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瓦岗寨
魏征（580——643）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魏州曲城（今属山东）人。父亲魏长贤精通文史，博学多才，曾做过北齐著作郎，后因直谏朝政，贬为上党屯县令。父亲正直倔强的品质，对青少年时代的魏征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然而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家业也因此衰落。穷困的生活，并没有磨灭魏征的意志，他性格坚强，胸怀大志，喜好读书，多所涉览，尤注意于历代兴衰得失之道，这为以后他的从政、治史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魏征的青年时代是在隋末的动乱年代度过的。为了躲避战乱，他出家当了道士。
当时，在河南一带翟（zhái）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攻占了洛阳东北的最大粮仓兴洛仓，起义军开仓放粮，济贫救苦，深得百姓拥护，队伍迅速扩大，声威日盛。隋大业十二年（616）隋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元宝藏知魏征有学识，请他到郡府掌管书记，魏征毅然前往。李密见到元宝藏的书信，常常赞叹不已。以后知道这些书信均出自魏征手笔，李密便请魏征到元帅府任文学参军，掌管记室。魏征向李密条陈十项，李密虽然惊赞魏征之才，并不采纳他的计谋。
隋大业十三年（617），李密刺杀了瓦岗军首领翟让，瓦岗军的领导力量被大大削弱。瓦岗军是一支很强的反隋力量，曾先后打败隋将王世充和宇文化及。当然，瓦岗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强将死伤不少。李密对形势估计错误，并且滋生了骄傲情绪。就在李密谋杀翟让不久，王世充又集中二十万大军向瓦岗军扑来。魏征非常关心这次战斗的胜败。他找到李密的一个姓郑长史说：“王世充远道而来，必定要速战。我们只宜坚守，等他们粮草食尽，必然退兵，那时我们追击，定能胜利。”魏征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目光短浅的郑长史却斥之为“老生常谈”。魏征非常生气，拂袖而去。结果，李密大败，瓦岗军全军崩溃，李密只得投降唐朝。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京城长安。
辅助唐太宗
魏征归唐后，并不被重用，默默无闻。因而，他自动请求安抚山东。唐高祖李渊同意他的请求并把他升为秘书丞。从长安来到黎阳，魏征给据守黎阳的李密旧部徐世写信，劝他归唐。徐世深知形势，很快就归顺了唐朝。这样，魏征凭一封信就使唐朝获得了山东（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徐世后成为唐朝的一代名将，在多次征讨中曾立下赫赫战功。李渊赐以李姓，又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李。
不久，魏征来魏州，说服元宝藏也归附了唐朝。魏征从魏州又回到黎阳，同年十月，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为其所俘，窦建德就拜任魏征为起居舍人。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兵围攻洛阳，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李世民一举击败了王世充和窦建德，魏征再度归唐。魏征当过道士，又在李密、窦建德的农民起义军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目睹了农民起义军的伟大力量，也深刻了解了农民的悲惨生活和感情，这使他懂得“水能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丰富的实践对魏征以后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太子李建成知魏征有才气，便召为洗马，掌图书缮写，魏征因而就成了东宫的官属。李建成十分器重魏征，魏征也对李建成忠心不二。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魏征竭尽全力为李建成出谋划策。魏征看到李世民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立下了巨大功劳，深得人心。因此他提醒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以功以镇服海内。”正当此时，逃往突厥的窦建德残部刘黑闼（tà）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又把河北失地重新占领，恢复了许多州县。魏征抓住这一时机，对李建成说：“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应当带兵打败他们，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方可自安。”李建成同意魏征的建议，向李渊请命。李渊诏李建成率军征讨刘黑闼。魏征随军出征。唐军至昌乐，刘黑闼严阵拒守，两军形成对垒。魏征向李建成建议，采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两手政策，遣返俘虏，使刘黑闼的同党相信朝廷的赦免赦（shè）免：依定程序减轻或免除对罪犯的刑罚。政策，以瓦解其军心。这一策略的实施使刘黑闼军心涣散，纷纷逃亡，降唐的也不少。最后刘黑闼败走洺（mínɡ）州，为唐军所杀。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日益激化，魏征屡屡劝说李建成早下决心，除掉李世民以绝后患。但在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却先发制人，在玄武门设下伏兵，一举把李建成和李元吉诛杀，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胜利。李渊被迫接受了现实，他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军国大权完全交给李世民。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对东宫僚属一律宽大。