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邻居当中还有一位孝顺的红红姐姐，现在估计也得六十岁上下了。那时候因为她比我们大，小孩儿们都叫他红红姐。红红姐住在我们那排房子后边一排，挨着北影司机于师傅家。那个姐姐人可好了，长得漂亮，能歌善舞，特别孝顺，当时在我们那儿可是受欢迎的大姐姐。她母亲熊焰阿姨是很早参加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当时熊阿姨身体好像不好，总是皱着眉头，还常常不能走路，得要红红搀着行走。有时，红红刚想和大家伙儿轻松地说会儿话，熊阿姨那边就在家喊红红回去给她喂水吃药什么的，可是红红从来都没有嫌弃和腻烦过，老是那么和颜悦色地心甘情愿地照顾着她的母亲。丹江曾经有个小年轻军代表追红红姐姐，可是红红姐姐似乎没看上那位不知从哪个地方来的，长得结结实实的年轻人。那人可牛了，我们小孩儿们都不喜欢他，他当时还和一个比他大的“四个兜儿”（注：当时解放军的军装没军衔标志，外套上衣有四个兜儿的是干部，两个兜儿是战士）的人一起，可横了，那老的“四个兜儿”曾经在会上指着我爸和李可染伯伯说：“你们这些人，反右的时候就没有右派言论，我才不信呢。”还侮辱可染伯伯说，别把胡子画到眉毛上去。那家伙把父亲和可染伯伯这些老人们气坏了。我父亲后来气得说，我二儿子也是解放军军官，我一辈子拥护热爱共产党，1957年有的民主党派邀请我参加我都没答应，这个人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呢？！而且，那两个人非要把干校的人们养的小狗全部杀掉。结果害得我家养的“小黑儿”被父亲偷偷送给了远处的一个铁路工人，没两个月就被火车轧死了。林彪事件出来后不久，那两个人就被调走了，据说是犯了错误。
我们还有一位住得稍远一点儿的邻居陈一帆先生。我最近看了陈一帆先生的小女儿陈扬的回忆，才使我想起来那个可爱的那小女孩儿。那小孩儿当时也就六七岁，白白的，长乎脸儿，总是笑眯眯的样子，特别惹人喜欢。她的父亲陈一帆先生当时岁数不很大。那时，我还纳闷儿呢，丹江不是安置老弱病残的地方么，怎么这么年轻的干部也来了，真要成劳动的地方啦？
陈一帆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朝气蓬勃，积极能干，一看就是个革命者。那时我们称呼陈先生为陈叔叔。陈叔叔高高的个儿，长脸型，总是很开朗，也健谈，没架子。可以说，陈叔叔当时是干校里中年人当中最帅的。那时，陈叔叔是我心中的偶像，而且对我后来的成长，也就是小男生模仿什么样的男子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曾经很留意学陈叔叔的开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不过那时没有追星族一说，加之岁数小，在丹江与陈叔叔接触的时间不太长，所以这种偶像的感觉在我心里只是隐隐约约的，下意识的。也许，这才是真正偶像在人心里起的作用。甚至我一直都不知道陈一帆叔叔是做什么工作的，但陈叔肯定是位了不起的人。前两天黄晓捷博士给我看了那小妹妹陈扬的回忆，我才知道陈叔叔是做什么的。下面引用陈扬回忆中的一段话：“爸爸，陈一帆，1938年参加革命，战地记者，在前线和后方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解放后曾多次进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拍摄《新闻简报》，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镜头。后来父亲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我还很想念我的好友黄晓捷（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松下电器北京公司经理）的父亲黄焰强先生。黄焰强先生今年86岁了。他是个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革命军人，是丹江干校的校长，他一家是1970年才从咸宁调到丹江的。黄伯伯是个真正热爱人民的共产党人。他到了丹江以后，和大家伙儿打成一片，没架子，做了很多好事，用现在的话说叫以人为本。譬如在黄伯伯的领导下，大家可以养鸡了，也有了逢年过节的联欢活动，还让后勤的师傅杀猪给大家改善生活。那时我们都会很高兴跑到礼堂后面的后勤那儿去看杀猪，好大的一头猪啊，杀的时候也挺恐怖的。黄伯伯很有风度，个子不高，方脸庞儿，经常眯着眼睛，那时他脸上就有了皱纹，南方口音不太重，戴一顶军帽，那帽檐儿有点儿向下塌，穿着真正的解放军的黄色军装，就是没领章帽徽，粗腿军裤子，黑布鞋。黄伯伯很喜欢我，和我这样的小孩儿说话都很平和、亲切，像革命战争电影儿里的政委（准确地讲，黄伯伯是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政委）。我从少年时代起形成的热爱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思想，与我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认识黄伯伯、陈一帆伯伯、侯焕良阿姨、李可染伯伯等等这些革命老前辈和老专家艺术家有密切的关系。
