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两室一厅的单元楼房里，热心美丽的陆晓丹陪着任老头儿回忆往事的同时，外部世界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种事体却在飞速地运转着。许多事情的发展并不超出人们的预料，也可以说是循规蹈矩，顺理成章；也有些事情的发展只遵循它自身的特殊规律，曲折跳跃，出人意料，或者是一波三折，令人回肠荡气。
玲玲放学回家，从楼下传达室带上一封徐芳寄自台北的航空信。通常来信，都是陆晓丹念给老人听，玲玲也跟着听。这次不然，陆晓丹看了信封，就连同老花眼镜一起递到了任老头儿手里，还故意把玲玲拉进厨房去择菜。她知道任老头儿的心脏、血压都还正常，否则真要准备几粒速效救心丸了。
任老头儿尽力控制住感情，不动声色地看完前妻的来信——信息量太大太猛，真的达到信息爆炸的程度了，他没有心脏病也得闭目养神，让心跳平稳下来呀。可是，电话铃又急促响起来，玲玲跑过去接电话，高兴地叫着：“爸爸！我是玲玲。爸爸你在哪儿……哟！你在香港啊……你快回来吧！玲玲想爸爸呀……好，请爷爷接电话……”玲玲已是哭声了。
任老头儿似乎已经知道了大可他要说些甚么，依然神色平稳，接了电话，脸上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好吧，来吧，四十二年不算短……趁着我还头脑清醒……陈怡是你的亲弟弟。不是我的儿子，我也欢迎他！”
这顿午饭谁也没吃好。玲玲非常懂事，爷爷不说，她就不问，心里想着爸爸，往嘴里使劲儿扒饭，很快就吃完了。陆晓丹当然更不会在饭桌上问人家的伤心事儿啦。其实，她已经听出了个眉目，猜出了个大概：陈怡是任大可的“亲弟弟”，却不是任老头的儿子，这种关系还不是明摆着的吗？假如我妈妈又添了个儿子，那不也是我的同母异父兄弟么？徐芳去台湾的时候不过三十来岁，不改嫁她怎么生活？谁也不该责怪这种事情的！陆晓丹偷眼看看任老头儿故作镇静的吃饭姿势，并不认为他会犯病。
表面上一切如常。午睡过后，玲玲上学，任老头儿起床。陆晓丹双手捧过来一本精装的《司马台考》，送给书中的主人公——拣粪十四年、擅长饲养兔子羊、又深深爱上长城博物馆的怪老头儿。
“这是我父亲陆钧的遗作。书中的怪老头儿是陆眼镜的朋友。请允许我代表妈妈将这本《司马台考》送给您，作个永久的纪念吧！”
直到此时，任老头儿的心血才冲决了感情的闸门，“晓丹！我的好侄女儿……”一语未毕，泪如雨下。
这“红颜”“白发”之间，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安闲自在地侃大山了。由于任大可和他同母异父的兄弟陈怡明天就从香港直飞北京，任安平与陆晓丹只能用简洁的语言互相商讨、交底，以应付命运对他们新的挑战。
“任伯伯，”晓丹改变了称呼，“大可他们回来之后，我就完成了特护任务，不说辞职，也得回我姨妈家去住啦。”
任安平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将徐芳的来信给她看了，又开门见山地向她提出问题：“晓丹，这几个月，你诱导我详细地诉说生平，不会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吧？孩子，对我要说实话。”
由于看了徐芳的来信，陆晓丹才鼓足了勇气，说出她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十年前就露头了——继承父亲的事业，弃医从文，写小说，当作家——谁知连连受到挫折，但她并没灰心，而是继续“探索人生”。
她跟着同学们骑自行车沿黄河去作“人文调查”，只走了两个省，就摔伤了。同学们继续前进。她在县医院治疗三个月，花光了所有的钱和粮票，只提着十二本采访笔记，瘸着腿回到了姨妈家。本来还可以设法复学，但她不服输，拿着这些笔记本，找到各个杂志社和出版社去谈话，请求帮助和指教，她要以此为素材撰写长篇小说。居然有位主编被感动了，预支她五百元稿费维持生活（因为她把妈妈寄来的钱退回了香港）。一年以后，她的小说并没写成，那位主编却调动了工作。此后，为了扩充知识面，她到好几个行业去当临时工——不是人家不想长期雇用，而是她自动“改换门庭”。去年，她“换”到一位“大款”家中去当家庭教师，居然把那顽劣的“小皇帝”调教得不逃学、考五分了，但那个体“大款”从未脱俗，酒后动手动脚，酒醒了又送红包赔礼道歉，陆晓丹赶紧辞职。今春，奉母命去香港送手稿，白天上街乱哄哄，看了几晚电视，越发感到无聊，想起老师说的，香港是“文化沙漠”，便毅然回归北京。
