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里有个土词儿“侃大山”，四川人叫做“摆龙门阵”，东北人叫“白话”，还有些地方索性叫做“神吹”或“聊大天儿”。各地叫法不同，含义也不尽相同，但总的看来都是咱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磨牙的玩艺儿，原于群众性极为广泛的一种消遣和“自娱活动”。
侃者，寓庄于谐也。并非玩世不恭，实乃一种略带幽默的口头文学。
善侃之人，则被群众尊为侃爷。这是个爱称。女的也称“爷”，背地里才叫她侃姐儿。
由于接触了几位侃爷和侃姐儿，才有我笔下这篇小说《司马台考》。
据八十岁的老参事任安平先生说，一场海湾战争就预示着“刺刀见红”之类的老式武器和攻防战术即将进入历史博物馆了。然而他又问道：为什么两千年前的《孙子兵法》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却能大放异彩呢？
听了这话，穿白大褂的陆晓丹小姐只能抿着嘴矜持地笑笑。脸蛋儿微红，没敢插言。她知道，这位腰杆笔直、肚子挺得溜圆的任老头儿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少将战术教官，又是黄埔军官学校最后一期的高材生，大概挺有学问。所以她喜欢听任老头儿侃大山，尤其是侃那些她这年纪儿闻所未闻的故事，譬如蒋经国先生的情妇章亚若究竟是怎么死的（可不是报纸上公开披露的那样），以及许多国民党高层人物的生活秘闻等等，真是越听越有趣儿。只可惜陆小姐没有资本与任老头儿“对等侃山”，心理上多少有些失去平衡。
不平衡就不平衡吧。陆小姐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一句话说不清楚的大大小小曲曲直直的原因，才走到任老头儿的病床前。
这是一间“高干病房”，也叫“保健室”，室内只有两张病床，还有比较宽绰的余地摆置一对沙发，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衣架，两只床头柜和一个盥洗池。桌上还有台灯和一盆不开花的万年青。有地毯和落地式电扇，以及任老头儿自己带来的袖珍型收录机。这样的条件，在北京来说，虽然比不上北京医院、友谊医院、中日友好医院、部队301医院那些带套间的真正的高干病房，却也比八个人挤住一室的普通病房优越多了。而且，这屋里刚有一位姓刘的病友故去，心力衰竭，不是传染病，无须彻底消毒等等，换一下枕巾被单就行了。可是出于心理上的忌讳，还是没有哪位新病号肯睡这张床。护士长也宁肯让这张“不吉利”的1床先“晾”一段时间，因此，原本住2床的任老头儿就如此这般地住上了单间儿。
“任老，您如果不介意的话，就一人住这屋吧……当然啦，您要是，那，我们也可以另想办法，譬如……”小腿特粗，鼻孔多少有点朝天翘起来的护士长吞吞吐吐地征求意见。
“譬如甚么？”他追问道。
“譬如，暂时把您调整到普通病房去。”
“不不，我是军人。”任老头儿赶忙说，“我不在乎！想当年，哈，在战场上，我只怕活人，不怕死人。”
护士长被他逗笑了：“那好，我们省事儿啦，您就先住单间儿吧。”
不久，小护士们还听见任老头在这单间病房里哼小调儿：闲来无事出城西，人家骑马我骑驴，碰见一个挑担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这几天，任老头儿的病情恶化，不但尿糖“上加号”血糖居高不下，而且这消渴之症的种种症状不断加重，除了四肢无力，双手颤抖，更严重的是“上眼”了，视力减退，行动不便（且有危险——老年人最怕摔跤呀）。年轻的主治医师吴珊多次打电话通知家属，要他们来医院昼夜“陪床”，然而接电话的总是一个小女孩儿。
“我爸爸上深圳去啦，还没回来。”
“那，你妈妈呢？”
“我没有妈妈。”
“唔……你有叔叔伯伯姑姑吗？”
“一个也没有。”小女孩快哭了，“我爷爷的病好点了吗？”
“你叫什么名字呀？”
“玲玲，任玲玲。”
“玲玲，你有哥哥姐姐吗？”
“我是独生子女”，玲玲哭腔地说着成年人的话，“家里只有玲玲一个人，九岁，白天去上学，在杨奶奶家吃饭，晚上看家，锁上门做作业，也看电视，等爷爷和爸爸来电话。九点钟洗脚、刷牙、上床……”
听着这个乖孩子的话，吴珊的眼圈儿都红了。她今年三十岁，为了学业和事业，还没结婚，但她和那些年轻的妈妈一样，内心里充满了母爱。她不能把任安平的病情告诉一个九岁的孩子，也不能叫玲玲停学，前来昼夜侍候爷爷。
正因为吴珊是个“单身汉”，没有家庭负担，她就利用班前班后的时间骑车跑了好几个地方去想辙——这也是北京方言，想辙就是想办法、找门路。在征得任安平所在单位的同意之后，她决心为这位八十老翁请个“特护”。
这种好事儿何须单位同意呢？不，主要的难题是个钱字。由单位派人来陪床吧，三五天还行，同事们轮流值个班儿，尽义务，发扬团结友爱精神，怎么都好说，却非长久之计。到崇文门的三八劳动服务公司去雇个小保姆吧，一月百儿八十的工资由任老自己掏腰包，也还出得起，只是此类小保姆大都文化偏低，难以担负特别护理的任务。想来想去，吴大夫想到了自己的医大同学陆晓丹。对，我去求求她，也许肯帮这个忙。
连跑腿儿带打电话，吴珊马不停蹄地在任老的单位和陆晓丹的住所之间搞起了“穿梭外交”，讨价还价，比美利坚的国务卿贝克紧张十倍。老天不负有心人，事情终于办妥了。一个钟头一块钱，单位打报告向统战部门申请这笔“特护费”；陆晓丹目前正在“赋闲”，虽然妈妈可以从香港寄钱回来，住在姨妈家里也不缺吃穿，但她还是愿意自食其力，便一口答应了临时充当特别护士；余下的困难还不少，陆晓丹一天只干八小时，别的时间呢，医院的值班护士多照顾一些，吴大夫自己也牺牲大部分业余时间，当然是不领“特护费”的喽。
就这样，三十岁的老姑娘陆晓丹穿上了白大褂儿，既不高兴，也不惭愧，而是心平气和地走到了任老头儿的病床前。
如果陆晓丹十年前不那么任性，不骑自行车沿着黄河去做那次“人文调查”，而是与吴珊一起按部就班读完六年制的医科大学的话，她现在同样可以当一名正牌的内科医师。亲朋好友、教授校长，当时不是没劝过她，系主任还坐出租汽车追到广安门外六里桥，大声嚷着：“陆晓丹同学！回校上课去吧。大学二年级就退学，高不成低不就，将来你会后悔一辈子！”可是陆晓丹不听劝，给系主任深深的鞠个躬，骑上自行车又上路了。而且，她至今不悔。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陆晓丹是个外柔内刚的女孩子，学医两年，深知世上什么药都有，还有许多包治百病的假药，唯独没有后悔药。我为什么要后悔呢？同班同学当主治医师，我来当个临时护士，一天挣八块钱，比吴珊的工资高得多，哈，何须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