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千里一水通，
满河商舶款款声。
昨日尚在瓜州渡，
今宵通州欢彩灯。
建成于公元618年，全长1794公里的南北大运河举世闻名，为我国商业的发展首开先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大运河对商业的影响，一是把“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变为现实；二是流通作用。元代大运河之兴建，缘于农业经济复兴、棉花种植和纺织业迅速兴起。当时，国内市场已扩大，对外贸易颇具规模，南北物质交流比较频繁，这就使得开通运河具有特别重大的经济价值。
在很长的时期内，运河是一条供皇宫朝廷专用的后勤补给线，老百姓称之为“供河”或“运粮河”，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也仅限于促进江南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保障京城繁华，对沿线的影响不是很大。
运河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作用始于宋末，盛于明清。宋末以后，社会生产力提高，农业自给有余，以纺织业为主的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有了新的繁荣，对运输条件改变的要求与日俱增。同时，随着北方农业的发展，朝廷对江南粮食的需求程度降低。统治者开始允许商船在运河航行，也允许官船捎带一定比例的土产在沿途交易，其比例逐年扩大并免税。因此，这条皇朝专用的“供河”很快变成一条促进商品流通，为全社会服务的运输大动脉。反过来，这条量大价廉的运输通道又强有力地推动了沿线各地商品生产的发展。
在商品经济推动下，山东西部地区经济奇迹般发展。济宁、聊城、临清、德州等城市迅速扩大，成为南北物资交易运转中心。南货从这里运转晋、冀、鲁、豫，还远销陕西、新疆和关外。北方出产的物资也集中在这里装船南运。
明清两代，运河的年运输总量估计约在4000万担左右，从征收的钞关来看，明代从运河上征收的税，竟占到全国税收的90%，清代仍占30%～50%。由此可以看出运河经济带的繁华程度以及对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运河与山东商业的关系可以以济宁为例来说明。元建国后，江南漕运辗转于河南中滦，颇为繁冗且费用较巨。开凿直穿山东取直北上的运河河道，既经济又便捷，元政权便决定重开济州河。河道从济州与任城之间穿墙而过，北连大清河可入渤海，南接泗水经徐州入淮水而直抵长江。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又从安山经聊城至临清挖通了250余里的会通河，向北不再过渤海，而是入御河直达天津。自此，运河全线贯通，江南漕粮经淮南运河入泗水进济宁，再由会通河上行经临清、天津抵达大都，行不离肩，货不出仓，一路摇桨击水将皇粮源源送往大都。济宁成了南北漕运的咽喉，皇粮的转运站江南米、中原麦大多由此北运。
这时，济宁地区位置的重要性开始显露出来。明清两朝备受运河之惠，对济宁也愈加青睐。明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言：会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浚百通，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这个建议被采纳后，朝廷遂派工部尚书宋礼主持治理。这次疏浚，不仅使会通河全线贯通，而且将河道加深至三丈，深则能蓄水。在此之后，为了解决运河水源问题，明代前期，在济宁运河区域实施了一系列水量调节工程，这些工程主要包括引水济运、南旺分水枢纽及修筑水柜、水壑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和作用的发挥，使得济宁的地位更加重要，城市规模也逐步扩大。明洪武三年（1370年），济宁左卫指挥史锹崇将原土城墙易土为砖，城高三丈八尺，顶阔二丈，基宽四丈，周长九里三十步，垛口七百六十个，女墙一千八百处，好不威武。明清两代历五次重修，城以八卦形制，四门八洞，巍峨壮观，气势雄伟，号称“四爻”、“八景”、“十五楼”、“三塔”、“七寺”、“二十六庵”。清雍正二年（1724年），济宁升直隶制，设统辖黄、运两河的河道总署，朝廷命官纷至沓来，金钗玉坠招摇过市，更加刺激了济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全城文风转盛，交易频仍。济宁水陆交冲，舟车云合，郊原沃衍，冈阜星稠，“江北小苏州”之号自此名扬天下，成为名副其实的鲁西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真可谓，运河通，济宁兴。
在明代，运河是山东主要的流通干线，因此山东商业经济最早繁荣于运河沿线。清代海禁开放之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乾隆以来，原由运河北上的商品逐渐利用更为方便、低廉的运输手段由海运北上，运河商税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而东部的胶州、黄县以及烟台等地的商业经济则日渐繁荣，贸易量不断增长。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东西两部之间的联系增强，山东商帮也逐渐形成并发展。可以说，运河为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山东商帮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自明朝永乐年间会通河开通后，京杭运河南北贯通，漕粮运输和南北各地的官绅、士人、商贾、船家等大量流动人口的往来，使山东兴起了经商的热潮，并相继形成了一个个地域性商帮，如章丘帮、周村帮、胶州帮、临清帮、济宁帮、登州帮、滕县帮等等。这些商帮的规模并不大，但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甚至海外，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地域性商帮，构成了明清时期山东商帮的主体。
山东商帮的分布，主要在三个区域，即胶州半岛、鲁中和鲁西运河区域。清代中期以前，由于山东西部运河的方便，吸引了胶东和鲁中商人来此贩卖。明代，胶东的登州帮商人就经常到临清贩货；而青州帮、临清帮、烟台帮、日照帮商人则汇集到济宁参与药材转售；济阳的商人还在济宁建立了“济阳会馆”，主要从事绸布贸易，这个会馆的规模虽不大，但势力在济宁却不小，南关外的一条长街被命名为“济阳大街”，大街西端建有“济阳桥”和“济阳台”，这些街、桥、台也是济阳商人出资修建的。在阳谷县的阿城镇，有大批周村丝绸商寄居于此，借助南来北往的船只，转贩济南府及鲁中山区一带所盛产的柞蚕绸。
周村的丝绸商在镇东距运河300米处，修建了宽敞的于陵会馆（周村属长山县，长山古称于陵），当地人俗称为周村会馆，会馆坐北朝南，南北长72米，东西宽47米，与聊城山陕会馆面积相等。
运河流域的崇州、东昌二府，历来属于传统的农作区，民风朴厚，重农习儒，不善营殖。但自会通河贯通后，在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裹挟中，也纷纷走上了经商之途。嘉靖、万历年间，东昌府逐末者多为“衣冠之族”，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弃儒从商现象。到清代，东昌府的经商风气更盛，其属县已有近1/3的居民加入了经商的行列。乾隆年间东昌府的商人还走出鲁西，四处射利，如在苏州就有东昌商帮与河南及苏州当地枣商在阊门外鸭蛋桥共同建立了枣业会馆，盛极一时。
明嘉靖年间，青州府益都县，农桑之外，遂逐商贩，生齿滋繁，逐末多也。安丘县，地界潍海之间，富人则商贾为利。济南章丘县，在万历年间富人当中，多捐资鬻吏者，其中不少是大商人。明朝末年，武定府以商贾为事者，不乏其人。
到了清代，随着山东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山东各地商帮汇泉融合，使鲁商在全国崛起，成为称雄四方的著名商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