“任伯伯，我看过父亲的手稿，一开始就猜想您是那位怪老头儿。这本《司马台考》出版后我又读了一遍，觉得那内容远不如您侃大山侃得生动、精采。所以就想，能不能由我来写一本续集呢？刚才，读了徐芳女士的信，更给了我不小的鼓舞。”
原来，1947年任安平在台北开了一间铺面很小的书店，由他的副官陈升负责经营。1949年，徐芳只身来至台北，就成了这间书店的老板娘。岁月飘忽，转眼四十二年过去，小小书店已发展成了中华图书公司。它与大陆、港澳、东南亚的华文出版社保有业务联系。当董事长徐芳见到这本《司马台考》，尤其是读到任安平跳飞机那个戏剧性情节时，便与香港的出版人何爱君取得了联系，才知道作者陆钧已经过世，也无处寻找“拣粪的怪老头儿”。无巧不成书。此时任大可正在做内地货物经香港转口台湾的生意，便托对方在台湾报纸上登了一则“寻母启事”。很快，七十岁的徐芳便带着小儿子陈怡来到香港与大可会面了。得知前夫已是人民政府的“参事”，徐芳又找到了儿子大可，那兴奋的心情也不是笔墨所能描绘的。从眼前的实事儿来说，任大可的生意自然是更好做了，而徐芳却不便于到北京来会见前夫。她想了个最顺当的事由——派次子陈怡到北京的司马台长城观光，同时出资聘请一位大陆的作家，将“拣粪的怪老头儿”如何升任政府参事的“福祉”等写成一本书，“敝公司决定付梓精印，台湾读者也必然欢迎！”
“晓丹，这位大陆作家，我看最好就是聘请你啦。”
“可是，任伯伯，我并不知道您是怎么回的北京，怎么当的参事呀。”
任老头儿一巴掌打在自己腿上，“呔，这还多亏了你爸爸做好事儿呀！1980年，统战部门清理‘文革’中难以处理的人民来信，这才根据你爸爸1972年提供的线索，派干部到司马台村来找我谈话。这次，我主动坦白了自己是个隐姓埋名的少将教官，黄埔八期毕业生。我本姓张，叫张……唉，今天连我都不愿意提它了。可是统战干部回去一查，张某人还是蒋经国在赣州时期的左膀右臂哩。于是便有人说了话：从前的统战对象大多是老蒋的袍泽，现在也该多团结一些小蒋的朋友啦。就是这样，一辆小汽车就把我接回了北京城……晓丹，我至今也怀念着那长城博物馆，怀念着司马台的乡亲们！等大可他们回来，叫辆车，我领你们去司马台观光！”
夜晚，任老头儿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好像又在攀登那奇妙的司马台长城。他豁出命去爬“云梯”，过“天桥”，一定要亲自登临每一座危楼去看个究竟。这“云梯”是一百级很陡的台阶，又叫“百级通天石凳”，脚下云雾翻滚，只有大胆爬上去，才能到达“仙女楼”——对，这里每一座敌楼都有个美丽的名字，刻在门楣上，谁也不知道这“仙女”与实战有何关系？
过“天桥”就更绝了。这里的山脊本身就像刀刃那样窄，长城修到此处变成了单砖墙。长约百米的“天桥”只有一块砖那么宽，两侧悬崖绝壁，雾汽蒸腾，戚继光在这刀刃上筑墙真有实战的需要么？还是仅仅为了壮观？为了艺术？
过了“天桥”，才能到达这座长城博物馆的制高点“望京楼”。任老头儿顿觉心旷神怡，天高气爽，浑身热汗顷刻全消。
“晓丹，你眼力好，极目远眺，能望见北京城吗？”
他的梦呓，真的唤来了陆晓丹和玲玲。开了灯，老人家也披衣起身，心思还留在长城上。
“是我叫你们了吗？来得了。晓丹，你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一定要解开我心里的谜。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个美丽的谜。武术变成了功夫。太极拳变成了养生之道。南拳北脚变成了花拳绣腿。攥拳头打人变成了花巴掌和一指禅。致人于死地的点穴法变成了针灸医术。十八般武艺变成了京剧武打艺术……天呐，这万里长城修建两千年，腥风血雨，马革裹尸，修到最后难道也变成了旅游景点、文物、艺术品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