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从此，张学良在军事、政治诸方面开始了依附于蒋介石的时期。他赞同“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拥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的呼声比别人喊得更高、更响，坚决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把驻扎在华北一带的大多数东北军南调，参与“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他为了取悦于蒋介石，同意解散以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主体的抗日组织“复东会”，与蒋介石的CC组织联合成立四维会，并要求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和黄埔系军人打成一片，结成同盟，“拥护唯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为建立巩固的法西斯蒂蒋家王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但是，这种依附、服从式的军事和政治蜜月是不会美满的，也不可能长久地存在和发展下去。这对张学良这样一位马上英雄而言也是痛苦的。他虽然一方面提倡法西斯主义，拥护“剿共”；但是，另一方面他始终没有忘记东北是在自己手中失去的故乡，每每想起“九·一八”事变和长城抗战，就像是两把无形的尖刀刺在他的心窝上，使他那颗抗日御侮、复土还乡的良心不能泯灭。请看他会见余日宣教授所率考察团的这份历史记录吧。
这时，考察团一位成员提出：“‘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舆论对将军提出指责，认为将军不抵抗，一溃千里，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奴隶，请问将军有何感想？”张学良将军听了提问，立时显得心情很沉重。他沉默好一阵后，“咳”了一声，便垂头流下了眼泪。后来，他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个责任要我张学良来负，我确负不起啊，我当时是奉命撤退的！”停了一停，他又说，“我个人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哪会不抵抗呢？多年来，我的部下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我也如是，否则，对不起三千万东北父老同胞。至于舆论对我的指责，那是促我醒悟的动力，我不责怪他们。”
说话间，他那刚毅的脸上表现出深深的内疚，流露出一种新的觉醒的自信。考察团成员按照预先准备好的问题，又提出：“将军奉命调到西北来同共产党打仗，共产党越打越壮大，将军对此有何看法？”
张学良将军对此似乎早有感触，他不假思索地说：“中国老百姓实在太贫苦了。他们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在饥饿线上挣扎，这时候，只要有人说跟着他来就有饭吃，自然就会有很多人跟着他的。”
张学良将军说话时，就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坦率，考察团的同学们也就毫无顾虑地提出：“将军认为谋求中国的出路和前途，最重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张将军紧接着提问者的话音，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个人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张学良愿为前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
张学良在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中，逐渐发现共产党这个“内”是难“安”的。加之东北军无心内战，又不熟悉红军战术，在“剿共”战争中常常吃亏。开始，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东北军不能吃苦耐劳，是娇、骄二气作祟。待到东北军一一五师在湖北长冈岭与红军二十五军遭遇，被消灭一个团后，他于震愕之余，又禁不住地自问：
“共产党、红军何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呢？”
张学良由此想到了蒋介石连年“剿共”、连年失败的历史，想到了他在欧洲考察诸国的时候，共产党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当他想到列宁领导的共产党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他终于醒悟到：共产党是全球性的政党组织，共产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极其强大的社会潮流。既然这股强大的潮流已波及中国，那就必须研究共产党。唯有如此，才能摆对“剿共”与抗日的位置。
早在张作霖时代，张学良和他的父亲张作霖有过许多矛盾，但在“反共讨赤”方面却是一致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他赞成其父的政见，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指派军警冲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人，并秘密绞杀；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张学良赞成其父张作霖出关通电的讨赤政见：“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世变，但期与民有益，无事不可牺牲。所冀中华国祚不因我而斩，共产赤化不自我而兴。”
