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年来中国外贸顺差的总体态势
邱嘉锋认为2005年以来的顺差增长显然应该划入一个新阶段，可称之为巨额顺差激增时期，它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新特点。他以2006年的数据为例，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结构特点：（1）从贸易顺差额看，中国并不是对所有贸易伙伴普遍存在大量顺差，主要是集中在香港地区和美国、欧盟等，而对日本、韩国、东盟和我国台湾等主要贸易伙伴则存在为数不少的贸易逆差；与大部分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差额并不十分显著或是基本持平。（2）从贸易不平衡度看，这些顺差额较大的国家（地区），其贸易不平衡度指数并不是最大，而另外一些贸易顺差额不是很大的国家（地区），其不平衡度指数却出现惊人之高。（3）从贸易商品看，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工业制成品，而初级产品则长期处于逆差。（4）从贸易方式看，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顺差额较小，但增长速度较快。（5）从企业性质看，中国顺差主要来源于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而国有企业则是贸易逆差。
（二）外贸顺差的成因及发展
经济学领域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是中美贸易顺差是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内调整以及由此产生的贸易和投资转移引发的结构性顺差。但是由于数据匮乏、产业转移过程极其复杂、涉及的经济变量众多，很难设定一个合理的产出-投人函数对产业转移本身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间贸易非均衡问题进行定性研究。刘万锋利用1993-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和中国对东亚国家贸易逆差数据，分析了二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得出结论：中美贸易顺差和中国对东亚国家的贸易逆差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二者具有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中美贸易顺差对来自中国与东亚国家贸易逆差的随机扰动具有正效应，并且具有很强的持续性。进而揭示了中美贸易顺差产生的根源和产业转移导致贸易失衡的内在逻辑，并验证了中美贸易顺差属于结构性失衡的观点。
邱嘉锋认为，2005年以来中国外贸顺差巨额激增有其具体原因，主要包括：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使顺差不可避免，纺织品配额限制的取消加快了一般贸易出口增速，国内抑制经济过热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减缓了一般贸易进口增速，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导致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中国外贸顺差结构的显著特点就是集中于少数国家（地区），与这些国家（地区）产生大额顺差，除了具有以上所述的一般原因外，还有其各自的特殊原因。
张杰等认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呈现出与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不相符的某些“独特”行为特征，除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所应具有的基础性作用外，转型背景下某些“特殊”制度层面因素是导致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扩张的重要内生激励因素之一。证明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导致技术能力较低（规模较小）企业偏好于代工或贴牌方式的出口加工贸易，而使技术能力较强（规模较大）企业倾向于选择自主构建品牌并将产品销售国内或国外市场。而且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条件下，更多相对低技术能力企业“挤入”到代工或贴牌的出口加工贸易生产；相反，从事构建自主品牌且产品销售于国内市场的高技术能力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形下这类企业被完全挤出市场。
吴宏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中国出口增长的来源，发现中国外贸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适应新型国际分工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新型国际分工的突出特征在于：出口产品的价值是本国要素与非本国要素价值的混合。从中国的实证数据看，中国在1997年后大规模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出口中的非本国含量大幅度上升，从而直接推动了中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这是中国贸易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用传统的贸易紧缩政策控制出口增长并非有效。同时，还存在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中国出口产业高度依赖非本国要素，从而可能给中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必须将发展中国家外贸产业的自生能力作为贸易发展政策的重要目标845.
钱学峰采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分析框架，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出发，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集约的贸易边际与扩展的贸易边际，并在此基础上模拟了可变贸易成本和出口固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由于集约的贸易边际可能导致出口收入波动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中国的出口增长路径必须由集约的贸易边际尽快转向扩展的贸易边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