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劈山”之愿
——灾区开展“三反”活动
路宪文终于看到“棺材”了。
路宪文手抄了古代诗人张养浩的《哀流民操》，打算送省委领导看一看，比较一下眼前百姓的苦日子。
11月初，省委副书记宋致和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委派，来信阳地区检查工作，路宪文全程陪同。在汝南县召开的县委领导碰头会上，汝南县委第一书记付太良汇报说，本县浮肿病人大量增加，并且已经饿死人了，希望省委尽快放粮以应对大难。
遂平县、确山县的领导也汇报了同样的情况，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两天后，又在潢川县召开了县委领导碰头会，路宪文与省委副书记宋致和得到的依然是“饿死人”的坏消息。
但省委副书记宋致和对各县强烈要求放粮没有回应，只说“不会饿死人，大旱百天出现浮肿是正常的”。
省委副书记宋致和还说，潢川县的抗旱搞得不错，粮食征购任务再增加一些应该不成问题。他要求各县继续“反瞒产”，为全省在11月底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多做些贡献。
潢川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反应异常强烈，当场大叫：“省委要我脑袋我立马给，但是要粮食，一粒也没有了！”
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也跟着跳起来，怒言道：“你们要的不是粮食，而是老百姓的命！”
几个县委领导的暴怒让路宪文深感不安，手下人怒斥的对象毕竟是省委领导啊，如此不恭岂是小事？但省委副书记宋致和面对如此“不恭”，表情十分平静。他私下里坦诚地告诉路宪文，自己知道此时催粮无异于“催命”，必然引发雷霆怒怨。但该说的话他不能不说，因为这是省委的要求。要理解大家的情绪，要把“暴怒”理解为希望。
若干年之后，宋致和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慨万分。他说，当时自己完全明白高额粮食征购任务和“反瞒产”运动搞过头了，也十分清楚这些过头行为如不纠正必将酿成大祸。但省委主要领导坚持这些做法，恨不得把所有的不同声音都斥责为“右倾思想”，省委班子成员持不同意见者大有人在，却都不得不保持沉默。“枪打出头鸟”呀，这个“鸟”不好当。正因为如此，自己明知粮荒严重却还走到哪儿都要求“反瞒产”、增加粮食征购任务，因为这是省委的精神和要求，是“该说的话”，不得已而为之。对于几个县委领导的当场暴怒，自己打内心欣赏，因为“暴怒”体现的是敢于“为民请命”的精神，敢于暴怒的干部越多，对错误行为的抵制就越有力，百姓就会少受苦，所以他提醒路宪文要把“暴怒”理解为希望。
对于宋致和的提醒，路宪文自然能够理解，但路宪文一心想的是粮食，而“理解”代替不了粮食。他相信省委领导只要给点稍微明确的“济民”精神，信阳就能渡过难关。所以他对宋致和说：地委急切等待省委的指示精神。我斗胆给您看个东西，希望您能理解我们的心情。
路宪文递上的是《哀流民操》那首诗。
省委副书记宋致和看后，眼泪夺眶而出，喃喃道：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想看到的，可是偏偏看到了……
宋致和离开信阳时，提醒路宪文：说归说，做归做，我希望你们不要等待省委答复了，先搞一部分粮食分给各县救救急吧，人命关天啊。
碰头会终于碰出了些许希望，之后的几天中，地委把一部分粮食分往各县。尽管不敢声张，却也是路宪文迈出的勇敢一步；尽管杯水车薪，却也阻挡了一下灾难的车轮。
路宪文稍稍喘了一口气。但他整个身心仍无法放松，因为此时的信阳地区已四面楚歌，他担心的事太多。
作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地委领导班子中具有绝对权威，他的个人意志基本不受班子其他成员左右，这是他的领导作风。“绝对权威”给他带来的是无尽的繁忙，因为地委、行署两大摊子都要他坐镇，“两架马车”都要他掌舵，每天面对的是成堆的请阅件、接连不断的请示报告电话、处理不完的工作、解决不完的问题……路宪文也只好不分昼夜地忙碌。
每每忙得不可开交之时，路宪文常常想起张树藩，不止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发出感慨：行署这块，张专员干事如果能稳一些，我该省多少力呀。他尽管打内心欣赏张树藩的能力，却不喜欢张树藩的性格，因为他总觉得张树藩行事“爱捅娄子”，搞得他不得不认真把关，生生增加了许多工作量。
这天，路宪文又伏案忙到深夜，面对案头一份“基层干部出现违法乱纪现象”的情况简报紧皱眉头。大灾之年，基层干部和群众一样都命悬一线，所谓的“违法乱纪”也只不过多拿几个馒头、多喝一碗稀饭，说到底顶多是“多吃多占”。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理？为此撤掉一些基层干部是不是小题大做？基层干部和其家人也要活命呵。如果置之不理，会不会真像简报中分析的那样“影响群众信心”？这个看似不大的问题却让路宪文陷入矛盾之中。
他想听听张树藩的意见，于是吩咐秘书去请张树藩。
张树藩来了，路宪文说：“树藩呀，这么晚了还折腾你跑过来，我是越来越离不开你了。这几天寝食不安，一大堆事理不出头绪，得听听你的意见。先喝杯水，听我慢慢讲。”
张树藩听路宪文介绍完情况，说道：“书记呀，这种情况也在我意料之中，都是为保命嘛。可依我看，干部多吃多占的实质是特殊化，后果是脱离群众，问题并不小。应该立刻开展‘反特殊化、反脱离群众’活动，使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明白，我们共产党人当官不是首先为自己着想，而是时时刻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尤其在危难之时，共产党人更应该与群众同舟共济，让群众真真切切地看到共产党人与他们生死与共的决心与风采。”
