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晴雪、明月，本是洁净、清幽之景，但在这位戍边老兵眼里，却显得异样地孤寂和凄清。是啊，遥望山南山北，除莽莽白雪铺盖大地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悬想千里万里，除幽冷月光遍洒世间外，再感受不到别的什么了。有家乡，但家在何处？有亲人，但亲人怎样？可谓荡荡胸怀如自雪，悠悠思绪似冷月啊！
“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明月啊，明月！你能带去我这一片思乡的情吗？听，胡笳一声，传出的是无限凄凉。眼见塞月孤明，耳闻胡笳夜咽，真是令我愁肠寸断了。胡笳，相传古代少数民族卷芦叶吹之(一说为管乐器，清代形制为三孔、木制、两端弯曲)，流行于塞北和西域一带，其音哀婉悲凉。
喻陛云谈到这首小令时说：“唐代吐蕃回纥，迭起窥边，故唐人诗词，多言征戍之苦。当塞月孤明，角声哀奏，正征人十万碛中回首之时。李陵所谓胡笳夜动，只增忉怛。”(《唐词选释》)这从背景、内容到艺术，都作了中肯的分析。
戴叔伦论诗：“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三《与极浦书》引)这种诗要有余味远韵的主张，曾对后世神韵派产生过较大影响。他的《调笑令》就极富神韵、旷远、疏淡，让人含嘴不尽。
《古今词话》则评它“笔意回环，音调宛转，与韦苏州一阕同妙”(《词林纪事》卷一引)。韦应物写过两首反映边塞生活的《调笑令》，其中一首云：“胡马，胡马，远放燕友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广漠草原上这失群迷路而无家可归之马，正是久戍难归之边塞士兵的形象写照，它与戴词确具异曲同工之妙。
调笑
韦应物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北别离。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前后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兴盛急剧地走向衰败。随着大唐王朝国力的削弱，边境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安史之乱前，唐帝国和西北的吐蕃时战时和，互有攻守。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哥舒翰把守卫西北边防的军队东调潼关，致使边防空虚，吐蕃乘机长驱直人。数年间，唐王朝西北数十州相继失守，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都成为吐蕃的领地。河陇地区从此沦入异族之手几近百年。
民族矛盾的尖锐，大唐故土的沦陷，激起了有志之士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中唐诗坛上出现了不少洋溢着战斗激情的篇章。“北逐驱獯虏，西临复旧疆”(李益《从军有苦乐行》)是诗人的要求，也是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失地长期未能恢复，“边头州县尽胡兵”的现实，也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忧虑和悲愤，一些诗人的吟咏中往往隐含着一种故土沦丧之痛。
韦应物《调笑》其一就是一首慨叹北胡难灭之词。
开篇“胡马，胡马”两句重迭，造成一种急促的节奏，画面上出现了一群群产于胡地的马。这些马虽然属于游牧民族所有，却公然在大唐版图内的燕支山下放牧。燕支山又作焉支山，本在匈奴地界，因盛产燕支草得名。“燕支”也作“胭脂”，可作女子的化妆品。汉武帝时，匈奴屡犯边郡，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击，过焉支山，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又由北进兵，南下祁连山，围歼匈奴。其后，河西四郡尽入汉廷，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匈奴失去了水草肥美的河西之地，受到很大损失，作歌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而如今，胡骑的铁蹄又践踏着大唐的河山，成群的胡马又远放在燕支山下了。抚今追昔，怎能不使人感慨万分呢！