张学良易帜之后，他的势力局促于关外四省。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在东北发展较平津一带迟缓，另一方面他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把共产党看作一个政党，仅是政见不同而已，遂坚决改变其父残酷杀害共产党的做法。他曾公开讲过：“无论任何党派在东北活动，我决不杀害一个青年。因为我们未把国家搞好，才产生了青年对革命的要求。”一九二九年秋天，同泽中学有十几个学生被捕，说他们是参加社会主义小组集会。张学良接报后，立即下令全部释放。刘少奇在沈阳被捕，以证据不足释放。张浩等人被捕，关而不杀，“九·一八”事变时取保释放。
与此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党的处置，和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做法也有天壤之别。在张学良这时的心目中，“虽同谓共产党，然其中有研究学说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对于其暴动分子，则饬令宪兵警察等各机关严重取缔”。因此，当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借召开国民会议通过“剿灭赤党”一案时，张学良嘱咐出席会议的东北代表，不要发表任何意见。另外，当他获悉蒋介石妄图插手东北的共产党案件之后，他断然拒绝，遂命令东北的司法机关审理被捕的共产党，并特别关照不准用刑。
对此，蒋介石是很不满意的。
张学良西游归来，对共产党的认识又有所不同。他出任豫鄂皖“剿共”副司令之后，自然要和红军作战。但是，他对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仍然采取保护态度。请看有关专著的记述：
一次，蒋介石密电张学良，说刘澜波是共产党员，在东北军中已发展了十几个人，开列了名单，要张严办。刘澜波是刘多荃（芳波）的族弟，是中共党员，自一九三三年即入刘多荃都从事秘密工作。此时刘部一○五师驻孝感一带。张学良将此案交机要处，由秘书李金洲做个假调查报告，说刘澜波不是共产党员，其余的人或是狂言乱语，吵吵要抗日，或是行为不检，联络抗日，但都不是共产党员，已分别予以禁闭、开除等处分。然后张将这个报告亲手交给东北军军法主任李春润，说：“刘澜波这个人我知道，没有什么，你给委员长拟个复电。此事不必让其他人知道。”
但是，此时的张学良依然“对共产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时下，他为了摆正“剿共”与抗日的位置，毅然决定研究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但从何起步呢？他几经犹豫和揣摩，终于由“欲知故乡事，需问故乡人”这句话得到了启示，当即命令曾参加过共产党的黎天才等南下武昌，当面请教。
黎天才，原名李经天，字渤海，山东蓬莱人。后来写文章取笔名黎天才，沿用成习。他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长期担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大钊就义之后，他继刘伯庄之后出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于一九二七年冬被张作霖逮捕后叛变投敌。
不久，黎天才以其罕见的组织才能赢得了张学良的信任，先后充任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为防止蒋系渗透、瓦解东北军，他又帮助张学良组建了东北情报网，日益受到张学良的重视。
也正因如此，黎天才为蒋介石所注目。就在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不久，蒋介石企图把黎天才拉过去。一九三三年，蒋介石第二次去保定，在专车上召见了黎天才。他简单地询问过东北情况以后，又嘱咐黎天才：
“张副司令出国，你还要照常服务，有困难可以找何部长（应钦）与戴参谋（笠）。”
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之领袖风度，又当面写了一封夸奖黎天才的介绍信给何应钦。按其常理推断：背叛过共产党的人也一定会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这样一来，东北军的情报网就和盘纳入了戴笠的特务系统。
但是，黎天才不为所诱，就是蒋介石的亲笔信也搁置起来，继续办张学良交代的工作。尤其当张学良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后，他对黎天才的信任就非同一般了。因此，张学良分外热情地说：
“天才，我不仅欣赏你的组织才干，而且对你的忠诚我也是满意的。我调你来武昌，一是委以机要处少将处长的重任，再是请你为我讲解共产党的理论。”
黎天才感激张学良对自己的信任，但他却不肯独自做讲解共产主义的先生。当张学良坦诚讲出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目的后，黎天才又谦虚地说：
“我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修养是不足的，让我给副司令请一位于共产主义造诣很深的人来执教吧。”
“谁？”
“潘文郁！”
“哈哈……我知道他。”
潘文郁原名东周，字文郁，号向友，笔名冬舟，湖南人。他早年留学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奉调回国以后，曾任过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二八年，因北平市委遭敌人破坏而被捕，旋即自首释放，赋闲在家，精神十分消沉。
这时的黎天才，在负责东北情报工作的同时，主持《北方公论》的笔政。由于他和潘文郁昔日相交甚笃，遂资助精神消沉的潘文郁翻译《资本论》，并相继出版五六册。“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黎天才把《北方公论》交给潘文郁负责。这时的张学良因不战而丢失东三省，被国人骂为“不抵抗将军”。潘文郁除去旗帜鲜明地宣传救亡抗日，还公开撰文责蒋、为张不平，因而深得张学良的青睐。今天，黎天才荐贤任师，张学良自然认同，当即任命潘文郁为中校机要秘书，实际是张学良研究共产主义理论的先生。
