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或生存比理性更为本源，它是超理性、超逻辑的。由此，人不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劳动者、生活者与存在者。马克思与其他现代思想家都强调了存在之于人的重要性，但他们之间却又有着许多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是认识的真理，而是发生的真理。”（Herbert Marcuse，Heideggerian Marxism，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5，1.）这表明了，马克思所说的真理并未停留在认识论的基础上。
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真理的发生。这种发生就是存在境域里的活动。海德格尔对美与艺术本性的独特揭示，表明了在本性问题上，美与艺术之历史性演历，也就是从本质到显现的过程，这是美与艺术思想的根本性变化。显然，这一基础就是存在论。海德格尔关于美与艺术的思想，是在不断的反形而上学的过程中生成的。
就劳动与异化的问题，“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在现代社会的实际条件下，劳动在其纯粹‘存在’方面，不以人类本质的类活动出现。正相反，现代社会的基本阐述恰恰是劳动是异化了的——或者更尖锐的说法，现代世界是异化劳动的世界。”（［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69页。）所以，异化劳动的克服之于人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不再仅仅因为艺术作品具有审美价值，而更在于艺术、美与存在之真理的关切。
由此，海德格尔摆脱了西方美学关于美和艺术的本质的探索所遇到的困境，在存在论上敞开了美和艺术问题的新视域。与近代美学的认识论基础不同，现代美学的表现形态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的规定却来自于存在。
在这里，形而上学就存在者来探讨存在者，并由存在者探究存在者的本质，整个古典美学对于美的本质的探索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美的本质及其解答一直充满着各种问题，关于美的定义仍然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的。在这里，海德格尔为现代美学构建了一个存在论的基础，现代美学思想受存在所规定而得以展开。在美的本质问题上，海德格尔消解了西方美学的传统观点与方法。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都把自由作为美学思想的根本诉求。对于马克思而言，“在共产主义里，人类是精神的并因而是自由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83页。）劳动尤其是克服了异化的劳动，是自由实现的前提与保障。在海德格尔那里，一切关于美和艺术的问题，都必须在存在论上得到规定与阐释，由此去探究美和艺术在存在论上的本源性。
在自由的问题上，“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自由只有在强制性劳动停止时才会出现，自由只有在建立起对以人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有效控制时才能实现。”（［法］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东方出版社，2008，第247页。）在此，马克思强调了自由实现的社会性前提。
在海德格尔那里，自由的问题是与存在相关切的。时间性使形而上学失去了最终的根基，时间在时间化中成为虚无之源。此在在世关切的不是各个存在者（如灵魂、世界）之间的一种现成存在，而是一种生成关联。海德格尔把此在的本性规定为去存在，并将此在作为探讨美和艺术问题的根基。
在本性上，此在包含着在世，此在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这相关于一整体性。与其说，此在创造了真理；倒不如说，此在敞开了真理。存在的真理优先于一般的科学真理，它对于其它真理具有奠基性作用。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存在的一种重要样式，但海德格尔的存在又比马克思的劳动更为纯粹，如果说马克思的劳动相关于社会语境中人的生存，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美在本性上关切于存在之无。海德格尔的作为去存在的此在，悬置了马克思的劳动者的许多现实性的关涉与牵扯。
此外，劳动、存在还与语言密切相关。语言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语言足以担保——也就是说，语言保证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第41页。）存在论上的存在关系，不同于范畴论或概念论上的存在关系，后者凭借理性去规定所关涉的存在者，而只有前者才能关切此在存在结构，进而关切存在自身。在晚期，海德格尔强调作为思想、存在的根据的语言家园。无疑，只有在马克思所说的对异化劳动的克服，以及人的存在本性的保有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所向往与诉求的诗意的居住才是可能的。
五、反形而上学：德里达与海德格尔
——兼论形而上学的终结问题
形而上学一直是西方哲学与思想的传统，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的问题与困境，把握为人们对存在者的关注，却遗忘了存在本身。海德格尔从其存在论出发，对西方形而上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批判。然而，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仍然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于是，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也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这里，拟就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批判给予分析与揭示，并由此对形而上学的规定、终结及其问题加以阐明。
