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远古教育
一、远古教育的微光
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据考古发现，从200万年前开始，远古的人类就已经劳动、生息、繁衍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原始人为了生存，为了同险恶的自然环境斗争，必然要生产，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尽管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社会生活极其简单，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却促进了教育的产生。例如如何制造和使用工具，如何互相协作进行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活动，如何与猛兽及自然界其他威胁作斗争，如何协调集体生活，遵守共同习俗等，这些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经验、技术、知识或通过言传身教、口耳相传，或结合原始民俗活动进行施教，从而出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始教育。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和生活水平简单低下，发展又极其缓慢，当时的教育尚无法发展成有目的的专门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只能依附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母体之中，并在实践过程中同时进行着教育的内容，形式也极为简单。这反映出原始人群时期的教育是适应当时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教育的发展水平与当时的生产和生活的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
二、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
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年左右），我国原始社会开始由原始人群时期向氏族公社时期过渡。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范围有了显著的扩大。从河西走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广泛分布，可知当时人类活动的足迹几乎遍及走廊的各个地区。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首先在洮河流域，即今天的临洮马家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大致处于母系氏族晚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铲、石刀、石镰、陶刀、骨铲等，多为磨制，加工也较精细。也有打制的石刀、盘状器、铲形器等。在遗址中还常见到猪、羊的骨骸等。马家窑文化内涵的主要标志——陶器，显著的特点是绚丽灿烂的彩陶较以前有大量的增加，彩陶体的纹饰布局和花纹图案丰富多彩。彩陶类型也比较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物工作者在山丹县壕北滩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存，其文化面貌与该文化的首发地出土遗存相似。石刀、石斧、石锛、石研器都是通体磨光的，石斧、石锛束在木柄上组成复合工具，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陶质器皿造型优美、颇具特色，绘在器皿上的纹饰粗细均匀。图案装饰旋纹生动，结构巧妙，富有动感。这一事实明确告诉人们，早在5000年前左右就有人类在河西走廊活动。在这一文化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教育的内容和范围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深化和扩大。特别是农业生产工具数量的增多、种类的复杂，农业生产教育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和提高。彩陶类型增多，有瓮、壶、罐、瓶、碗、盆、钵、盂等，显示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日用品需求的增加，从而使日常生活生产技术教育的内容有了扩大。同时，由于居住方式的变化，使如何待人接物、如何进行交往已经成为生活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三、迈向文明门槛的教育
“马厂期分为东西两区，东区发展为齐家文化，西区发展为四坝文化。”（《中国考古学通论》）齐家文化是1924年在甘肃宁定县（今广河）齐家坪发现的，是黄河上游广泛分布的一种古文化遗存，距今4000年左右，是属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四坝文化最早发现于山丹县四坝滩而得名，经北京大学考古技术室电子加速器测定，结果距今4230年左右，超出了夏纪年。生活在四坝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在大量使用磨制石斧、石刀、石砸器、石刮削器、石锄、石凿、石磨棒等石器和骨器的同时，还开始制造铜器。并且制造的工艺也有很大的提高，不仅能冶炼红铜，还能冶炼砷铜、青铜。铜器的种类也很多，有斧、刀、罐、凿、铜镜、铜饰等。四坝文化时期的先民们不仅在河谷里扩充耕地，而且在台地或在聚居地周围开垦耕地。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耕种的农作物的种类也逐渐扩大，不仅有稷、粟，还有大麦、黑麦、高梁等，同时对小麦也在进行培育。由于耕地的扩大和种类的增加，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的多元经济开始形成。随着粮食品种的增加，先民们的饮食习俗也有了很大改变，主食由肉类转换成了用石磨、石磨棒磨研的面粉，先民们把一些能食的野菜变成副食，大大改善了饮食条件。农业的发展，使畜牧业很快发展起来，先民的房前屋后圈养的猪、羊、麝、鹿也逐渐多了起来。四坝文化的先民是以男性为本位的，他们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氏族首领是由威望高、辈分大的男子担任。
