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未来主义者将沉溺于昔日时光的行为戏称为“过去主义”，把这些人称为“过去主义者”，有时甚至对他们进行身体上的攻击。但是，未来与现在、过去是不可分离的，因为，“只有当此在是将来的，它才能本真地是曾在。曾在以某种方式源自将来。”（［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第371页。）当然，此在是向着未来的。此在在世界之中的存在、生存，只有通过这种向着未来的时间性才能得到阐明。汽车、飞机与工业化的城镇等，在未来主义者的眼里充满了魅力。
在这里，技术的前瞻性也表征为面向未来。但问题在于，基于技术及其成就的展现，未来主义割断历史以创造一种全新的艺术，却没有看到技术本身就有其时间性、历史性的基础。与之不同，海德格尔还揭示了技术对时间性自身的遮蔽。
在其处境里，此在从未来回溯到现在、过去。应该注意的是，现在是当下的存在，过去是曾经的存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文性。与之相关联，技术也表征为曾经的技术、当下的技术与将至的技术。“当海德格尔指出，时钟是一个人和其他人同在的时间，其意义在于：技术的时间是一种公众的时间。”（［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译林出版社，2000，第283页。）作为技术时间的表征仪器，时钟揭示的显然不是本真的时间。
如果说，基于时间性的技术回溯，是从将至的技术、当下的技术到曾经的技术的话，那么技术面向未来就是从曾经的技术、当下的技术到将至的技术。当然，这种关联并不是单向的、线性的，而是一种共在性的。在未来主义那里，未来不仅没有成为过去的基础，还是过去的割裂与终结，各时间之间的互文性已经断裂。
而且，正是未来遮蔽与解构了过去的技术。在海德格尔看来，曾在是此在走向它的未来所必须参考的，曾在与将在相关切，成为现在一切行为的指导。“此在从其本己的未来中——此在在其中获得自己，实现自己——把自己时间化。这种此在就是本真的此在，而他的未来的时间化就是预备。”（［德］比梅尔：《海德格尔》，商务印书馆，1996，第60页。）但未来的技术，却不是本真性的。
同样，现在的技术既受制于过去技术的曾经，更牵涉于未来技术的将至。1916年后，未来主义对达达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新技术的作用，还取决于未来主义模糊了不同艺术之间的界限，以及经由媒体而完成的对大众的文化挑衅。作为一种现代艺术，未来主义既关涉存在，同时它又经由技术遮蔽了存在自身。
走向未来的技术与艺术，从来不是简单的抛弃它们的过去。“未来主义拒绝了过去的艺术与文化：他们希望破坏一切陈旧的东西，并且对一切新生事物的重要性抱以尊敬。”（［英］斯蒂芬·利特尔：《流派：艺术卷》，三联书店，2008，第108页。）不同于一般的时间观念，海德格尔存在论语境里的时间性关联，就是曾在出自于将在，以这种曾在为出发点，将在产生现在。
因此，时间性的交织表征为，曾在着的、现在着的未来，即面向未来、参考过去与决定现在的时间性。这也表明，技术的发展既不是简单的回溯，同时也并非只是前瞻，它是三个时间的技术及其互文性，其根本所在就是面向未来。在时间的基础上，虽然未来与现在、过去是相互交织的，但面向未来之于生存则是根本性的，这也决定了技术在未来可能的存在状况。
5.未来的技术与家园的问题
就技术的规定性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原子时代’这一命名可以显示出决定我们时代的东西，与之相对，一切其他的东西——从艺术到宗教——都必须退居次要地位。”（［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40页。）在未来主义的语境里，技术之于艺术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马里奈蒂的“人体金属化”的主张，在西方的电影中有所体现。对技术及其理性的探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层面上，而是应该将理性还原到存在的语境中去。
未来主义充分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以及与技术相关的速度、节奏、暴力等因素。不同于过去的、现在的技术，未来的技术是具有各种可能性的、潜在的技术。但是这种可能性，却不是与存在相关切的本真的可能性。未来主义强调的是现代技术，这种现代技术在艺术中的表现，使艺术相对于过去而言，呈现出某种未来性。
或许，艺术原本是无暴力的，但后来却并非如此。“人们理解了，海德格尔第二，作为非技术恐惧论者，为何宁愿在这‘无暴力的权力’——艺术作品，尤其是诗歌——中，去寻找出路……”（［法］让－伊夫·戈菲：《技术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第132页。）但是，未来主义已经让艺术置于技术及其暴力的语境里，并在本性上接受了技术的规定。不过，海德格尔认为，有一个神还能拯救我们。
在海德格尔所处的技术时代，面向未来的技术总是与虚拟的、信息的技术相关的。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是此在的原始性的遗忘。就其本性而言，技术基于座架让事物去定向，纯物、自然按座架的定向要求，去成为技术及其器物。考虑到荷尔德林的诗句“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或许正是危险，使技术的救渡成为可能。
