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张学良和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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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蒋介石果断地说:“越快越好。”

端纳应邀赶到了南昌,向蒋介石介绍了张学良赴欧考察的情况。当他讲到张学良在欧洲曾有过失足的沉沦表现时,蒋介石喜不自禁地问:“他是被西方的金发女郎迷住了?还是又加重了吸毒的恶习?”

“一言难尽!”端纳不无感慨地叹了口气,“不过,他很快就迷途知返了。”

蒋介石失望地摇了摇头。

宋美龄了解蒋介石这一特殊的心理,为了打破这沉寂的气氛,她打趣地问:“这位少帅变成回头的浪子,是你的功劳,还是那位赵四小姐赐爱的奇效?”

“兼而有之!”端纳操着敬佩的口吻,“这位赵四小姐聪明贤惠,她不但给失意的汉卿以爱的慰藉,而且坚定地支持汉卿下大气力戒毒;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使汉卿保持愉快的心情,每当汉卿要从事任何西方的娱乐活动,她便很快地学会,陪伴汉卿一起娱乐!”

“这位少帅戒毒了吗?”宋美龄问。

端纳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的身体恢复得怎样?”宋美龄有些惊讶地问。

“完全地康复如初了。”端纳答道。

这太出宋美龄所料了。在她的记忆中,大凡有吸毒嗜好的人,是难以在意志消沉的时期戒毒的;一旦步入西方的花花世界,就一定会在吞云吐雾中毁掉自己。然而这位嗜毒成性的少帅,竟然在短短的四个月中戒毒获得成功,并康复如初,这需要付出何等的精神代价啊!她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叹了口气。

“汉卿的思想有何变化吗?”蒋介石怅然不已,小声地询问。

“他的思想嘛,和他的身体一样,判若两人喽!”端纳望着猝然蹙眉的蒋介石,忙又笑着解释,“请放心,他变得越来越和委员长的思想接近了。”

“果真如此?”蒋介石惊愕地问。

端纳坦然地笑了。

“我谢谢你!”蒋介石一步跨到端纳的面前,紧紧握住这位匆忙起身的老者的双手,充满着感激之情地说,“你是一位很好的医生,怎么样?做我的顾问吧!”

端纳十分喜欢宋美龄,因为她坚定地走英美路线,和自己肩负的战略使命是吻合的;端纳不喜欢蒋介石,因为这位委员长的思想是根植于中国的,承袭了几千年封建王朝治国安邦的一切谋略和手段,这和他的思想体系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是,作为一名战略谍报人员,他清楚应遵循的好恶标准:放弃个人的情趣爱好,把对手纳入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同时,他还清楚宋美龄的能量,靠她一人单枪匹马相伴这位新军阀,是难以改变其立场的;假如再加上他这一份力量,蒋介石在对日、对英美的态度方面或许会发生变化。因此,他是愿意充任蒋介石的顾问的。但是,他又十分懂得中国人最讲的一个“义”字,在这当口,是不能做出对不起张学良的事来的。他极其聪明地说:“如果汉卿真心听命于委员长,我是愿意留在委员长和夫人身边的。”

张学良的思想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东北军中的不少高级将领,以及流亡在沪的东北的社会贤达,均不同意张学良的主张,明确提出要张学良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对此,张学良回答说:

“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绝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绝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决心拥护他做领袖。”

张学良除去坚定地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外,也曾表示坚决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换言之,他曾一度主张“剿共”。请看他回国后讲过的这段很有代表性的话: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确到了很危急的地步,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可以说,内忧外患,交至迭来,万分危险。我们当然要抗日复仇,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但日寇是强大的,单凭二十万东北军能行吗?即使加上中央军也不见得有把握,何况国内还有捣乱的共产党。因此,必须全国真正统一,集中力量,再加上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人民大力支援,才能谈到对日抗战取得胜利。这就是说,要求中国真正抗日,必须先求中国真正统一;要求中国真正统一,就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实现。而安定国内,消灭共产党,集中国力,抵抗外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和领袖是办不到的。为今之计,唯有拥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先把国内搞好,然后再对外抗敌。蒋委员长的资望和能力足以做中国的领袖,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是正确的国策。现在我们唯有拥护委员长,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使国家达到真正统一,然后全国一致,对外抗战,才能达到收复东北,挽救国家危亡,进而复兴国家之目的。”

蒋介石在用人方面是有着自己的经验的,他不仅笃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句俗话,而且他还要通过各种手段考查其思想和品行。越是受到重用的经国干才,越是要亲自谈话、验证,他望着精神焕发、身体强健的张学良,直觉反应是:“他的精神和思想也有如此大的变化该有多好啊!”他亲切而又随便地问:

“汉卿!听说你到了英国,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

“是民主!”接着,张学良说他在英国参观国会辩论,那真是发言自由,态度和蔼,有民主作风。最后,他慨叹不已地说,“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民主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好处。”

蒋介石听后为之一惊,待张学良的情绪平静以后,又不露声色地问:“英国的民主政治固然好,可在我们中国能行得通吗?”

“绝对行不通!”

“为什么呢?”

“道理是简单的,因为英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实践,民主作风深入民间。我们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尚未产生一代开明的资本家,所以政党政治很难稳定下来。我们是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

“说得在理,说下去,继续说下去!”蒋介石有些难以控制自己了,喜不自禁地说。

“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使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就说国家的建设吧,要想迎头赶上去,亦只有此路可通。”

“好,好!再说得明确一点。”

“我认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为法西斯蒂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

“共产主义这条路线在我国是行不通的!”

“我赞成委员长的意见,因为你考察过苏联。那么,剩下的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了。换言之,我们只能仿效德国、意大利的治国之路,方能迅速地复兴中国。”

蒋介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而且还看得出是由衷的,是发自内心的。

“我赞成墨索里尼的这句话: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旋即,张学良又介绍了德国、意大利的资本家不许工人罢工、彻底执行法令等等。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中国如果采取这样坚定的做法,一定会很快复兴!”

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放声地大笑起来,他望着愕然的张学良,满意地说:

“汉卿!你说得句句在理,但时下行不通,也许五年以后,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

蒋介石圆满地结束了这场有趣的考试,接下来又以商量的口吻征询张学良对工作的安排。对此,张学良事后回忆:

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的请求呢?因为尚有二十余万东北军驻扎华北,而且不听从他蒋某人的调遣。他当即宣布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实是一石二鸟之效,一、防止东北军因急切想打回老家去的心理,被力主抗日的实力派拉过去,重演新的“福建事变”;二、借张学良出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之职,把东北军自华北南调,在所谓“剿共”的战场上逐渐削弱东北军的实力。

对此,张学良不仅没有觉察蒋介石所包藏的祸心,而且还认为蒋介石要他带兵是不食前言。所以,他怀着感激之情接受任命,遂走马上任,驻节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