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玲玲照常去上学，任老头儿却是憋得难受，午觉也没睡踏实，就把陆小姐叫过来继续听他侃大山。不把当下放户白捡一条命的故事讲完，老头子就能憋出病来。
陆晓丹理解这种一吐为快的生理现象。前不久她刚从《参考消息》上读到一则新闻，日本医生和心理学家共同发现了“女人比男人长寿”的原因，就在于女人爱哭爱唠叨，更有许多女人属于长舌妇，张家长李家短，一天到晚不停嘴地说话，将心中的委屈、气忿、郁闷全都及时干净彻底地吐了出来，所以，“舌头长寿命也长”。陆晓丹想，这是极有道理的。中医学说，认为癌症的起因是“郁结”。换成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谁想不开谁得癌”。这话是有根据的，不信就回想一下“文革”当中不少知名人士接茬儿死于癌症，大概就是受了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侮辱，这口窝囊气憋在肚里吐不出来，才郁结成恶性肿瘤的吧？因此，当代西医学便衍生了一个新的分支——心理医学，介乎于心理学和传统医学之间，对于治疗精神病颇见成效。西医历来就有个很大的缺陷，即“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未能将病人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看待。所以才会发生“直了罗锅腰，人却死掉了”这样的笑话。中医则不然，它没像西医那样过细的分科，从来都是把病人当作整体来对待的。二十世纪末期西医也提出了“整体医学”的理论。包括心理医学，都是西医的一大进步。因此，欧美出现了一些心理学医师，病人心里结了什么疙瘩，可以打电话与之交谈，不见面就能治病。陆晓丹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陪老女也算得半个心理学医师了吧？只要我善解人意，通过特护服务，能够排除老年人的寂寞和孤独感，甚至消解其内心的疙瘩——“郁结”，未尝不是这个新兴职业里带头“吃蜘蛛”的人！
任老头儿容不得谈话对象细嚼慢咽地进行思索，便迫不及待地充当说书人了。
“1966年夏天，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命令我收拾行李下乡，那阵仗儿也是相当紧张严厉的。大可上学晚，这时候正念高三，身体不错，喜欢打球，还没放学回家。我在民警的监督下收拾行李，心想，家里稍微好一点儿的东西都留给儿子吧，把这些家具、衣物拿出去陆续变卖，也还可以维持一年半载不致挨饿。因此，我只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条薄棉被，就被押走了。”
“押到密云县的司马台村，我被‘交割’给治保委员。‘四清’中我交待的历史材料，也可以算做档案吧，则保存在公社政工组。我成了下放户，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既不同于本村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也区别于后来插队落户的下放干部。譬如说，‘四类分子’每月都必须向治保委员汇报思想，生产队召开任何批斗会他们都必须站在群众面前低头认罪，也叫‘陪斗’；我却可以坐在社员堆儿里跟革命群众一同受教育，不必揪出来当众‘照像’。而下放干部每月有四天公假，可以进城回家，按月还发工资；我却没有这份儿权利，出村必须向治保委员请假，连续碰了几回钉子，也就碰明白了——我是根本不准出村儿更不准进城的。治保委员是位复员军人，他曾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回北京？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像你这样的反动军官、国民党少校，要是落在北京的红卫兵手里，还能活到今天？在司马台当下放户，不批不斗，是你的运气！我这个治保委员，执行党的政策。大队党支部也不准造反派夺权，村里压根儿就没闹过红卫兵嘛。”
“我很信服他的话。后来听说，他在解放军里当过排长，还是个懂政策的人。但是，在司马台，我心情很糟，实际困难也不小。第一件糟心事就是儿子的态度问题，大可去内蒙插队之前，根本不来见我一面，只写了一封短信，要跟反动老子断绝一切关系，脱胎换骨，走革命的道路。我看着这封绝情的信，一句话也说不来。唉，当年要不是为了老婆孩子，我何苦从台湾回南京呢？又何苦从那最后一架飞机上跳下来呢？结果倒是老婆去了台湾，儿子去走革命道路，我老头子五十五岁来当下放户，监督劳动，老胳膊老腿儿的背筐捡粪……”
