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赵守一同志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但守一同志的光辉形象，却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他高尚的情操，质朴的品德，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我和守一同志年少时就相识，解放以后，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共过事。我深感他为人处事，既坚持原则，又合乎情理。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较深的理论造诣。他勇于和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起来，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他具有无私无畏和唯实的优良品质，认为正确的，就旗帜鲜明地坚持；认为错误的，决不盲目附和。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担任省委常务书记期间，省委的许多重要文件，多是他主持起草的，工作中善于抓主要矛盾，重大事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反复探讨；他善于了解人，识别人，使用人，能够从思想上帮助提高干部；他平易近人，他所领导的干部，乐于与他交往，倾吐真情，交换意见；他对人宽，对己严，艰苦朴素，能够模范地遵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身作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回忆往昔，他的件件业绩，历历在目。怀念之情，难于言表。仅就我印象较为深刻，且又较为突出的几件事，略作记述，以寄哀思。
1956年我国处于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陕西省绝大多数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热潮。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同志头脑不够清醒，工作中出现了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宣传和推广什么“把黑夜当天明”，“把月亮当电灯”，春节组织群众下地，片面强调劳动强度，不注意农民家庭个人的实际情况。这年的6月下旬召开了中共陕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赵守一同志在这次大会的发言中，充分肯定了工作的成绩，深刻分析了党在农村面临的任务，反复强调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滥用群众的积极性；号召干部一定要深入群众，调查真实情况，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倾听群众呼声，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家的”、“掌柜的”，一定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体贴群众的困难，满足群众的合情合理的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发展多种经济，开展副业生产，而且要给农民一些必要的时间，去搞家庭副业，还要给农民适当的休息、文化娱乐和处理家庭事务的时间；而且要充分照顾到农民固有的劳动习惯和生活习惯。守一同志的讲话，在党内和干部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对于正确指导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改进领导作风和干部作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8年大炼钢铁时，守一同志强调领导同志应下去看看。我去一个产棉县检查工作，当时县上把干部、群众都动员去大炼钢铁，一些地方满地的棉花没有人去拾，甚至只是把棉秆拔掉，堆放在地里，也不采摘。这不仅造成极大浪费，而且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当时县上的领导同志由于上边下达的大炼钢铁任务大，“风头硬”，不敢组织群众搞这件事情。我回到省上后，向守一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他明确表示，一定要组织群众把棉花采拾回来，农业生产其他方面应当抓的事情，也要抓起来，不能只抓大炼钢铁而不顾其他。他让我立即给张德生同志汇报，德生同志也同意他的意见。随后即向产棉县发出通知，使问题得到了纠正，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损失。
1960年，组织调我到省委做秘书长。守一同志是常务书记，在我任职后，他找我长谈过一次。主要讲秘书长和办公厅应当做好那些事情。他讲，一是要给省委起参谋作用。要掌握研究各方面的情况，适时向省委反映重要情况，并提出应有的建议；二是要起联系作用。要上下左右各个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勤于和干部群众接触，省委的意图，要确切地传达下去，下边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反映上来；三是要起把关和监督的作用。不要随便发文件，发文件要非常仔细慎重，不管哪个部门起草的文件，包括省委有关负责同志批的文件，都应当仔细研究，反复推敲，不能简单地照发照转，“党委决定，各方去办”，检查省委决议的执行情况，各个方面都有责任，但办公厅要总揽全局，起抓总的作用。守一的这些意见，至今尚觉中肯。我们办公厅根据守一同志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研究，对于及时了解情况、加强调查研究、做好检查监督等方面的工作，建立了必要的制度和措施。秘书长、厅主任们进行了分工，办了内部刊物《消息》，比较及时地反映各方面的重要情况；建立了专人催办制度，加强了对各部门的检查监督。由于比较认真地抓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从而加强了办公厅的中心枢纽作用。
60年代初期，在党内有同志提出，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说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到底如何认识，陕西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当时陕西省委的领导同志主张进行调查研究，进一步摸清情况。1963年，中央决定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进行试点，这年的下半年，省委领导同志分头带领干部在延川县贾家坪，临潼县行者，南郑县油房街等地进行试点。我当时兼任渭南地委书记，也带领干部在渭南县三张公社进行试点，省委决定在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中，结合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试点工作开始之前，守一同志主持会议，对试点工作进行安排。守一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各试点组同志对民主革命补课，必须深入群众，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按照中央文件和有关规定精神仔细分析，然后实事求是地处理，不要带上框框，凭主观臆断办事。他还讲，土改、镇反已经进行过多年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务必做到情况明，决心才能大。真正漏掉的地主、富农，就把他改过来，可定可不定的就不要定，如果把不应当定的定了，就把人民推到敌人方面去了。处理这个问题要慎重，宁肯九十九，不要一百一，搞过了头，也会发生副作用。试点工作结束后，省委召开了汇报总结会，守一同志根据试点结果明确提出：陕西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这种无私无畏的求实精神，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两年后，中央领导同志来陕西检查工作，听取汇报中亦明确表示，陕西民主革命和全国情况基本一样。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在这个问题上经受了很大的挫折，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中，完全纠正了这一历史性的错误，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应当说，这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守一同志能够从实际出发，善于和敢于按实际情况提出问题。根据我的接触和观察，首先是由于他能够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着重领会马列主义的精髓，掌握其精神实质，而不是教条式的学习，他在指导干部理论学习中，一贯反对“老和尚念经，小学生背书”式的学习，反对断章取义地片面理解问题；其次是由于他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入群众，集思广益，充分讨论，所以才能做到情况明，立论比较准确；再次是由于他具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守一同志曾因此受到挫折和打击迫害，但是非界限终究得以分清，许多事实反复证明他无愧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
守一同志虽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高尚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可贵作风，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熠熠生辉，为后人所敬仰。
1990年4月
（原文录自《求实楷模》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