1.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及其困境
在本性上，西方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既规定了西方哲学的特质，又规定了西方哲学的宿命。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时代虽把重新肯定‘形而上学’当作自己的进步，但这里所提的问题如今已久被遗忘了。”（［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第3页。）胡塞尔现象学的目的是在意识现象中直观本质，以意向性作为克服传统二元论的有效手段。
在此，海德格尔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发展为存在论，并由此去揭示形而上学及其对存在的遗忘这一重大的思想事件。在这里，形而上学表明为追求本质与根据的哲学与思想。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本质成为了追根求源的根本目标，并由此建构出各式各样的形而上学体系。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导致了存在问题的遗忘，因此必须深思形而上学及其问题。
海德格尔把哲学的根本问题归结为存在的问题，形而上学典型地体现为，“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是问题所在。”（［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第3页。）形而上学源于柏拉图，柏拉图从理念出发，形成了自己的理念论，从而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根本意义上，柏拉图开启了西方形而上学，规定并影响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亚里士多德以自身的方式推进了形而上学，虽然他的许多思想并不同于柏拉图。在中世纪，形而上学表征为神学。在本性上，神学是形而上学的，上帝由此成为了哲学与思想的规定。教会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去论证神学，形而上学成为了经院哲学的同义语。以唯名论与唯实论为代表的经院哲学，是中世纪形而上学在哲学上的表现。
近代哲学表现的主要形式是认识论、本体论及其它们的各种变种。近代哲学的各种形式，都遇到了自身的困境。其实，近代认识论、本体论的根本困境在于形而上学。基于基础存在论，海德格尔揭示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思想对于存在的根本规定性所遇到的困境，进而把“我在”置于存在论的层面上，而不再像笛卡尔那样把“我在”作为“我思”的逻辑结果。
在近代，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黑格尔看到了传统形而上学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名存实亡，便试图以自己的哲学取而代之。在本体论上，近代的形而上学都把某一实体作为世界的本源与基础。
在批判了康德的主体性后，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与康德一样，也属于这种主体论。海德格尔把现代本体论称为本体神论，并认为它们在本性上具有一致性。存在者只是作为对象在近代科学中得到探索，而科学是不可能通达存在自身的。存在与存在者在存在论上的区分的被忽视，与存在的遗忘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里，“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德］海德格尔：《论思想的事情》（德文版），马克斯·尼迈耶尔出版社，1988，第61页。）形而上学把存在作为存在者整体去探究，力图在存在者上找到最终的根据。而且，形而上学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所凭借的方式是论证性的表象思维。
海德格尔提出了基础存在论即基于此在的存在论，以区别于先前的、形形色色的存在论、本体论。他把基础存在论作为通达存在的前提，也当成一切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根基。通过对传统哲学的现象与本质等二元论的颠覆，尼采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合法性。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认为一切存在者之根本上是强力意志，尼采的思想行进在“什么是存在者”这个古老的哲学主导问题的道路上。
在尼采的强力意志这个思想中，形而上学思想本身首先得以完成自己。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思想从根本上仍然是形而上学。就形而上学的完成而言，黑格尔是完成的开端，尼采则是完成的终结。根据海德格尔，现代技术是最后完成了的形而上学的极端形态。
其实，海德格尔对“在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以存在即虚无消解了在场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对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基于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就叫做：在场，让在场：在场状态。”（［德］海德格尔：《论思想的事情》（德文版），马克斯·尼迈耶尔出版社，1988，第10页。）存在在本性上是时间性的，这种在场状态也是经由时间而得到规定的。