1958年考古工作者对民乐东、西灰山进行考古调查，发现“灰山子”原来是一处人类活动的聚落遗存，属四坝文化类型。
1976年在玉门发现的火烧沟文化类型，多分布在今张掖以西地区，距今约3600年以上。这一文化类型的显著特点，是手工业和冶铜业较为发达。
1924年首次发现于民勤县沙井子的沙井子文化，据现有资料，多分布于河西走廊东部各地。
从火烧沟文化、东西灰山子文化、沙井子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发现的石器、陶器、骨器、铜器及人们的生活习俗属于四坝文化类型。
四坝文化属于新石器晚期，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工具有了较大的改进，石器、铜器并存，农牧兼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教育也有很大进步，一是教育内容扩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不仅要学习牧业知识、农业知识，还要学习手工业知识、商业知识以及社会交往知识。二是为适应社会劳心和劳力分工的需要，教育也逐渐分化为培养劳心者的专门教育和培养劳力者社会教育两种类型。教育同生产劳动开始逐步分离，出现了独立的场所和专门从事教或专门从事学的人。这就是古代学校的萌芽。三是文字的可能出现，是教育迈向新台阶的重要标志。火烧沟发现的陶纺轮上刻画的一种文字符号可能是羌字。①
四坝文化、火烧沟文化、沙井子文化、东西灰山文化反映了生活在河西走廊广大地区的先民们带着原始社会的残余，开始迈人文明社会，为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二节两汉至魏晋南北朝
时期的河西教育
一、河西学校教育始于汉代
河西走廊在汉武帝时期开始归于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在此之前，据古代文献记载，在中原角逐中一些战败的部族被迁到这里。到了战国时期，河西走廊是月氏、乌孙的住地。月氏、乌孙是两个小国，随畜迁徙，以游牧为生。到后来，月氏强盛起来，“攻杀难兜靡，夺其地”，将乌孙人赶出了走廊。这样，大月氏人成了河西走廊的主人。大月氏人占据河西走廊的时候，似乎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拥兵十余万，连雄踞蒙古高原的匈奴也没有看在眼里，相反与匈奴结盟。大约到了秦王朝统治时期，河西走廊形势开始发生了变化，雄才大略的冒顿杀死父亲头曼自立为匈奴单于。他东面出兵灭了东胡，西面出兵赶走了大月氏，并把势力伸进了今青海、甘肃、新疆地区。原来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部众，大多数被迫向西迁移到西域，只有一小部分留在祁连山中，历史上把这部分人叫小月氏。这样匈奴就成了河西走廊的主人。匈奴取得河西走廊后，以此作为基地，不断发兵南下，侵扰中原汉王朝的边境。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派年轻大将霍去病，率万骑，两次西征，破匈奴后，河西走廊归中原汉王朝管辖。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管理走廊35个县。
西汉王朝取得河西走廊后，采取移民、屯田、修筑边塞等措施经营这块战略要地。利用雄厚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使河西走廊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即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平帝元始年间，郡国学校逐渐兴起，河西始置学官。武威磨嘴子，西汉墓出土的《礼仪》汉简，即是成帝时专门传授《礼仪》的教本。东汉光武帝时，令官吏子弟均就学受业。武威太守任延第一个建立武威郡国学馆，规定郡吏子孙皆须入学受业，武威郡“遂有儒雅之士”。
二、河西相对稳定，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长期战乱，河西一带相对稳定，中原学者纷纷西迁，因此河西荟萃了大批硕学宿儒及高僧道长，遂使河西地区官学、私学教育颇具特色，并出现了一批对发展封建教育有建树的人物，儒业兴盛，人才迭出，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对应的文化系统。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鉴于学校颓废、生徒离散的状况，下令兴学。“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①属魏国的凉州（镇河西）相继建立各级官学。
魏明帝任命徐邈为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徐邈到任后，组织人力开水田，招募贫民耕垦，州内“家家丰足，仓廪充实”。又兴办学校，立学明训，禁绝厚葬，移风易俗，河西文教逐渐兴盛。魏明帝又任命仓慈为敦煌太守，推行教化，促进了商贸繁荣，教育发展。
嘉平年间，武威太守条茂，在姑臧（今武威）灵渊池修建学官，为讲学读书之处②，武威郡学正式设立。
两晋时期，地方官学处于放任自流状态，虽在地方设有学官，州设典学从事，劝学从事，但形同虚设。武帝即位，地方教育有所发展。惠帝时，凉州刺史寇隽．令“郡县立学校，兴礼让，民俗顿改”。地方学校的设置，教育的推行，使魏晋时期，河西人学有成者，代不乏人。敦煌周生烈，魏初之硕儒，著有《周生子》、《论语义说》，被征为魏国的博士。
魏晋南朝时期河西地区经济发展，地方官吏重视和倡导地方教育，大修庠序，广招学生，培养人才，促进了河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五凉时期，官学发展，私学昌盛，河西教育欣欣向荣
五凉割据，河西教育成就非常显著，不论是汉族建立前凉、西凉，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后凉、南凉、北凉，皆崇尚文教，提倡文学，官学发展，私学昌盛，文化教育兴盛一时，成为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