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会认为⑵更容易引发萧条。对于⑴，有人认为，它与⑵引发萧条的可能性相同，也有人认为它根本不会产生萧条。
如果我们只考虑普遍原则，不考虑人性的某些特点，最后一种观点便是正确的。资产的转移不像财富彻底消失带来的影响那样严重。然而，我们不能忽视⑴中交易带来的影响。我们都说，没人会把偷来的东西留下，也没人会理性地利用投机或意外收获来进行投资。上述交易的失败者的购买力会降低，同时，因为信心受挫，他们会成为没落的生产者。然而，胜利者为了使其所得加倍增长，他不会从事有可能瓜分收益的合法交易，必然会大肆挥霍金钱，或进行同样的交易。以上两种交易的区别很少会引起关注，因为每次经济膨胀时，这两种交易就会同时大量涌现。此时，对于投资不当、大量挥霍的企业来说，他们的资本就会切实减少。不但如此，荒谬的资产交易价格也滋生了投机的热情。
大量不动产和个人财物的持有者期待物价上涨，这一重要的事实明显能够支撑投机引发危机这个理论。面对当时的出售价格，没人愿意购买这些资产。危机发生时，资产的价值就会彻底缩水，只能以低价卖出。这样便会产生严重损失。人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流通手段紧缩和货币量不足
我们应该同时考虑这两个因素。一般来说，这两种因素似乎与发行量不受任意控制的金属货币无关。通常是指政府或银行发行的信贷或纸币。毋庸置疑，突然或任意收紧纸币的持有量会引发严重的经济紊乱和损失——物价下跌，现有的信贷额度也很难维持。然而，我们应该区别使纸币持有量减少或紧缩的两种原因，即任意管制、贸易环境或恐慌带来的货币囤积。纸币发行体系在任何条件下都最是最完善的，无论是一般的需求情况，还是货币的突发性紧缩。在理性的管理之下，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是为了在纸币贬值时抑制通货膨胀，或是为了实行更好的货币体系来代替原有体系。所谓的货币恐慌，它发生时的显著特点是货币量的异常短缺。它可能发生在供需关系看似正常、经济景气的主要条件存在之时。然而，由于某种突发性恐慌，货币便会撤出流通领域。我们应该做好准备来应对这种紧急情况，但它不是纸币持有量的问题。这种紧急情况发生时，现有货币量会大幅减少，无论它们一般的流通数量是多少。此时，如果监管合理，暂时增加货币量无疑会很有帮助。如果工业保持良好态势，危机很快就会消失，货币会再次流通，一切都会恢复常态；如果经济不景气，货币量不足也不是引发紊乱的真正原因。任何情况下，货币量不足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当其他因素产生压力时，货币量不足会极大加剧这种压力。
我们很难找到纸币量不足是危机根源的证据。统计分析显示，危机更多会发生在流通的信贷货币量异常增多的时候，有时也会发生在金属货币供给格外突出之时。到1837年，美国纸币的流通数量最多，人均持有量也最多。到1857年为止，美国纸币的流通数量同样最多。1873年和1893年创历史新高，人均流通量几近峰值。然而，以上这四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更为明显的是，在这四年里，纸币超出硬币的数量异常之多。
很多文章都谈到了这一观点，尤其提到了标准纯银币的货币制度及流通。众所周知，物价由货币量（一部分货币量包括货币的全部种类，其他部分只包括金属货币或基础货币）和商品总量决定。因此，人们认为货币量减少时，物价就会下跌，进而爆发金融损失和危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而且从一定原则来看，它犯了严重错误，因为它完全忽略了另一因素——货币效率。货币效率依货币的流通速度、货币被替代的程度而定。关于物价这一点的事实情况，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给出了很好的解释：
“上述命题，即一般价格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应当理解为，它只适用于如下情况：货币，即金银，是唯一的交换手段，而且在每一次购买中它都由一人之手转到他人之手，人们不知道任何形式的信用。一旦与手头现金不同的信用成为购买手段，则如后所述，价格和流通媒介数量之间的联系将不再那么间接和密切，而且，其实际联系也不再能用那么简单的方法来表达。”
有关价格方面的权威著作的作者图克先生（Th·masT··ke）也这样说：
“据我目前的发现来看，在整个价目繁多的商品系列中，没有一种商品的价格其变化不会明显受到特殊环境的影响……的确，经济环境经常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这些因素包括货币膨胀带来的物价下跌以及货币紧缩引发的物价上涨。事实上，膨胀通常是物价上扬的的结果，而并非其原因。”