从此，张学良在黎、潘等人的帮助下，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为了确保读懂马列主义的经典之作，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曾对笔者说：“那时，张学良将军读书是用功的，只有赵一荻小姐作陪，且不会客，有时一读就是一天。每逢这时，他就对我说：小伙子！我读书了，任何客人来访都不要通禀。”对此，张学良的一位日本朋友曾形容他是“正在勤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谈吐文雅，因打网球而晒黑了皮肤的贵公子”。
正当张学良研读共产主义理论读得有滋有味的时候，突然祸起萧墙，他收到了蒋介石的一份密电，大意谓：
据驻平宪兵三团、河北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豫鄂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郁与共党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谍报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押解来京。
张学良见电愕然，暗自说：“黎天才、潘文郁原来是共产党，后来都自首叛变了，他们又是怎样变成共产党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当即找来黎天才，严肃地问：
“你脱离共产党以后，又加入过共产党吗？”
黎天才敏感地意识到发生了问题，遂断然地答说：
“没有！”
张学良微微地点了点头，旋即又问：
“潘文郁后来又加入过共产党吗？”
“不清楚。”
“他有什么把柄落在那些人的手里吗？”
黎天才清楚张学良说的“那些人”，是指蒋介石的特务机构。他沉吟片时，答道：
“可能有，但要问问。”
张学良沉重地点了点头。
黎天才为什么怀疑潘文郁可能有把柄落到特务的手里呢？这是有前因的：
黎天才叛变之后，依然襄赞张学良救亡抗日，而且和蒋介石集团有一定的矛盾，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影响。中共北方局经过缜密的研究，决定由北方局特科出面，派吴成方同志说服黎天才为党工作，以赎前愆。黎同意了。未过几天，吴成方又要黎把潘文郁推荐给张学良，目的是争取张救亡抗日，并负责收集一些情报。黎天才有碍于党在白区工作的禁忌，从未问过潘文郁是否重新入党的事。但作为曾任过两次北京市委书记的他——依照党的白区工作的惯例，仍能猜到潘文郁的政治身份。
黎天才猜对了，潘文郁的确又重新入了党，介绍人是吴成方，他的组织关系隶属中共北方局特科。
张学良十分器重潘文郁的才识，夸奖黎天才具有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才能。他仔细研究了蒋介石发给他的密电，以自己和蒋的特殊关系，认为仍有回旋的余地，不足惧。但是，他最怕的是蒋系设在武昌的特务猝然绑架潘、黎二人，引出许多政治上的麻烦。为此，他当即给黎天才派了四个卫兵，又发了两支手枪。接着又问：
“潘文郁有枪没有？”
“有四支手枪。”
“不够！再给潘家发四支手枪。”
“是！”
张学良看着黎天才有些不安的表情，十分镇定地安慰说：
“你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即令他们有潘文郁的证据，怎么还要押你一同晋京？你是我用的人，那么我得一同被押晋京？他这样做法，真叫我这样衷心拥护他的人伤心，他批评我过去用腐败的官僚，今天我用了有才干的人，他又责备我用共产党。天才，你充其量犯了失察的过失，你回去代我安慰潘秘书。过几天要开四中全会，你们跟我一同去南京。你回去把潘秘书叫到你家里住，叫他不要怕。”
黎天才感激地点了点头。
张学良说罢这段话后，仍然放心不下，他当即给潘文郁写了一个便条，要黎天才立刻给潘送去，并再三叮嘱他们二人不要随便出门。
国民党四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张学良带着黎天才、潘文郁飞赴南京。会议期间，他亲自登门向蒋介石说明，希望蒋介石刀下留人。他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也清楚自己在蒋家王朝的天平上的分量，二人一见面，他就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说：
“黎天才如因用人不当，而与潘文郁同罪的话，我也只有辞职不干了。”
蒋介石淡然一笑，毫不生气，从文卷中取出潘文郁送给中共北方局有关豫鄂皖总部的军事情报、图表，往张学良的面前轻轻一放，不冷不热地说：
“这都是你的机要秘书潘文郁送出去的。不相信的话，还有他们自己的人——一个叫杨青林的可以当面作证。”
张学良完全地怔住了，他望着这些“实物”，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汉卿，”蒋介石又换作另一副嘴脸，分外亲热地说，“你的部下，还是交给你吧！”
张学良在斗智方面，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蒋介石的招数高，未经一个回合的较量，营救黎天才、潘文郁的策略就失败了。
与此同时，戴笠命令特务强行搜查了黎天才在武昌的家，以及黎在北平的办事处，找不到任何与潘案有关联的线索。因而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后，又匆忙赶来宽慰黎天才：
“蒋孝先把你说得太过火，我是知道的，今天领袖对我说过没有你什么事了。你还要劝劝副司令，不要为这小事不干，太小题大做了。”
黎天才无罪，去了张学良一半的心病，但是，他一想到潘文郁的才华和为人，就又动了恻隐之心。遂又以潘文郁“通共”有罪，但有才，懂得六国文字等为由，再次向蒋介石求情，力保潘文郁不死。
信奉“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共产党”的蒋介石，自然不会因张学良求情而“开恩”，并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催问潘案如何发落。又过了几天，蒋孝先奉命致电张学良，询问潘案处理结果，并声称一周之内来武昌奉命查办潘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