路宪文说：“树藩就是树藩啊，你这番话我从别人嘴里听不到，他们只会当我面说‘书记咋说咱咋办，坚决落实书记指示’。是啊，脱离群众，哪还有‘血肉相连’，‘两反’活动马上布置下去，我要亲自出马，你也要冲在前面，这项工作必须抓好。”
两人此举可谓一片苦心，他们希望共产党人在群众心中永远保持高大形象。
可是，一片苦心换来的却是一盆冷水。路宪文把开展“两反”活动的想法报告给省委，省委主要领导冷冷问道：庐山会议以后，广大党员干部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党群关系空前密切，哪来的“特殊化”？哪来的“脱离群众”？不要想当然。
省委主要领导分明不支持“两反”活动，这让路宪文大惑不解。路宪文想，以往省委主要领导喜欢听赞歌、唱赞歌，倒可以理解，因为全国都在“鼓劲”。可现在情况不同了，问题接连不断往外蹦，有些问题已严重到危及群众生命、危害党的威信的程度，为什么还不正视？
路宪文又叫来张树藩，通报了省委主要领导对“两反”活动的态度，茫然道：动不动就把“战略”、“大局”挂在嘴边，难道不正视问题也是战略和大局需要？让人无法信服啊。
张树藩一针见血，说，什么“战略”、“大局”，糊弄小孩子去吧。除了想掩盖问题，没有其他解释。“两反”活动该不该搞，你下各县先考察一下就知道了。
路宪文首站来到信阳县鸡公山公社，他没有告诉县、社领导，傍晚时分悄悄走进一个村庄大食堂。他看到的是，村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领取食物，每人只领到半碗稀饭。他问一位老汉，哪个是村支书？老汉说每天开饭都看不到支书和村长。
路宪文又问：他们不来咋领饭吃？
老汉说：咦，看你说哩，当干部还能饿着？每天每顿送家去。
路宪文再问：为啥要把饭送家去？
老汉说：他们在家“坐月子”哩。
路宪文刨根问底，终于弄清楚，自从大食堂粮食告急，每天只蒸半笼馍，仅供几个刚生过孩子的妇女吃，其他人只能喝稀饭。而支书和村长两家天天都有馍吃，享受“坐月子”的待遇。
路宪文叫来村支书，询问“吃小灶”是否存在？村支书倒不抵赖，只是流着眼泪说，上有高堂，下有儿女，每天多占几个馍，也为一家老小活命，自己没敢吃过一口啊。
路宪文说：“你孝敬自家老人、爱护自家孩子，这本无错。可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只顾自家利益，搞起了特殊化，脱离了群众，影响了党的威信，这种错误是不允许的。”
路宪文通知信阳县委书记和鸡公山公社书记赶到这个村庄，当晚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撤换村支书、村长。路宪文要求信阳县委立刻对全县党员干部进行“反对特殊化、反对脱离群众”教育，对有问题的党员干部坚决处理。
离开信阳鸡公山，路宪文驱车到光山县。这次光山之行，他一路暗访九个村庄，发现干部的确有特殊化行为。在一个小山村，他了解到驻队的公社副书记每顿饭都有一个馒头和一盘咸菜，而村里群众已经连续十天每天只能喝到半碗稀饭，饿死人的事已发生十多起。他问村支书，群众连稀饭都喝不饱，驻队干部为什么还有馒头吃？村支书介绍说，这位副书记驻村已经三年了，村里老老少少都认识他，都说他是好干部。“反瞒产”时，他私下给群众留下部分口粮，差点被撤职。他爱护群众，群众还能让心目中的恩人饿着？为了这个馒头，村干部开过会，还征求了群众意见，大家都同意。村支书还说：也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群众才这样爱护。
路宪文问村支书：村干部有馒头吃吗？
村支书顿时落泪，回答：“村长的老父亲前天饿死的，我家老人也快了……俺这些村干部不也是群众吗？”
路宪文心中一阵发热。
他让村支书带他来到驻村的公社副书记房间，看到公社副书记躺在床上慢慢地嚼着咸菜，一个馒头放在桌上，似乎没有要吃的意思。公社副书记得知站在眼前的就是地委第一书记，显得有些激动，张口就说：“书记呀，群众到了生死关头，快想办法吧。”
路宪文冷冷说道：“你自己每天有馒头吃，还管群众干啥？”
公社副书记似乎听出了路宪文话中的讥讽意味，愣了片刻，慢声说道：“我也没吃一口，都留给老母亲了。书记呀，我8岁那年父亲就没了，母亲守寡把我带大，我不忍心老人挨饿，才……书记，我不能不孝啊。”
路宪文说：“天下二十四孝，咱信阳地区就出其一，讲孝道是我们的民族美德啊。无论是王祥卧冰求鲤，还是孟宗哭竹求笋，二十四孝中没有一例损害别人利益。可是你多要的馒头是群众锅里的，涉及群众利益。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有脱离群众的行为，尤其在困难时期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公社副书记说：“我知错了，咋处理我，都认。可是我斗胆问一句，群众生活如此艰难，你们这些掌握大权的领导为什么无动于衷，这叫不叫脱离群众？”
路宪文闻听此话心头一震，一时语塞。是啊，这场大灾荒发生前，一场“反瞒产”运动搞得群众家无颗粒，大灾荒发生后眼见群众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直到饿死人的事接连发生，政策仍未显露转机，形势依然在恶化，这是“政策脱离群众”。而“政策脱离群众”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笔账找谁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