重申一下，流通的货币量不因发行量而定。假设某天早上有人散播谣言，暗示某大银行即将倒闭，那么傍晚之前，现有货币的紧缩会比同时使用立法权力和财政权力的收效更为显著。
不需经过太多分析就可看出，货币量一定时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货币撤出流通领域时会产生普遍的不信任。二、当借款人得到信任、货币触手可得时，信任会重新盛行。第二种情况发生时，一定的货币量足以促进社会或国家的商业往来；第一种情况下，即使货币量再多也不会满足当时的需求。
人们已经注意到，危机时流通的货币量很多。同样，货币量不足的确不是引发危机的众多原因之一。一项公认的事实就可证明这一点。每当萧条发生时，物价会下跌，银行会积聚大量货币，利率也会下跌。因此，每当萧条陷入底谷时，都会发生货币大量积聚、利率下跌、并伴有物价下跌的情况。纽约的利率下跌发生在1878年、1886年和1897年。英国利率在1859年、1868年、1879年、1885年以及1895年跌至底谷。严重的萧条都发生在这几年。
从另一方面讲，很多事例都明显表明，货币量过多会引发萧条。这里所说的货币不仅仅指纸币，而且包括黄金、白银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资本。因收到法国的赔款，德国的货币量大幅增长，这一事例便可说明上述观点。该时期内，德国的企业活动达到了高潮，这在其他时期根本不可能发生。私人和公共支出大肆挥霍。德国一家漫画杂志半开玩笑地说：“让我们再发动一场战争吧。只要我们被打败，支付赔款，我们就会再次崛起。”然而，大量赔款对德国毫无益处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毫无疑问，德国浪费了很多赔款，但它却将更多的赔款用在了各项企业经营上，并最终从中获益，尽管这些益处受到长期的压制。与法国相比，德国的“劣势”在于，由于战争的爆发，法国企业倒闭的时间较早，“因此就没有像德国那样涌现出大量的工程项目和投资”。
无论是开采大量黄金，还是突然发现了财富的新来源，它们都与各类支出的普遍增长共同作用，进而使企业扩张，并使大量资本冻结在无法立即获利的项目中。波士顿贸易委员会（TheB·st·nB·ard·fTrade）在1858年4月发表了一篇关于1857-1858年的事件报告，上面提到了一个引发萧条的重要事实：“由于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贮藏丰富、面积广大的金矿，转眼间，世界上便多出了数亿的黄金货币。”
关于资本增加或积累引发经济紊乱的趋势问题，白哲浩（Bageh·t）给出了明确解释：
“有时候，一个国家内盲目投资的资本数量格外庞大，投资者获利心切。这些资本迫切希望有人能够吸收它们，因而发生了‘资本剩余’；它们找到人来吸收资本，于是产生了‘投机’；资本被耗尽，这样就发生了‘恐慌’。”
因此，似乎事与愿违的是，危机和萧条源于货币或资本的泛滥，而非货币或资本的不足。
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危机和萧条产生的原因包括市场供给过剩、库存无法分配、以及无法按正常价格转让可转换资产。产量本身无论提高多少都不会带来灾难或引发危机。只要人人持有的东西都是他们想要的，产量的提高就会带来好处，尽管我们无法想像这个时刻何时会到来。人类的欲望多种多样，最强烈的欲望就是拥有最多的东西。现代发明、运输设备的改进、商业交易以及资本运用方式的改进，都极大地增加了商品数量。这些进步无疑对社会十分有益，它们增加了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给生活带来了便利。人类从我们的祖先开始，最初以树叶为衣，逐渐发展到现在身着各色服装的我们，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尤其是服装制造业的发展。总之，普遍的生产过剩不可能发生。然而，如果“生产过剩”一词是指商品生产的不均衡，即生产设备不能协调生产，对某商品生产过量，而对另一种商品则生产不足，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引发萧条。然而，这种现象不应表述为“生产过剩”，它不过是上文提到的商品生产的不均衡现象。
对于那些认为生产过剩是引发危机和萧条的原因的人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是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以及使商品量和总供给大大提高的进步和发明。从长期来看，它们对社会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工作不是为了工作本身，而是为了获得工作的成果。我们获取的成果越多，工作就会越容易，生活就会变得越好。