“捡粪并不累。生产队长也是个好人，看我岁数大了，又不会干农活儿，就拿我当个半劳动力，定了个死工分，一天记五分儿——壮劳力是十分儿——在经济上并不歧视我，跟老年社员同等待遇。我的任务就是在村子里和山坡上捡粪。陆小姐你不知道啊，城里人，文化人，觉得粪便是污秽之物，还常常把一些破烂货比作粪土；可是，在农民心目中，粪土就变成了宝贝！毛泽东是农民家庭出身，所以他说‘有土斯有粮’。司马台的社员们增产粮食的绝招儿就是‘粪大水勤’。可惜的是这长城脚下的山坡地十分贫瘠，又缺水又缺肥，所以生产队长才派我常年累月去专职捡粪。他说，你要细心，连兔子屎也给我捡回来！”
“陆小姐你甭笑。当时我也想笑。后来才明白，在这长城脚下，半天儿要捡满一筐粪并非易事。这里没有成群的牛马，生产队的十几头小毛驴儿也是‘瘦驴拉硬屎’，我就算一泡不丢全捡起来也不足半筐。此外，就是过路之人在城墙根儿拉的‘野屎’。幸亏这一带还有野兽，我每天都能捡到狼粪、狐狸粪、野猪粪，以及羊粪蛋儿——这里只有兔子羊，个头儿很小，所以这羊粪蛋儿跟生产队长说的兔子屎也就很难分辨了。”
最大的难题儿不是捡粪，而是司马台村太小太穷了，社员家谁愿意腾出一间房来给我这个下放户长期居住哩，更没人敢叫我这反动军官住到他屋里去。村里倒是有几处砖瓦房，从前是地主家的宅院和祠堂，现在分别由生产队的队部、会计、保管员、电工、民兵连部、饲养员、供销店和小学校占用，虽属公房，却是要害部门，除非传唤，我捡粪都离它远点儿，绕着走。初来乍到的时候，治保委员叫我暂且在饲养员的屋里住了七晚上，可是那位喂驴的老贫农革命警惕性颇高，我上炕睡觉，他就不敢合眼，惟恐我半夜偷着给毛驴下毒药，而且白天就找干部去告状，给治保委员提了七七四十九条意见。这位复员军人也没辙了，只好对我说：任安平，咱司马台的民房太少，可长城上的箭楼子倒是有一百多座。你到保管员那儿领几捆谷草，找个就近的箭楼子先住两个月吧，入冬以前冻不死你。容我一段时间，队委开会的时候再研究个办法，下雪之前给你解决个有火炕的住处。
“就这样，我自由自在地住进了离村最近的一座砖石箭楼。治保委员和生产队长分头前来看过好几趟，每趟都给捎来几件锅碗瓢盆之类的生活用具，还批准我先到保管员那里预支了九十斤口粮。我身上多少还有点钱，去供销店买了盐、水桶、火柴、蜡烛、竹壳暖水瓶。我投资最大也是最有远见的一项基本建设，就是花二十块钱从社员家里买了一窝五只兔子羊，人家还白送我一条小黄狗。等到下雪的时候，我已经在箭楼的第一层建起了个温暖的家！”
说到这个家，任老头儿眉毛挑起老高，洋洋得意，一件件一桩桩仔细道来，如数家珍。他在每天完成捡粪两大筐的任务之余，便去搬运坍塌的城砖，和一坑黄泥，把他居住的这座箭楼第一层的马道和箭孔砌得严严实实，向阳面留了门窗，室内还搭了一方火炕并砌了烧炕的灶火门和烟道。灶口卧上一只铁锅，灶膛旁边埋进一只温水罐，这样，捡些干柴枯枝，烧炕、做饭、温水“三位一体”，节约能源，烟道挥发余热，还起到东北火墙或曰土暖气的作用。此外，小黄狗和兔子羊天天见长，夜晚关进室内，甚至抱上炕来，卧于身边脚下，互借体温，“相濡以沫”，相依为命，也组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家。家，这是个象形汉字，上面有个屋顶宝盖儿，屋顶下面有个猪，猪为六畜之首，足以代表其它。今天，任安平的宝盖儿底下有一人一狗五只兔子羊，有锅有灶有炕有玉米豆和水缸。哈，从任何意义上来衡量考察鉴定，这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家了！
而且，为了拒野狼于家门之外，他还置备了三件武器：柴刀、电筒、烧火棍。尤其是这个手电筒，在野狼绿幽幽的小眼睛看来，一道雪亮的光柱横扫荒坡，简直就是恐龙再世，二郎神下凡。它虽然闻见了兔子羊的羶味儿，也只能夹起尾巴退避三舍，望“羊”兴叹了。
治保委员还是负责任的，他视察了下放户任安平这个家之后，正式提到队委会上讨论。全体队委一致同意，“就让任老头儿在箭楼子里长期住下去吧！”治保委员还说，“据我考察，他并不想乱说乱动，倒是有长期劳动改造的决心。”生产队长补充一条，“每天两大筐粪，连兔子屎都捡回来啦，劳动态度也不赖！”
说是长期住下去，可是谁也没料到，任安平在此仅仅住了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