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张学良又想起了一位大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偶然一次相识的机会，张伯苓先生严厉地批评他吸毒，并指出一个靠毒品维持生命的将军，如何率部打仗？如何能抗日、雪耻，救民于水火呢？张学良将军敬服于这位教育家直言指责，他当即拜张伯苓先生为师，并许诺坚决戒毒。由于国难迭起，军务繁忙，戒毒的许诺一直未付之行动。今天，他听了宋子文劝诫戒除此嗜好以后，当即挥拳狠狠地砸在自己的大腿上，发誓似的说：
“从现在起戒毒！”
关于张学良戒毒经过有着各种传说，现摘引先为张作霖大元帅府教书先生，后为张作霖、张学良秘书的汪国藩先生的回忆如下：
十二日，张氏偕随行人员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高乃依路一号。宋子文给张请了一位德国有名的医生、上海疗养院主治医生米勒博士。这位博士对张学良将军闻名已久，一见面便说：“要消除嗜好，必须从根本做起，脱胎换骨，五脏六腑都要翻滚起来，这是非常痛苦的，将军能忍受吗？”
张学良知道这位洋博士有顾虑，马上说：“米勒博士请放心吧！我已下必死的决心，尽你的力量去做吧。”张又告诉赵妮说：“我在戒除嗜好时，把门锁好，我在室内无论怎样痛苦，也不许任何人进入。你必须和卫兵在门外守住，这是命令，不许任何人进入。”
就这样，张学良熬过了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的七天七夜。事后医生说：“当时为了防止张将军忍受不了苦痛把身体抓伤，把他的手和脚都捆在了椅子上，张在苦痛中挣扎，只能带着椅子翻滚。”他吼叫，翻滚，晕过去，也无人敢闯进去解救他。如果不是宋子文先生的劝告，不是米勒博士的医术高明，不是张学良将军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嗜好是不容易戒除的。
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军副司令时，曾认识了一个意大利朋友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他是意大利驻华公使，是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女儿爱达的丈夫，是众议院议长、海军上将、意大利法西斯党重要人物老齐亚诺的儿子。一个是法西斯首相的女婿、将门之子，一个是军阀的儿子、年轻的将军，两个人在外交场合相识后一见如故，他们情趣相投、嗜好一致，常在一起跳舞、游泳、打高尔夫球，往来频繁。
因为齐亚诺的关系，张出国考察选定先去意大利，但他并不是为了欣赏威尼斯美丽的风光，而是想通过齐亚诺到意大利去取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经。他当时认为墨索里尼发动法西斯运动，使意大利走上复兴的道路，他也想以法西斯主义为资本来复兴中国，准备将来回国东山再起。张学良错误地认为法西斯主义能挽救中国。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长子张闾琪、次子张闾玕、三子张闾珣、女儿张娴美、秘书赵四小姐、外交秘书沈祖同夫妇，登上意大利邮船康脱罗素伯爵号出海，意大利公使齐亚诺夫妇也随行。一路上张心情舒畅，谈笑风生。
张学良在欧洲考察期间，继续恢复因戒毒愈加消瘦的病躯。可是他一时一刻也没忘记危厄的祖国，以及沦亡中的东北父老乡亲。当他获悉蒋介石捎来的口信：“希望你在欧洲多考察一段时间，现在回国也没有你的适当职位，安心等待时机吧！”他去国怀乡，怅然无限，经常对眷属、随员发牢骚：
“我几时才能回国重整军威，共赴时艰呢！”
对此，汪国藩先生做了如下记述：
于是，张决心收拢散落在东北的武装力量，在国外继续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准备早日收复失地。在八月间电邀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三人赴罗马，交换意见。当张学良知道《塘沽协定》签订的内容后心情十分沉重，料到华北危亡也在旦夕，预感到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他决心要在东北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可这样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不然会造成极大的困难。