但是在这里，在场却彰显了存在的困境与其陷入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与形而上学一样，在场的本体论总是以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不同于存在者的根本之处在于，存在者往往是实体，而存在在本性上却是虚无。西方形而上学把存在者作为存在去探究，从而让存在自身被遗忘了。因此，海德格尔把追问存在作为克服形而上学的前提。
2.德里达及其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质疑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反对一切表述为根据、基础的规定性，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就是这种规定性之一种。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始于他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质疑。海德格尔的在场的形而上学，成为了德里达批评的主要对象。同时，海德格尔的此在仍然有着笛卡尔的我思的痕迹。
根据德里达，“由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并未完全摆脱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它也许会使这种思想停留于存在—神学的时代，停留于在场哲学中，亦即停留在哲学本身。”（［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16页。）所谓“在场”即这种在现象背后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笛卡尔的我思、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胡塞尔的先验自我、莱维—施特劳斯的结构等，都属于这种在场的实体或终极的实在。
因此，海德格尔也被德里达指责为在场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以在场替代本源、本质或本体等。在德里达看来，在场的意义源于逻各斯。当说对写的规定被消解后，意义也就被埋葬了。作为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基于存在来思考形而上学，而力图为思想寻求一种甚至不同于古希腊的新的开端，即存在自身的敞开与显现。
为此，海德格尔选择了一条切近的思想路径，即从此在这一独特的存在者去通达存在。最后，海德格尔也被德里达认为是，试图以摧毁形而上学和传统本体论的方式反对人本主义，尽管只是取得了部分胜利。海德格尔早期存在论，就是以此在为基础的。
虽然此在并不是作为主体的人，但仍然有主体论的残余，从而遭受到了德里达的批评。当然，此在具有自身解构的特点。德里达通过对经典哲学著作的分析，寻求与拆解其思维定势中的共性，这些共性正是形而上学的症结所在。
并且，“德里达列出了整个一系列用于表达基础中心这一概念的不同词语：起源（origin）、终点（end）、始基（arche）、目的（telos）、埃多斯（eidos）、存在（ousia）、意识（consciousness）、上帝（God）、人（man），等等，都是自身在场的存在概念的替换词，都是西方形而上学漫长历史的一部分。”（［英］克里斯蒂娜·豪威尔斯：《德里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43页。）它们都建立在能指与所指严格对应之上。这些形形色色的能指，都意指着形而上学的所指，也都是形而上学的各式各样的表现方式。
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是在场本体论中使本体与现象二元化的表征，德里达的替补逻辑指“既是A又不是A”，它是对非此即彼的逻辑的优越性。根据德里达，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对立，并非确定的、非此即彼的，而是不确定的、亦此亦彼的。海德格尔反对将此在与意识、心灵、精神等东西相等同，因为离开存在论的阐明，这些东西不可能得到规定，更不能关切与通达存在本身。
在德里达看来，不用形而上学的概念去动摇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们没有对这种历史全然陌生的语言——任何句法和词汇；因为一切我们所表述的瓦解性命题都应当已经滑入了它们所要质疑的形式、逻辑及不言明的命题当中。”（［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第506页。）这无疑是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所遇到的根本困境。
海德格尔以“手”为界，把物区分为手前之物（现成存在）与手上之物（上手存在），同时认为，石头是无世界的，动物是缺乏世界的，只有人是建造世界的。但是，海德格尔在这里，还是强调了人的存在及其重要意义。所以，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这一思想的问题在于，“于是它就让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的那些最根深蒂固的（我的确认为是最根深蒂固的）公理毫发无损地躲避在模糊性中。”（［法］雅克·德里达：《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第17页。）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所用的语言，仍然难以避免的隶属于形而上学的传统。
在中期，海德格尔为了克服此在自身的问题，把作品这一独特的存在者作为通达艺术（也即真理、存在）的路径。但作品仍然没有摆脱实体性，也并不具备德里达所说的作为痕迹的文本的纯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