所以说，“据此，我们就必须再度追问技术。因为据上所述，救渡乃植根并且发育于技术之本质中。”（［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第29页。）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技术在敞开事物的时候，又让事物遮蔽在存在者之中。在显现存在时，与技术相关的存在者更是以另一种方式遮蔽了存在。形而上学导致了存在的遮蔽与遗忘，技术这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则使这种状况达到了极致。
技术及其对存在的遮蔽与遗忘，在根本意义上导致了人类的无家可归。在克服与超越近代认识论及其理性困境的同时，海德格尔为艺术及其存在的探讨，奠定了一个基础存在论的语境。技术规定了现代科学，并决定了存在被遗忘这一命运的加剧。在晚期，海德格尔更强调语言家园之于人的存在的重要性。其实，遗忘早就是存在的宿命。
在这里，“遗忘的主题在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存在是历史性的，存在的历史就是它对技术性的归属。”（［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译林出版社，2000，第5页。）对技术及其座架本性的克服，就必须让技术语言向诗意语言回归。这里的诗意不再是持存的创建，而是对尺度的接受，即倾听存在的呼唤与语言的道说。当然，这并不是要放弃技术及其语言，而是把技术语言限制在技术的领域，不得泛滥于技术领域之外。
但未来主义企图以机械美、技术美代替艺术美、自然美，到机械的喧嚣与战争的威胁中去寻求灵感。问题在于，未来主义让技术规定艺术，不仅使艺术的本性被遮蔽，还可能导致虚无主义的泛滥。作为人的存在的本己相关之处，家园是生存、生活的基础，但它既不是一个外在的空间如房屋，也不是人的内在的精神如观念。
在本性上，存在之家才是我们的家园。形而上学让人们远离了存在之家，未来技术也更加剧了这一历程。与所有技术一样，未来技术也是无家可归的，但它又呈现出独特的状态。“海德格尔所指的‘当今一代’预示这个无未来的一代。”（［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译林出版社，2000，第272页。）如果说，传统的技术让我们回不到自然，现代技术让我们回不到存在的话，那么未来技术甚至使我们连现实都回不去了。我们或许只能沉溺在虚拟的世界而不能自拔，却没有实现对现实的审美超越。
未来主义对网络化的当代社会也有着影响，如“赛博朋克”的出现。当然，通过“赛博朋克”的创作，这也在警示人们：社会依照如今的趋势可能出现的未来景象。悲观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现代技术的规定与支配可能导致人类走向毁灭的未来。乐观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现代技术的负面效应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得到解决。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着自身的问题。
其实，海德格尔并不属于这两者，因为他没有简单地否定或肯定技术的存在，而是深思技术的座架本性，并力图让技术回到存在的规定上去。无家可归表明，我们有家回不去；即使回去了，家已不是原来的那个家。更有甚者，我们或许有了很多所谓的“家”，如以房屋为“家”，以工作为“家”等，但本性的存在之家却始终隐而不显、视而不见，这个存在之家甚至根本就不再存在。
失去了传统，未来主义艺术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家园。“海德格尔认为，从技术的未来回返到过去的路上，未来就开放了。人应当放弃自身作为主体、作为万物参照点的地位。那时，语言中的存在就会有可能展现自身并给我们赐予一座崭新的家园。”（［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东方出版社，1995，第96页。）因此，只有对技术的座架本性加以批判，让技术成为技术，我们未来在语言家园里的诗意居住才有可能。
三、奢侈消费与流行性物欲症
——从“无衣可穿”说开去
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一个消费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奢侈消费与物欲症流行的时代。一切都是可以消费的，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生活方式的根本规定。作为消费的一种极端化，消费主义的无限泛滥及其语境下的奢侈消费，导致了这个时代的流行性物欲症。在这里，物欲症指“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社会病，由于人们不断渴望占有更多物质，从而导致心理负担过大、个人债务沉重，并引发强烈的焦虑感。它还会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浪费。”（［美］约翰·格拉夫等：《流行性物欲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前言。）在服饰消费与衣生活领域，“无衣可穿”则是奢侈消费的一种特定体现，并表征着流行性物欲症这一社会病的蔓延。
