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如果每年筹集到300万英镑，那么伦敦目前存在的一切苦难就都可以消除了。但是事实上，即使投入这些钱，苦难也不会消失，甚至会持续增加。这是否因为那些慈善家捐赠的财物除了无法克服的一些苦难以外，同时又在无心地制造出自以为可以消除的苦难？那些好吃懒做、大字不识一个的人们，倘若他们看到有人毫不费力，依靠施舍就可以维持生存的话，他们也就不会去努力工作，用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计了。如果我们靠节俭、细心获得的一切，都可由慈善家捐赠给我们，那么谁还愿意坚持过一种节俭、精打细算的日子呢？一个无须付出的人，竟可以轻松地得到只有付出才能获得的所有好处、舒适和享受，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难道不会使一切的努力、尊严和自立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了吗？人们设立的这种慈善捐赠的机构，难道不是在诱惑他们去放纵、去挥霍、去浪费，走向永远贫穷的不归路吗？
不知道努力、奋斗、争取幸福快乐的人通常是最容易得到别人帮助的幸运儿。我们使最卑劣的人过着最舒适的日子；而那些努力工作，依靠自己的能力维持生活的人们，却往往要为这些一无是处的人的生存支付大量的济贫款。慈善事业的本质就是向社会上最腐化、无耻、堕落的那一部分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人们对那些努力挣扎、艰苦奋斗、诚实不讹的人却不闻不问。就像卡莱尔说的：“哦，我善良的朋友们，你们的处事方式就是只要事情还能将就，就不愿意去干预，反而用新税率、新的财产估价方法，把它抓得牢牢的，直到它失去任何作用，甚至是完全腐烂。但是，这个时候你们还是紧攥着它不放，并且说：‘快，我们有必要再帮帮它。’”
单纯地施舍财物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纵容，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它还是一种恶习；因为纯粹施与穷人钱财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慈善的作用。不久以前，一位作家说：“德行可以导致人们犯下罪行，虔敬可以造成亵渎，聪明可以使人表现得愚蠢，但是这一切也许都比不上由于仁慈而导致的残忍。世界上，智者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为了弥补那些好心人所犯的过失。”
已经辞世的里顿勋爵曾说：“社会上的慈善事业，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对肆无忌惮的懒惰、堕落和无耻的一种奖赏。当我们感受到这一点，并且了解到人类智慧中所包含种种误解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因此接受一个多么不幸的教训啊！它是多么地浪费人们的同情心啊！个人的过失，给国家的道德品质造成了多么大的扭曲啊！慈善行为是一种可以满足人的骄傲心理的情感，也是一种贵族式的感情！当穆罕默德同意淫乱——这最无法控制的罪恶——存在于社会上时，当他鼓励慈善——这最易于实践的美德——在社会上广泛发展的时候，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赋有洞察力的人。”
伦敦的一些神职人员认为，慈善事业与宗教的传播不能同日而语。例如斯通牧师认为，“当一位牧师在看望穷人的时候，如果他的手里只拿了一本《圣经》，而不是面包、毯子或者钱币的话，他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现在设立的慈善救济金体制，正是在教唆人们养成贪图享乐、追求物质享受的恶习，并且证明他们的那些私欲是多么的合理。上帝赐予我们一个最重要、最有益处的教训：人的生活状况必须与他的行为、事业有关。但是我们设立的这套救济金体制，并没有使人们真正用心地领略这个教训，而是告诉他们，贫穷本身就一种获得救济金的理由。换句话说，这种体制就等于是鼓励他们放纵、堕落、奢华、欺诈。”而真正的慈善家，会努力地消除人们的种种不幸，抵制人们对救济的依赖心理和改变贫穷人民的生活。真正的慈善家尤其会尽力地帮助穷人实现自立。这也是“教区妇女传教协会”与众不同的地方。她们在伦敦的几个教区，和穷人们进行亲密、友好的沟通交流，在许多方面努力地帮助他们。但是她们并没有在教区内大量地施舍钱财，她们追求的目标而是把帮助穷人自立，使他们能够感到自己拥有自立的能力，从而可以提高他们的品质。在各个阶级中，慈善事业都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地位较高的女妇中，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愿意参与这项事业的人的话，那将是最令人高兴的事。
近年来，社会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慈善组织协会。他们纷纷发现了许多更合理、更完善、更能体现基督教精神的慈善形式，这让人感到欣慰。这类协会的工作内容十分广泛，例如：改善工人的住宅；为大众建造澡堂和洗衣房；为工人、海员和仆人建造舒适的住房；培养工人养成节俭并且能够为将来着想的习惯；让人们充分享受到知识的好处。只有这些协会，才是真正地为人们着想，帮助人们树立信心，使人们真正做到自立，而不是剥夺人们自立的权力，更不是瓦解人们原本坚定的信念；只有他们——真正的慈善组织，才值得我们称赞、鼓励。他们改善了人们的总体状况。应该说，他们是博爱精神的最高体现——他们不仅有高尚、良好的动机，而且还愿意追求美好的结果。