有一天，他把魏征召来责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征从容答道：“太子若听我的话，决不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早就知道魏征的才能，又见他临危不惧，更加器重他。任命魏征为詹事主簿，掌握东宫的庶务和文书。武德九年（626）八月，李世民当了皇帝，这就是唐太宗。唐太宗知人善任，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他派魏征安抚河北。当时，河北州县有不少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在活动，他们终日惶恐惶（huánɡ）恐：惊慌害怕不安，害怕李世民镇压，因而有思乱之心。魏征曾建议太宗，要对他们出以公心，不计旧怨。唐太宗听从他的意见，派他去安抚，允许他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变动处理。魏征到了磁州（今河北磁县），见到押送进京的李建成侍卫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下令把他们释放，并下令将原来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属，一律赦免。这样一来，河北也就安定了。
魏征不辱使命，回到长安。唐太宗很是高兴。从此以后，魏征与太宗皇帝的关系日益密切，有时甚至进入太宗卧室商议大事。魏征深感知遇之恩，更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太宗即位不久，魏征就进谏说：“陛下初即位时曾下诏言，‘过去欠国家的财物，一律捐免。’但有关部门却仍然催交。您的诏书还说，‘关中免两年租调，关外免一年徭役’。有关部门把交纳的租调散还给他们。而又下诏说，‘已经服役、交纳租调的，从明天开始免除。’租调不免，又要点兵，这是以诚信待天下吗？”唐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说：“我原以为你固执，不通达政事。今天听你议论，真是精辟透彻，我的错误确是不小。”他不但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还奖给他一个金瓮。
贞观元年（627），有人告发魏征徇私其亲戚。太宗请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奉诏责怪魏征，说他不注意检点行为，远避嫌疑，以致招来诽谤。魏征去见太宗说，臣不敢奉诏。还说，君臣一条心，才叫做一体，哪有抛却大公无私，而专在检点行为上下功夫？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兴亡就难以逆料了。他对唐太宗说：“愿使臣为良臣，不为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不同？”魏征说：“良臣身有美名，如稷（jì）、契（qiè），君主也获得好的声誉。而忠臣则不同，如商纣王时的尤逢、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太宗听了非常高兴。接着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拍手叫好。
敢犯人主颜
贞观三年（629）二月，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当了宰相。贞观七年又改任魏征为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长官，更是当然的宰相。贞观十年（636）六月，魏征屡以目疾请为散官，散官是没有实际职务的官员，太宗不得已，以魏征为特进，其实还是在宰相位上，只不过没有那么多繁杂事务。直到贞观十六年（642）九月，才罢相为太子太师。
贞观之初，唐朝君臣之间曾发生如何治国的讨论。唐太宗认为，大动乱之后，很难把百姓教化好，而魏征对此却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大乱之后，百姓对治理的要求，就如同饿极了人求食一样。唐太宗对魏征的话有点怀疑，他说，古人云，贤明的人治理国家，也要百年才有成果。魏征回答说，这是指平常人说的，如果是英明的君主，一年就可取得成功，三年才得成绩已经不算早了。而宰相封德彝认为魏征蛊惑盅（ɡǔ）惑：毒害；迷惑。君心。他指出，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变得浮荡奸诈，秦用严刑峻法，汉施仁义、刑律两手，都未能取得成功。如果听信魏征的话，国家必然大乱。魏征针锋相对，以历史事实驳斥了封德彝的人心不古的议论，说如果人心越来越奸诈，那么到今天人就都变成鬼，还能谈什么教化？魏征的这一番话，把封德彝说得哑口无言，无言以对。而对唐太宗说来，却坚定了他大治天下的决心。
在具体政策及措施的做法上，朝臣们也各执一词。有人要太宗“独运威权”，有人建议太宗“震耀威武，征讨四夷”。而魏征建议唐太宗应“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四夷即服”。魏征的治国方针是把重点放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上，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唐王朝长治久安，而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魏征认为，必须“抚民以静”。他以隋朝和贞观初期相比，隋初的仓凛（lǐn）仓廪：粮仓。、户口、甲兵都比唐初又多又强，但是，“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魏征此处所说的“静”，就是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而并非对百姓没有任何役使和盘剥，而是动之以时，适度而已，而不像隋炀帝那样，“虐用其民”，“诛求不已”，使老百姓无法生活，最后只能揭竿而起。唐太宗是个贤明的君主，他把“抚民以静”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贞观二年（628），他就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如果要不失时，只有君主简静才能得到。”唐太宗的“抚民以静”思想和魏征不谋而合，君臣一心，使“抚民以静”的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抚民以静”的具体做法就是：必须减轻摇役。繁重的摇役，必须侵占农时，耗费大量的劳力。魏征常常提醒唐太宗勿搅民扰民。一次，唐太宗要巡游南山，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好久不见出发的动静。魏征为此询问唐太宗。唐太宗告诉魏征，原先是有这种打算的，因为怕你怪罪，故中止了。贞观初期唐太宗虚心纳谏，躬行节俭，以省民力。公元632年，唐朝经济好转，国泰民安。文武官员再次请唐太宗封禅，也就是到泰山祭天，表示对天的敬畏。魏征却竭力反对封禅，他说：“兴师动众，远行千里，必然会财尽民劳。”经魏征这么一讲，唐太宗的封禅之举也就停止了。