忽然，一匹胡马离群而去。它毫无顾忌地用蹄子刨着地面的黄沙和积雪，发出响亮得意的嘶鸣，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里并不是它出生的胡地，而是大唐的国土。可能是由于跑得太远，而且环境毕竟有些陌生，这匹马迷路了。它东望西望，焦躁不安，还是找不到归家的路，不免显得迷惘和孤独。
根据词格的要求，词的六、七两句将第五句最后二字颠倒重复，变为仄韵。两句“迷路，迷路”相连，气氛凝重低沉，直贯末句“边草无穷日暮”。早在汉代就克复的燕支山，现在又成为边境了。枯黄的塞草直接天边，荒原唯闻马嘶，罕见人迹。此时斜阳残照，暮烟迷蒙，悲壮苍凉中又透出几分迷茫。
韦应物虽以田园山水诗名世，被人誉为“写景如画”，但他对社会现实还是关心的。早在初仕洛阳时，他面对战后残破的东都，曾写下“萧条孤烟起，日入空城寒”的句子，对官军和回纥军的破坏表示愤慨。那么，他对河陇之地的沦丧感慨颇深，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调笑》其二写远戍塞外的征人，秋夜将晓起视银河，引起乡国之思。
北国秋寒，一个来自江南的征人却黎明即起。或许是军情吃紧，或许是愁思难眠，夜色未退，他已登上边城戍楼。天穹寥阔明静，繁星尚未隐去，仰望星空，最能引起征人注目的就是高挂在秋城之上的河汉。河汉，即银河。看到银河，首先使人想到的是牛郎织女的故事。牵牛和织女的悲剧故事经历了一个长期流传和不断丰富的过程，大约在汉末魏初就已基本定型。“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丕《燕歌行》)漫漫的河汉把这对情人活生生地分开了，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令人伤感。但河汉不仅天上有，人间的天河更长更宽。在烽火遍地的动乱岁月，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啊！征人远离故乡，只身飘泊，简直要羡慕牛郎织女了。天上的牛郎织女毕竟一年中还能在七夕相会一次，而自己和妻子何年何月才能重逢呢？“漫漫”一词，既是指河汉的漫长，也是征人与亲人相隔万里、各在一方而产生的心理感受。这漫长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这种“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的日子实在是太长久了。于是，征人陷入了深深的相思之中。本来离愁就无时无刻不萦绕于心，起望河汉，更触发了新的别恨。这是江南塞北的别离，这是相会无期的别离，这是令人心碎的别离。六、七两句中的“离别，离别”，是征人进着血泪的呼喊，是他对命运的抗争。但眼前的现实是改变不了的，这就引出结句——“河汉虽同路绝。”征人在无可奈何、万分悲愤之中，对亲人寄予了无限的深情。塞北江南，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河汉，但却没有鹊桥之路能使我们重逢。让我们就这样隔河相望，遥寄彼此的相思之情吧。
这首小词在简短的篇章中，表现了丰富的内容。它以优美通俗的语言。构成了含蓄动人的意境。深秋的季节，塞北的边城，漫漫的河汉，愁绝的行人，这一切是那么和谐、那么巧妙地溶合在一起，使“江南塞北别离”的情思充溢其间，极其感人。河汉，是星空的实景，又富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词以“河汉”起，以“河汉”终，河汉漫漫贯穿全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台
韦应物
一年一年老去，来日后日花开。未报长安平安，万国岂得衔杯。
冰泮寒塘水渌，雨余百草皆生。朝来门巷无事，晚下高斋有情。
