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铃女士编著的《河西教育史》即将出版，她的父亲丁耀光先生嘱我为该书写序。虽然我断断续续从事河西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经二十年了，也曾主编过河西学院校史和河西学院教师在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方面的文集。但迄今为止，自己并没有几篇像样的研究论文，更不会想到要为别人的著作写序！大凡为人写序者，基本上都是学界名流、师长前辈或是单位领导。总之，都是有一定地位或名望者。而我一向默默无闻，既不是领导，更谈不上名人。我与作者之间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甚至在年龄上也相差无几。可以说，上述各项“作序要件”我都不具备。但是，丁耀光先生是我的老领导，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他对工作的认真和执着，令人钦佩。我深知，他一旦做出决定，作为晚辈的我是很难改变的。而在作序这件事上，他的态度竟是如此坚决，以致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可以推辞的余地。在先生的一再坚持和鼓励下，我也只有“从命”了。“恭敬不如从命”，其此之谓乎！
河西自然环境非常优越，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历史上就是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和军事战略要区。这里地处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又是民族融合中心，中西方经贸往来和民族文化交流都非常频繁，历来是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普遍关注的热点地区。至于敦煌学、西夏学、简牍学等国际性显学和“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等，则更是离不开河西走廊。因此，对于河西的研究，早已超出了其自身的地域范围，不仅是地方历史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是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关注的地区之一。对于研究者而言，固然有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可供参考借鉴。但是，要真正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又是很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河西的研究，一开始就是高起点和高难度的。
另一方面，学术界对河西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研究也是不平衡的，在某些方面还相当薄弱。许多从事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都盛赞河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直到今天仍然是陇上丰饶富庶之区。但是，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河西的教育发展状况，又大多语焉不详。除了各地方志（教育志）外，专门系统地研究梳理河西教育史的著作几乎不见。丁铃选择学术界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河西教育史”为研究对象，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姑且不论其研究水准如何，仅就选题而言，就是值得肯定的。
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作者从事河西教育史的研究，注重吸收借鉴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材料取舍方面，也有所侧重。特别是较多地运用“教育年鉴”，以获取各类权威的统计数据和其他信息，比一般的报告或新闻报道材料，更加准确、可信。这与历史研究中，选择同类文献材料的权威版本，是同样的道理。
就本书内容而言，作者论及河西教育的发展，不是仅仅局限于“河西”范围内就事论事，而是将其置于全国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并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从而使自己的视野比较开阔，其观点也更接近于真实。如本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河西教育（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一章，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河西教育”、“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河西教育”、“‘大跃进’时期的河西教育”和“调整充实时期的河西教育”等四节，将不同时期河西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全国教育和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起来。例如，作者指出：1956年，随着河西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实现，教育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不论是完小和初小的数量，还是入学人数和学校规模，都比此前有了明显的增加和扩大。但是，随之而来的全国范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教育战线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盲目冒进的局面，河西地区的教育“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1961年以后，河西部分高等院校、中等师范和其他专业学校以及中小学的停办与合并，又都是与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省委关于“控制数量发展，缩短教育战线”的原则密切相关的。作者将河西区域性教育发展状况，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全局性政策调整相结合，无疑是可取的。
丁铃并非专职科研人员，她的研究是利用“八小时之外”的闲暇时间进行的。她通过自己多年的辛勤努力，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充分利用在高校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条件，翻检了大量资料，终于写出了十多万字的《河西教育史》书稿。如果没有一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要完成这部著作，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能在文献材料的搜集运用方面更充分一些，注意行文的规范和精炼，如在列出各种参考文献的同时，继续保留正文中的注释说明，可能更便于读者了解有关内容的来龙去脉。
衷心祝愿丁铃以本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在不久的将来，向读者呈献出更多、更好的河西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高荣
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