身为宰相，魏征特别注意协调君臣关系。在魏征看来，君臣如同一体，国君是人的首脑，臣子是人的四肢；君臣一体，协调一致，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为寇仇。”从儒家的道德观念出发，魏征认为在君臣关系上，君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因而，他主张君必须以诚信待臣。
唐太宗懂得儒家君为臣纲的道理，他克己修身，崇尚节俭。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此时魏征则是犯颜直谏。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为了个人享乐，在洛阳修建飞山宫。魏征上疏反对，他希望唐太宗以隋为鉴，吸取教训，唐太宗遂即醒悟，停修了飞山宫。
还有一次，唐太宗去洛阳，中途住显仁宫，因当地供应不周，太宗大发脾气。魏征进谏说：“陛下因供应不周而动怒，恐怕这种风气传下去。将来会弄得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形容人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生活极端困苦。从前隋炀帝常以郡县供应多少而赏罚，所以海内叛之，结果亡国了。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为什么还要去效仿他呢？”唐太宗听了，出了一身冷汗，对魏征说：“要不是你，我是听不到这样的话的。”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因唐太宗有违克终俭约的初衷，逐渐趋于奢纵，因此向唐太宗上疏进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渐疏》。他指出了唐太宗渐不克终者有十条。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一、贞观之初，无为无欲，清静之化，远被遐（xiá）荒。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二、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每存简约，无所营为，顷年以来，意在奢纵，轻用人才，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三、贞观之初，损己于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四、贞观之初，砥砺砥砺（dǐlì）：磨炼。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亵（xiè）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xiá）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魏征的奏疏，用鲜明的对比，有力的事实和论证，剖析了唐太宗自贞观以来的前后变化。他希望唐太宗居安思危，善始慎终，振作精神，励精图治，继续发展贞观之治。奏疏感动了唐太宗，他把魏征这篇奏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朝夕披读，激励自己，并把奏疏交给史官，让他们载入史册，还赏赐给魏征黄金十斤，马二匹。
魏征的诤谏，抓住问题的要害，以史为鉴，有理有据，语言虽尖锐激切，但他刚直诚恳的态度，据理力争，不留情面有理有据，使唐太宗虽始听而大发雷霆，最终也被魏征所折服。史书载，有一次，唐太宗被魏征说得受不了，罢朝后，气狠狠地说，我早晚要杀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是谁，太宗说，魏征在朝廷上顶撞我，使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退下后穿上朝服为之祝贺。唐太宗惊问何故，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君主明臣就忠直，今魏征忠直，因陛下之明也。”唐太宗于是转怒为喜，反而更加敬重魏征。
永为诤臣范
魏征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他对历史有深刻的了解，善于将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史为鉴，以此论治道，劝太宗。他根据唐太宗的诏令修撰《周史》、《齐史》、《梁史》、《陈史》、《隋史》五朝历史。五部史书总监虽是房玄龄，但房政务繁忙，魏征是实际的总监。魏征还亲自动手，撰写了隋史的序和论，还为《梁书》、《陈书》、《北齐书》写了总论。他治史谨严，有“良史”之称。贞观十年（636），五朝史书修撰完毕，唐太宗为嘉奖魏征，加封魏征为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
贞观十六年（642）七月，魏征病重，唐太宗下手诏慰问。魏征居室简陋，生活俭朴。唐太宗还特别下令为他建了一个正厅，还赐给屏风等物。同年九月，唐太宗说：“方今群臣，忠直没有超过魏征的，我遣傅太子。”于是，罢去魏征的宰相职务，拜为太子太师。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病危，唐太宗带领太子前往探望。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亲临魏家哀悼，悲痛异常。他停朝五天，令百官参加葬礼。送葬时还登上苑西楼，遥望魏征灵柩，还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
唐太宗对魏征的去世，十分悲痛。曾感叹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