韦应物，中唐较有名的诗人。早年侍奉玄宗，生活豪横放浪，不少作品也豪气干云。中年以后长期在州县做官，目睹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种种时弊，思想变化较大，作品常常表现出较强的政治倾向。他的诗虽以山水田园之作称于世，但与王、孟的山水田园诗已有所不同，在号称“王、孟、韦、柳”的诗派中，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时代气息，最多反映农民疾苦。他也是中唐时，间作小词的名家之一。
中唐，词与诗还没有明显的界限，正处在由诗向词渐变的时代，可以说有的词，除了配乐之外，和近体诗几乎没有大的分别，这就是唐声诗。这里所选韦应物的两首“三台”，又名“三台令”，就是两首近体六言绝句。两首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也与后来称为词正体的，以华美词句写婉约情绪之作不同。
其一，所谈大约是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年—783年)事。韦应物于建中三年至滁州为刺史，建中四年就发生了姚令言所率部的兵乱。自德宗继位以来，天下就不太平，像陆贽所说的“兵连祸结，行及三年(当时才继位四年)，徵师日滋，赋敛日重，内自京邑，外洎边陲，行者有锋刃之忧，居者有保求之困。”德宗信任大奸臣卢杞，陷害忠良，弄权误国。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领兵驰援襄城之危，兵士“冒雨寒甚”，到了长安附近，因为朝廷未给任何优抚，兵士发生哗变，朝廷处置又不得力，致使乱兵进入长安，德宗慌慌张张逃至咸阳，再逃至奉天(今乾县)，这时朱沘自称大秦皇帝在长安改元登基，并派兵三面围攻奉天，许多被卢杞排挤陷害的人依附了朱泚。
这时韦应物在滁州。做为一方守吏，虽远离长安，他关心着朝廷与大局，也深知朝政腐败，奸臣当道，对大势自然忧虑。所以他首先感慨“一年一年老去”，一年年岁月流逝，自己年近半百，几经沉浮来到荒僻的滁州，心怀朝廷却无能为力，徒然兴叹而已。这里嗟叹的主要不是“老”，而是岁月逝去，无所作为。但他满怀信心地说：“来日后日花开”。个人虽然无能为力，不过春兰夏莲各占一时，四时均有花枝装点江山，即使谢了，明年还是依样开放。这是比喻，说明他对唐王朝还有信心，认为奸臣弄权，藩镇作乱，终是一时，好时光一定会到来。后两句直接谈时事与个人态度。“未报长安平定，”“未报”，还没有听到。皇帝出奔，长安沦陷，听到的全是坏消息，没有令人鼓舞的捷报。所以，他认为“万国岂得衔杯”。“万国”，在上古文中“大曰邦，小曰国”，“国”是城邑的意思。“万国”，这里是指全国。“衔杯”，以唇接触杯盏，实际就是喝酒。就是说，全国臣民在这个时期怎能有兴致举行各种宴会呢！全诗六言四句，谈了自己感慨，于国家无助，但相信朝廷最终会胜利，希望全体臣民共赴国难，以待收复长安，天下太平。
第二首。创作时间大约已是贞元年间，在苏州任刺史时。兴元元年(公元784年)，韦应物在滁州被罢，穷到无力回返长安，只好暂住滁州西涧。又经过几次升降，贞元五年(789年)到苏州任刺史。这时期，德宗处于危难之时，比较能纳忠言，惩办了卢杞，又接受了李泌、陆贽提出的不少高明建议，军心、民心振作，于兴元元年七月收复长安，到贞元五年政局大体稳定。韦应物在苏州，既治大郡，又与顾况、孟郊、皎然等唱酬往来，心情与创作前首时自然不同。
首句，“冰泮寒塘水渌”，“泮”，是溶解、分离的意思，“渌”，清澈的意思。写出了初春时节所有的景色特征。池塘中的冰在慢慢地溶化，也有冰块在缓缓移动，但池中更多是静静的水了，那水清澈如镜，可想而知，也寒冷如冰，但毕竟坚冰已经融化，春来了，岸上“雨余百草皆生”，一场春雨之后杂草已露出了尖尖的芽子，不知名的闲草杂卉都甦醒了。两句描绘出了欣欣春意，也象征着作者心中的国运中兴之乐。作者生活得很平静，“朝来门巷无事”，天下大局初定，暂时政简刑轻，况且从安史之乱以来，江南一带较少受战乱波及，民生也较安定。贞元以来，江南首富之区的苏州，长官就乐得时有馀暇了。再加苏杭一带人才集聚，顾况、孟郊、丘丹，诗僧皎然全在这一带活动，与韦应物时有诗篇酬唱赠答，高雅的郡守难免“晚下高斋有情”矣。“晚下”，政务之暇，一般为晚上。“下”同现在的“上”。“高斋”，既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高，又有深宅高堂之上清静无为的意思。这“情”，恐怕就要用浅斟低酌来相慰了。
两首相较，第一首写国家动乱，“銮舆外幸”之时，作者深深地担忧国家，关心朝廷，自叹无力为君消弭祸乱，求其次，认为台宴不宜。第二首写于大局已定，郡治安宁，又有同诸好友切磋诗文，时当冬去春来，万物争发，他诗人的故态又复萌了，觉得但有“情”，小酌台宴未尝不可。
