统诗学的关系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玄言诗已偏离了“诗”的轨道，而成为“非诗”。这种看法的潜在根据有两个方面：一是源于上古的比兴诗学及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强化的审美诗学。“兴观群怨”说、“诗缘情而绮靡”说是其集中表现。这两种诗学观念，以现代语言概括就是“情志本体论”与“艺术本体论”。一是受王道政治与儒家经学思想影响的政治诗学与道德诗学。“知王道之得失”说、“观风俗之盛衰”说，是其具体表现。这种诗学观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新包装，并得以延续其影响。这就是我们颇为熟悉的“政治标准第一”与“现实主义至上论”的意识形态诗论。
笔者认为，玄言诗是对传统诗学泛道德化、泛政治化的超越及对“情志本体论”与“艺术本体论”的突破，开创的是一个反传统诗学的潜在世界。这个世界具有“非政治”、“非道德”、“非现实”、“非功利”、“非个性”的“超越”向度，有着向“他在”、“共在”、“神秘”、“普遍”升华的“普世”情怀。当然，这种情怀仍旧有着“时代精神”及“诗学本真”的折光，但这种“时代精神”却有着为其他时代所不及的“开放”、“涵容”及“超越”的多重向度，这种“诗学本真”也有着比传统诗学以“美善”为内容的“伦理道德”本真更深层的以“大化”为内核的“命运性”本根。玄言诗展开的书写向度真正成就了中国诗学的博大深沉。
二、玄言诗生成的文化土壤问题
学界通常把玄言诗看作玄学的伴生物，而对玄言诗作为一个开放时代的多元文化交融、多维视角观照、多元阐释交响的独特文化背景较少关注。研究玄言诗生成的文化土壤，以揭示玄言诗的内在精神实质，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历史上真正开放的时代有两个：一是春秋战国；一是魏晋时代。这两个时代都是中国文化的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笔者认为，魏晋是中国文化变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两汉经学独尊的一元文化统治瓦解，富有批判精神的老庄学说复兴，以及融通儒家名教与老庄自然学说的玄学思潮的诞生，无疑都为一个文化的伟大变革时代来临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具有异质因素的印度“佛教”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又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自我反观与自我批判的“他者”视角。
具体到玄言诗而言，经学政治文化的消解，是玄言诗能够挣脱政治权力话语，书写“自由”心灵与“超越”追求的坚实基础。老庄精神与玄学思辨，是玄言诗不顾现实社会的苦难与无奈，而向抽象化、玄远化发展的理论武器。佛教般若学独有的思辨气质又助成了这种诗歌抽象化倾向的发展，而其贬斥现实人生、寻求永恒宁谧世界的幻想又契合了玄言诗人们的心理需求，这样佛教文化又成为玄言诗发展的强大催化剂。
三、玄言诗与世族文化的关系问题
魏晋文化的多元开放是玄言诗繁荣的温厚土壤，而世族文化崛起更与玄言诗的兴盛有着直接内在的关系。世族又称士族、高门、门阀，是指世代占据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上层地位，并有着悠久的家世文化承传的特殊社会阶层。世族文化是魏晋社会的特殊产物。
笔者认为，魏晋时代形成了世族文化、皇权文化、平民文化鼎立的“三极文化结构”，它突破了秦汉皇权文化与平民文化对立的“两极文化结构”。秦汉两极文化体系是以小农经济与宗法血缘为基础，并受“交感通化思维”支配的自然文化。受自然文化影响的传统抒情诗学的内在思维特质就是“通感思维”。
世族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贵族文化，既不再尊崇皇权政治的威权主义，亦不局限于平民文化的物质理想，而是更大程度地追求着超越现实的纯精神世界。世族文化既超越了自然文化，又净化了神文文化，因而具有一种高度抽象的“逻辑思辨”特质。因为世族文化又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脉，故它终究形成了融“通感思维”与“逻辑思维”于一体的综合品性。受世族文化影响的玄言诗学也由此具有“通感思维”与“逻辑思维”合一的双重品格。
玄学与玄言诗都是世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二者又发生着内在的密切关系。玄学致力于求解宇宙、社会、人生的玄奥，从而满足了世族文化的思想需要；玄言诗书写着世族文人追寻人生秘密的心灵之路，适应了世族文化的艺术需要。只有从世族文化的角度，才能澄清玄言诗何以有迥异于传统诗学的特殊精神气质，才能洞悉玄言诗开启诗学新向度的革命性意义所在。
四、玄言诗与诗人生命世界的关系问题
不少学者以为，玄言诗是魏晋诗人逃避政治杀戮、躲避战乱阴霾、偏安半壁山河的“消极”产物。这种看法的潜在基础是：诗人的写作当服从政治的需要，并以现实为准绳，充当救亡图存的急先锋。这种看法不能说错，因为诗人的确需要关心政治、现实、民族的生存问题，他不能超现实地生存。