丹江的回忆真使我感到：
邻居往来无白丁，
专家学者老革命。
受此熏陶上正路，
天涯海角中华情。
六、小车牌照，寄托乡情
零一不换，定能回京
那时候，干校有辆美国四轮驱动小吉普车，是01牌照，也就是北京的牌子。那车是可以敞篷的，但上面有帆布篷子。我在那以前没见过真正的敞篷吉普，只是在打仗的电影里见过国民党军官挺神气地坐着那样的车风驰电掣地去抓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什么的，自然在丹江能亲眼看见电影里的“道具”，还能有机会坐坐，那真是特开心的事儿。所以，平时那车停在我们排房以西小河另外一边车库外的时候，我们小男孩儿都爱去上前摸摸那车的方向盘呀，敞篷边上的扶手啊什么的。那时的专职司机一位是北影的于师傅，因为年纪比较大，不怎么开，经常开的是卢师傅，哪个学院来的记不清了。我们当时特羡慕于师傅和卢师傅。有一次，于师傅开着那小吉普送我上医院，是因为我突然得了美尼尔症，我当时尽管特难受，但还是印象很深，因为我要是不得急病，哪儿有坐美式吉普的资格和机会呀，我们这些孩子去镇上买柴禾都是坐另外一辆大卡车。我病好以后，父亲带我到我们后排房子住着的于师傅家感谢于师傅的时候，于师傅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得意地回忆说他因为我得的病是头晕不能晃悠，他就把车开得特别小心，在下山坡的时候，怎么踩离合换挡啊，怎么打方向盘转弯呀等等，反正挺神秘的，我当时听得都快入迷了，特崇拜于师傅，觉着跟电影演员似的。那时候，吉普车是从北京调过去的。车牌子自然是北京的01牌照。大家伙儿由于怕户口被落在当地，又没有准确信息，所以就瞎猜，不知道哪儿传来的风，说车牌子要是换成当地的，那就彻底回不了家了。因此，我们这些孩子就都盯着那01牌照，觉得只要那牌子是北京的，咱们就能回北京。结果，那牌照好像还真的没换。
真可谓：
特殊年代相思梦，
车牌也能寄乡情。
果然零一牌未换，
两年之后皆回京！
七、重返丹江，感慨万分
第二故乡，欣欣向荣
我虽然在丹江只生活了两年，但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特殊的生活，她记述着我少年时代那永远不会磨灭的美好与心酸。
丹江在我的心里是美好的，丹江在我的心里是亲切的，我乐意自豪地说，丹江是我的第二故乡！自从1971年1月离开丹江，我一直就想回去看看。终于，在2000年的夏天，我的愿望实现了！那次，我回到了我读书的中学——曾经的均县前进中学，如今的丹江一中，不过，我当年上课的平房教室已经被崭新漂亮的教学楼所代替；我回到了我曾经居住的山坡上，然而，当年的绿水青山已经变成了许多许多人居住的小区；我当年吹口琴的山顶，似乎也已经被开发盖上了房子；我和许和平当年抬粪灌溉的田地也早已找不到了踪影……
丹江变了，变得大了，人也多了。变得繁华了，也变得喧嚣了。那年，我的感觉已经是，第二故乡欣欣向荣了！
从2000年到现在，又过去快12年了，丹江肯定又有了更大的变化。我相信，我乐意称之为第二故乡的丹江，肯定会变得更加美丽，而我最希望丹江不变的，是丹江人的那份淳朴与真诚！我相信，这一点应该不会变……
丹江在我心中的印象可说是：
青山绿水红土壤，
地灵人杰美名扬。
特殊年代天赐缘，
乐把丹江认故乡。
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多丹江生活的回忆，起因是丹江口市委、市政府希望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孩儿们讲讲那个时代设在丹江的文化部干校，为县志提供些资料。而我知道此事还要感谢我的小伙伴黄晓捷和万小元。这件事是我去年找到了几十年没见的万小元之后，小元告诉了黄晓捷，晓捷督着我才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写了这许多往事。因此，我由衷地感谢黄晓捷博士。
谨以此文献给曾在丹江患难与共，现早已长眠于地下的我的爸爸妈妈和许许多多叔叔阿姨伯伯婶婶们，也谨以此文献给我们创建90周年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回忆散文的过程中，我还有幸得到了复旦大学教授、著名文学批评家郜元宝先生的悉心指点与帮助，在此，我谨向郜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白刚
2011年6月于澳大利亚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