二词可说是写闲适境界的，但他的喜怒愁怨带有明显的时代气息，作品表现出较浓的政治倾向。词既为人乐而作，所以读来琅琅上口，辞意浅俗，作者的一片忧国忠君之心，表现得清微淡远，诚如苏轼所言：“寄至味于淡泊”。
还京乐
窦常
百战初休十万师，国人西望翠华时。家家尽唱升平曲，帝幸梨园亲制辞。
唐代燕乐大盛，但入乐的曲子歌辞创作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文人们所得心应手为之的，多是句式齐整的唐声诗。窦常这首《还京乐》就是齐言体，与宋词《还京乐》长调慢词不同。它原是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调名，至宋，乃用旧曲另翻新声。由此，亦可见从诗到词过渡的情况。
据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难，正夜半，斩长乐门关，领兵入宫，剪逆。后入撰此曲，名《还京乐》。”可见，这首词写的是安史之乱后，唐明皇由蜀还京事。它描绘出了一场祸国殃民的大乱被初步平定后，全国上下喜庆升平的动人情景。
“百战初休十万师，国人西望翠华时。”天宝十四年(755)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一场导致大唐帝国迅速衰落，亿万人民生灵涂炭的大劫难。朝廷丧师失地不用说，连稳做皇帝四十多年，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也被迫逃往蜀地，过了十五个月凄风苦雨的流亡生活，最后竟弄得还不及普通人家那样能保住自己的老婆，所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李商隐《马嵬》)对于广大百姓，安禄山叛军所至，更是灾星降临。叛军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赢、病、老、弱皆以刀槊戏杀之”(《资治通鉴》卷219，至德元载十月条)。因此，人心思唐，人心思定。现在好了，经过两年激战，唐军收复了国都长安，玄宗也平安地由蜀返京了。史载当唐玄宗由肃宗陪伴着，从长安城西北的开远门人城，行至丹风门，一路上“旗帜烛天，彩棚夹道”，长安士庶在路旁欢呼雀跃，涕泣歌舞，皆曰：“不图今日再见二圣！”(《资治通鉴》卷220，至德二载十月条)胜利、安定，似乎出人意料地突然来到，又是日日夜夜苦盼着的。虽然仅仅是“百战初休”，但毕竟可以喘口气了；“国人西望”，这延颈企踵的“望”，正是全国百姓急欲脱离水深火热、盼望盛世重来的形象写照。翠华，皇帝仪仗中一种用翠鸟羽毛作装饰的旗，这里代指皇帝。
“家家尽唱升平曲，帝幸梨园亲制辞。”收复京都，迎还唐皇，给人民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希望，于是家家都唱起了世道升平的歌。那位以酷爱新声著称的风流天子唐明皇；也跑到久违的梨园去，亲自制作了新的曲辞。梨园，唐玄宗时教练宫廷歌舞艺人的地方，一在长安光化门北禁苑中，一在蓬莱宫侧宜春院，玄宗曾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人于梨园学歌舞，有时亲加教正，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如今玄宗又来“亲制辞”了。但梨园早已今非昔比，他能制出什么“辞”来呢？一场大动乱过后，“梨园子弟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白居易《长恨歌》)，尤其是那位“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早已是魂埋马嵬，再不复见了。此时的明皇，喜耶？悲耶？堪谓“百感尽在不言中”了。
这首词气象宏大，境界开阔，在一片欢腾的背景上，突出唐明皇显得异常又在情理之中的举动，给人以无限遐想和深刻的印象。
竹枝词
李涉
石壁千重树万重，白云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偏照婵娟色最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