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无疑有着严重的“角色错位”，因为它实际将“诗人”等同于“政治家”。诗人非不关心政治、国家，但他更关心“人”。诗人是无力的，在急剧变乱的时代，他们往往成为政客、阴谋家的牺牲品，关心政治与国家并不是他们的本职，诗人的天命在于书写“人”的生存状态。痛切于现实人生的卑微、琐碎、沉沦，向往永恒世界的尊严、自由、整全，往往是诗人的天职所在。
东晋的玄言诗作者，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自《诗经》以来传统诗人的现实主义诉求，超越了前代诗人将诗歌与政治、道德等现实价值捆绑在一起的异化之维，而实现了对“人”之存在的多向度书写。从传统诗歌对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的书写，一变而为玄言诗对“人”的生存境界与永恒价值的超越之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玄言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乱世人间与苦难人生之救赎的寻求。
五、玄言诗的宗教情怀与宗教境界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玄言诗受玄学影响较多，而受佛学影响较少，因为佛教刚传入中国不久，还需要一个消化过程。亦有学者承认佛教对玄言诗有着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如何发生，尚未得到深入研究。
笔者认为，有不少玄言诗作的确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涤除了佛教的一些神性化因素，吸收了其中的一些“理”、“辞”及某种“意味”，从而呈现出一种深秘的“宗教情怀”与超远的“宗教境界”。而这正是中国诗学传统中向来所缺少的。
应当说，玄言诗体现了魏晋诗人群体在经历了儒家道德沦丧的巨大痛苦后，另寻精神皈依之所的强烈愿望。在急剧变革的时代，诗人们发现，一切现实的道德，总是容易堕落、变质的，而自印度传入的佛教中隐藏的一些深层的“精神”寄托，为他们在道德崩溃的时代，提供另一重人生的栖居庇护之所。
无疑，“宗教之维”的开掘与发现是玄言诗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为中国诗学的天空增添了一道绚丽的光彩。
六、玄言诗作者与读者产生于特定时空问题
考察中国文学史可以发现，某些诗体虽然仅在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兴盛，但在其后的若干时代，总不乏大批的作者与读者。《诗经》体、《楚辞》体、《乐府体》等诗歌，无不如是。而唯有“玄言诗”在其兴盛后，却难以为继。不但作者群消失，且读者群也随之悄然隐去。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文化现象。
笔者认为，玄言诗在魏晋时期的庞大作者与读者群，都是魏晋特殊的世族文化格局所造就的。世族文化孕育了大批超越皇权文化“权力化思维”与平民文化“物质化理想”，并力求探寻“超现实”的“纯精神”王国的世族知识精英。而玄言诗的作者与读者群落都主要是在这批“世族”文化精英中生成的。南朝刘宋以后，在皇权文化与平民文化的联合夹击中，世族文化不断退却，变成两极文化结构“有意味”的饰品，活跃在有限的历史舞台上。作为一种力量，世族一直存在到唐代中叶，而作为一种文化，刘宋以后已趋衰落，并再难以形成其整体的歌唱。传统抒情诗与现实主义诗篇的作者与读者群再次抬头。
这也就是说，世族文化的兴盛是玄言诗作者与读者群存在于魏晋这个特定时空的深层文化背景。世族文化的消退及平民文化传统崛起之后审美旨趣与品位的转向，则是玄言诗作者及读者消隐的深层历史原因。
总之，在对玄言诗研究多重意义的揭示中，笔者并不指望寻获一个有关玄言诗的最终答案。任何期望对某种文学现象进行“客观”与“全面”的解释，都是不可能的。正如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所指出的，任何解释都有其历史的前提，有着差异性的误解正是构成文本解读与意义生成的基础。同样，本书并不是要全面颠覆玄言诗研究的相关成果以端出一个所谓“正确”、“客观”的最终解释，而是要深入到历史的差异性中去解读传统玄言诗研究所植根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走出传统诗论“情志本位主义”与“通感思维”的前理解中，我们从多元阐释交响与逻辑思辨的新视野中，理解了玄言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历史意义：在《诗经》体、《楚辞》体等“情志诗”写作消沉后，玄言诗在东晋达到了“哲理诗”的兴盛繁荣，唐宋以后仍余波荡漾。它的情感是炽烈的，但被理性的冰冷硬壳包裹。在晦涩的冰冷中，含藏着诗人痛苦的思索与高蹈的超越。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玄言诗的思辨就没有后来文学理论的真正成熟。正因如此，我们把玄言诗视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的一朵奇葩，是中古诗歌发展的一个小小高潮，是上古文化与中古文化联系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