张氏准备访问苏联，他请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与苏联驻法大使联系，苏联当局怕影响日苏关系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谢绝张氏访苏，张学良深为不满。是不是因为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苏联认为张学良是反苏人物，一直耿耿于怀呢？还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张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而拒绝张氏访苏呢？恐怕最主要是怕得罪日本人，对苏联不利。由于苏联的谢绝，张氏在旅途中一直情绪不佳。
到英国之后，安排孩子们上学，暂时定居，自己又会英语，生活上很方便。
是年，圣诞节刚过，张学良正准备去德、法、美等国继续考察，突然收到蒋介石的急电，要他立即回国。
张学良收到蒋的电报以后，心情是异常复杂的，诚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欧洲的时候，对于回国问题实在非常踌躇，有两个问题经常在脑海里萦绕：一是东北问题在我张学良身上背负着，一是东北军的改善当然也要我来切实改善。我究竟有没有这个决心与能力？尤其是我能不能约束自己？对这两点迟疑不决。后来闽变发生了，如果不赶快回来，深恐发生什么问题，那就太对不起国家和长官了，于是毅然决然地回来。”
张学良西游归来回到香港，“福建事变”已经接近尾声。粤系领袖胡汉民和陈济棠为造成南北揭竿讨蒋的新局面，匆忙联袂赶到香港，希望张学良赴广州去谋反蒋大事。张学良断然拒绝胡汉民和陈济棠的反蒋动议，很快启碇北来上海，等候蒋介石的召见。
然而，业已解决了“福建事变”的蒋介石，似已忘记了归国的张学良，他又马不停蹄地挥师入赣，继续向中央苏区发起残酷的“围剿”。
就在这时，南京发来了密电，报告张学良西渡归来，在上海等候委员长的召见。蒋介石阅罢电文稍许沉吟，看着微笑的宋美龄问：“夫人！对会见这位少帅有何高见？”
“先不忙于召见他。”宋美龄成竹在胸地说，“我意先请他的顾问端纳先生来南昌。”
“首先从旁了解这位少帅考察欧洲的情况，是吗？”
“是的，但不完全。”宋美龄有意停顿了片刻，以商量的口吻说，“我想劝说端纳先生辞去这位少帅的顾问之职，一心辅佐你创建大业。”
“他会同意吗？”
宋美龄淡然一笑，遂又微微地点了点头。
是日夜，蒋介石忙于听取“进剿”红军的战况以及部署新的战役，南昌行营客室就剩下宋美龄一人，她拧开收音机，听了一会儿英、美诸国对华政策广播，接着又欣赏了一阵儿西方古典名曲。并信手翻开刚刚送来的迟到的报纸，“张学良回国后发表书面谈话”的标题跳入眼帘，她先是一怔，遂又匆忙俯首，认真地读了起来。
不知何时，蒋介石走进了客室，他一看宋美龄那专心看报的情态，忍不住地微微一笑，他稍许沉吟，有意大声地说：
“夫人！你一定是在读汉卿的书面谈话。”
宋美龄闻声愕然，她抬起头再一看蒋介石那得意的样儿，有些茫然地问：
“你怎么会知道？”
“他张汉卿是说给我蒋某人听的，夫人当然要认真地研读了。”
“你读过了？”
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
“汉卿这篇书面谈话说得真好，我看对东北军的影响——乃至于对全国的政局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噢，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有！你听听这篇书面谈话的第一段。”宋美龄说罢展开报纸，颇有几分激情地读了起来：“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斗争，阻人成功。遂至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她读后抬头，一手击报，啪的一声，激动异常地说，“听到了没有？他是在号召全国军民拥戴你为领袖呢！”
对此，蒋介石报之淡然一笑，他微微地摇了摇头，不冷不热地说：
“夫人，你再读一读汉卿书面谈话的第三段，好吗？”
宋美龄的热情猝然降温。六年的共同生活使她明白：每逢遇到这种情况，蒋介石准有比她高明之处。但是今天她沉思良久，仍猜不出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故只好又双手展开报纸，毫无情绪地念起来：
“西方备战空气浓厚，厌恶战争到万分。各国猜忌及备战之急亦到万分。国人应速准备，泯除恩仇，否则唯有亡国。”
“明白了吧？”蒋介石看了看依然不解其故的宋美龄，“汉卿号召全国军民拥护我做领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救亡抗日。”
“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呢？”
“这和我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相悖逆的！”蒋介石说罢猝然变色，异常严厉地，“而今我所需要的，是一心一意带领东北军帮我剿共的张汉卿，懂吗？”
“懂！”宋美龄始有所悟，遂又问道，“你何时召见他的顾问端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