然而，我们必须不断适应新环境。一些经济学家不断告诉我们，虽然掌握了一种技能，但当机器开始代替我们的工作时，我们就要学习另一种技能，或另寻其他工作。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尤其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们很难再学习另一种技能，其他工作也早已人满为患。同样，一个人建立了工厂，并将其全部资本投入其中，但设备的进步却使其投资化为泡影，那么即使告诉他必须另辟蹊径也于事无补——工厂就是他的全部。
在新旧环境之间存在一个过度时期，人们的利益会遭受严重损失。必须承认，从长远来看，我们会从中获得很多好处。然而，虽然整个人类会变得更加富有，但无数个人却损失惨重。很多人经常在商品泛滥时受到牵连，进而引发萧条。
生产过剩理论的支持者尤为关注所谓的现代生产革命和分配革命。近年来，它们使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生产远远超出了需求的增长。他们声称，这项革命使近年来的萧条特点尤为突出，即萧条变得更加严重、持久。大卫·韦尔斯（DavidA.Wells）就持有这种观点。他特别强调生产和分配设备的增长，并试图引起人们关注大概发生在25年前的大萧条。它发生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不久之后。与此同时，机器设备大力改进，小麦、大米、羊毛、肉类等产品的分配成本降低，铜、锡、镍、银奎宁等供给品来源开始增长。
韦尔斯引用乔治·德·拉维尔维尔（M.Ge·rgesdeLaveleye）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拉维尔维尔认为，过去一百年里，大部分工业活动都是为世界上的文明国家提供充分的经济手段，未来必须要进行修整和更迭，而不是进行新的建设。韦尔斯又表示：
“当前存在一种更重要的干扰因素，它完全与现有环境和谐共处，那就是——生产设备已经完备，利用设备进行生产的工作也随之启动。近年来，随着人类从现代进步中取得成就，世界第一次变得如此饱和。”
韦尔斯补充道：
“任何调查人员似乎都承认，在近年来的工业萧条中，那些损失最惨重的国家都大量采用了机器生产。受萧条影响最小、甚至不受其影响的国家里，手工劳动以及手工制品没有受到本质上的干扰或替代，像中国、土耳其、墨西哥等。”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道，1879年、1880年、1881年对于美国来说是作物丰收的年份，海外需求大量增长，是公认的经济景气时期。到了1882年、1883年、1884年，经济却变得极为萧条甚至倒退，而铁路运输却在后期大幅增长。
为了进一步支持该观点，他在其他文章中提到，在毫无价值的企业经营产生的资本流失、流通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以及奢侈消费方面提供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反映商品稀缺的严重程度；相反，却证实了一点——在那些经历了萧条并受到严重影响的国家中，人们急需的商品，包括铁路、轮船、房屋、家畜、食品、服装、燃料、以及奢侈品，每年都以最快的速度增长，并以空前的低价提供给消费者。如果因资本流失或浪费而产生的资本不足是引发萧条的原因，那么资本的收益率应该很高。然而，事实上，即使是最有前景的资本，近年来其在任何领域的收益率也非常低。
前几段中韦尔斯强硬地提出了生产在近年来大于消费，以及全球因现代进步的成果而变得饱和的理论，该理论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他在萧条产生原因方面的观点与本章所提及的那些鼓吹者是一致的，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几个重要的特例。尤其错误的是，他认为工商业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不会继续发展。他不应认为世界文明国家已经具备完善的经济手段、未来的工作必须是修整和替代而非新的建设，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采用新的设备来代替旧设备的趋势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在近几十年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活跃的时代不会再回来了，工业和贸易患上了局部麻痹症，它们不可能康复。每次萧条之后的繁荣，即过去的几年景气时期便会消除这种疑虑。韦尔斯所提出的工业发展会停滞的经济环境已经被前所未有的经济活跃期所替代；他也没有意识到近年来消费与生产同期的大幅增长。关于两者的增长问题，我们不应只通过与过去几年商品量的对比，就将萧条时期现有商品明显的过度增长看作生产过剩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