1.人的生存需要与物的消费
人要生存、生活，就自然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人与物都是共在的存在者，但二者又有所不同。作为独特的存在者，人在与物共在之时，人把物变成了物品、器具供人所使用，满足人们生存与生活的需要。人只有在生存得到基本满足后，才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而人要生存，必然要涉及到吃穿住行的问题，这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人的生理需要。
人的存在首先表征为生存，作为一种在世方式，生存就要与各种物打交道。人们的着装，就是身体与服饰的关切。因此，人与物的关系是生存中极其重要的关系。随着人类认识与实践的发展，人成为了至少可能成为万物的主体，与此相应，万物则成为了主体人的对象、客体。人要满足自己的生理与生存的需要，就必须去消费一些生活用品。
通过消费相关物品而得到满足之时，人的这种需要就会暂时消失。当然，人还会有新的需要，以及对不断出现的需要的无穷尽的追求与满足。在衣生活中，对时装的需求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时装关切于衣着的规范，“从这一观点来看，‘身体时装化’是所有文化的特点，尽管各种文化有着不同的具体时装技术。”（［美］珍妮弗·克雷克：《时装的面貌——时装的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7页。）在服饰消费中，时装不仅可以满足生理的需要，还具有文化的象征与意味。时尚的消费不仅满足了人们不断更新的生活的需要，它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与生活态度，使人们生活得更优雅，更有品位。因此，生活用品及其消费的问题，就是一个人的生存、生活的基础与前提的问题。
人的需要不仅是多元的，还是多层次的，即使在基本的生活消费方面，除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求，这规定了人们在消费方式上的差异。人的需要是生成性的，它不会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与解构之中。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无衣可穿”，并不是说真正的没有衣服穿的困境，而是指人们在着装时的心理感受，即在自己所具有的与所期望的之间的差距所产生的心理焦虑的表征。
当然，这种焦虑心理常常是虚幻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人们审美心理预期与服饰设计现实上的落差。就消费的层次而言，除了基本的生理、生存的需要满足后，还会有进一步的消费，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如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揭示的。
人的需要的层次性，一般是从身体、生理需要往上递进到精神、文化的需要。但并不总是如此的，有时也是可以流变的、跃迁的。就奢侈品的流行而言，“这意味着奢侈品的地位是暂时性的。一件奢侈品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动态变化，并取决于欲望及相关信念得到满足后激发出的深层品质改进或精美要求。”（［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0页。）而且，各个层次的需要之间又发生着复杂的关联。有时，对物的占有与需要超出了理性的限度，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理需要了，而与消费者的心理相关联，它往往表现为人的一种心理变异。
显然，人们过一种简单生活的想法与态度，受到了奢侈消费的极大挑战。与高雅文化的相对而言，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在本性上是一种消费文化，它主要关涉的是人的感官享受、娱乐消遣而非内在价值。
残酷而显明的事实是，奢侈消费建立在对有限自然资源的耗竭之上。“我所生活的时代是北美消费主义的鼎盛时期。我拥有自己的房产，还有汽车、电脑、咖啡机、烘干机和名牌T恤（假设我买得起或者付得起）。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使我得到安慰。灭绝危机的阴霾挥之不去。”（［美］比尔·麦吉本等：《消费的欲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02页。）人的各种消费需要之间是密切相关的，虽然它们是不同的，但精神需要并没有生理需要那么外显。有时高层次的需要，也以对物质的占有的方式体现出来。
虽然，服饰是人的基本需要，表面上这种需要是一个常量，但是，对于人们而言，并不存在着脱离精神诉求的基本需要。因此，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常量，一切常量在本性上都是变量。在这里，变量的无限延展，为欲望的不断实现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