富人们，在他们临死的时候，总是格外地关注自己的钱财。假如他们从未结婚，没有财产继承人的话，他们就会因为终身累积下来的财富无人继承而感到烦恼，因为他们不能把这些财富都带进坟墓里，他们不知如何处置这些钱财。这时他们就必须立下遗嘱，把财产转让给某人。从前，有一个富翁，为了要净化自己的灵魂，把他的大部分钱财都捐给了社会——现在许多人也许仍然这么做。他的钱一部分用来创建救济院，一部分用来修建医院。富人们累积下来的钱财，最终都是用作施舍、慈善事业，分发给了穷人；或者散发给那些与他们同宗教、同行业的人。今天富人们依然采用这种做法，但是这种做法往往给受益者造成灾难。例如，埃尔温有一个叫弗格森的富翁。在他临死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的钱财。虽然他的财富已经超过50万之多，但是这笔巨款却不能为他延长一个小时、哪怕是一分钟的生命。他请来两位牧师帮他立遗嘱，并且要求在他死后，将这份遗嘱公布于众。弗格森将一部分财产分给了他的亲戚——其中多数是穷人。拿到遗产的亲戚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放弃了工作，终日饮酒作乐，奢侈挥霍，甚至于有些人因此而丧命。左邻右舍对他们的行为表示深恶痛绝。另外一些人，虽然不喝酒，但是也丢下了工作，追求一种奢华、享乐的生活。总体上说，弗格森为他的亲戚留下的这笔遗产，除了给他们带来灾难以外，毫无益处。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受托管理他的慈善事业的人们，从他的财产中拨出一部分，用来设立了3项授予优秀人士奖学金的机构；对于他的捐赠，可以说有一部分还是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的。
斯蒂芬·杰拉德是美国的一位大富翁。他去世后的遗产捐赠方式就与其他富人不同。杰拉德是一个孤儿。从小他就在一艘客船上做侍者，在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他的首次航行，目的地是北美。杰拉德几乎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没读过几本书，也不认识几个文字，他唯一追求的就是能够多挣一点钱。终于他开了一个小店。当他在纽约的水街居住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叫波莉·卢姆的姑娘。波莉的父亲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并且阻止他们结婚。但是杰拉德坚持不懈，最后如愿以偿娶了波莉。可是这场婚姻实际上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么完美。由于妻子对他没有丝毫感情，他变得性情乖戾、暴躁。于是他离开家出海远游。在他40岁的时候，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帆船，在纽约、费城和新奥尔良之间开始了海上贸易。
后来杰拉德定居于费城，成为了一个商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意上，因为他决心要成为一个富翁。虽然杰拉德已经积累了一些财富，但是他还过着极端节俭的生活，不管什么工作，只要能够挣钱，他都来者不拒。杰拉德对待生活的态度是麻木不仁的，他完全被挣钱的欲望支配着，对于他开来说，生活就是无休无止的劳碌与奔波。但是我们要记住，杰拉德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快乐的，假如上帝能够赐予他一位令他感到幸福、满意的妻子的话，他就会变得温和、热情得多。他与波莉共同度过了近10年的痛苦时光，之后她患了精神病，在宾州医院里住了20年后离开了人世。
事实上，在杰拉德的心中，并不是仅仅充满了坚硬、严厉和麻木，在他的潜意识的深处，存在一些非常人道、仁慈、平和的东西。1793年，费城流行黄热病，杰拉德在这段时期就表现出了他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当时，黄热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人人处于恐慌之中，就连医院里都找不到一个护士来照看病人，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照料病人就等于自寻短见。
暴君，不为钱财所动，不受美色所诱，
它的威严使一切都变得枉然；
穷人，没有朋友，更没有随从，
他们只有在救济院里——穷人的家，与世长辞。
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了黄热病。就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杰拉德将他的生意抛到脑后，主动担任起公共医院的主管职务，并且任命彼德·海姆为他的助手。他的生意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公共医院中，杰拉德发挥了他惊人的组织能力，他的工作也立刻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从前混乱不堪的医院，现在到处都是那么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景象代替了从前的污浊杂乱，节俭代替了浪费，警惕代替了疏忽大意。杰拉德使医院中的每一个病人都得到了细心、周到的照看。有时他会亲自去照看那些忍受疾病折磨的病人，并且伺候那些病情严重的患者，甚至是主动料理死者的后事。最终，灾难结束了，杰拉德和他的助手海姆又回到了他们从前工作的岗位上。
凡是参观过费城贫民窟的旅游者，都会在他们的笔记上记下这样的一段话：“斯蒂芬·杰拉德和彼德·海姆，他们都是委员会的成员。当年社会上流行一种可怕的黄热病。他们注意到，如果医院里没有合适、尽职的主管的话，病人们很可能就会被拒之门外。出于同情，他们主动要求担任医院的主管职务，而由此激起、引发的惊奇和结果，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只能想象，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