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圆箓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募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王圆箓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据说，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初夏，杨某坐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箓。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即后来蜚声中外的藏经洞。乃取部分写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卷、画像等，叶氏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两百两）廉价购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踵至，以白银五百两购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瘗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其事。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购得写经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购得经卷五百七十余件。王道士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起，共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竞。殁后即葬于莫高窟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卅日，其徒赵明玉、徒孙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木质、阴刻，今仍嵌于原塔南侧龛内。碑文抄录如下：
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爱戒，孽孽修练。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恍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速修太清宫，以为鹤伏龙之所。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值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纶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续，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炼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宫徒子赵玉明孙方至福稽首谨志
（《敦煌学大辞典》）
易昌恕（1875—1962）
甘肃临洮人。家贫，七岁被舍于当地白马寺出家。常随师祖四方募化，游踪远达伊犁。清光绪十三年（1887）十三岁时，随师祖至莫高窟，入上寺为喇嘛，后为住持，法名悟空。民国年间任敦煌县僧会司。1928年至1935年重修莫高窟第96窟，创为九层大殿，以僧会司兼理工程，《重修敦煌千佛洞九层楼碑记》载其名。1950年，以喇嘛身份入敦煌文物研究所为编外职工，从事洞窟保护与园林种植。自云识藏文字母，会拼读，能诵藏文佛经而不解其意。徒徐喇嘛，俗名翰清，粗通文字，善雕刻，茅盾手书“敦煌文物研究所”匾额即其手刓，1971年去世。
（《敦煌学大辞典》）
普尔热瓦尔斯基
俄国人。早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在军中服役。1867年开始探险生涯，有四次中亚之行，即1870年至1873年的蒙古、甘肃、藏北、柴达木之行；1876年至1877年的天山、罗布泊、准噶尔之行；1879年至1880年的西藏之行；1883年至1885年的新疆、西藏之行。行程总计达五万公里
（《敦煌学大辞典》）
蒋孝琬（？—1922）
湖南人。斯坦因记其字“yin-ma”，汉字不明，或称“蒋资生”，俗称“蒋师爷”。清光绪年间去新疆，在县、州衙任师爷。光绪十五年（1889）后，一直在新疆莎车衙门任职。三十二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由英国政府驻疏勒（今新疆喀什）代表马继业介绍，蒋氏以助手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同时教斯坦因中文。他协助斯坦因处理遮务，疏通关系，帮助斯坦因诈骗到王道士保管的藏经洞经卷及佛画，记录和整理一路考古所得的资料，这些资料成为英国翟林奈及法国沙畹整理和研究斯坦因收集品中汉文材料的基础。光绪三十四年，受聘为英国政府驻疏勒总领事馆中文译员。1913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蒋氏因病未能陪同，推荐一李姓师爷与斯坦因同行。1915年斯坦因携窃取的五百七十余卷敦煌写本带回疏勒，蒋氏为之整理，后来马伯乐的编目考释工作多得益于他的初步整理。卒于任所。
（《敦煌学大辞典》）
邦宁（1865—1929）
法国人。1888年毕业于巴黎古文书学院，然后到印度支那任外交官。曾从河内出发，经丽江、金沙江、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成都、兰州、宁夏到张家口，从南到北纵贯中国。1899年至1900年间，从上海出发，由宁夏越阿拉善沙漠到凉州（今甘肃武威），越过南山山脉到青海，北上甘州（今甘肃张掖），经肃州（今甘肃酒泉）、安西到敦煌，访问莫高窟，并拓千佛洞所存碑文。然后入阿尔金山脉，到罗布泊，在塔里木河下游与斯文赫定会面，北上焉耆、迪化（今乌鲁木齐），西向俄属中亚地区。著作不多，在1901年发表的《从北京到俄属突厥斯坦行记》和《千佛洞》两文中，对敦煌与莫高窟有简单记录。其所携回的敦煌碑文拓本，由沙畹研究发表在《中亚的十种汉文碑铭》（1902年）一书中。
（《敦煌学大辞典》）
鄂登堡（1863—1934）
又译鄂登堡。俄国人。生于后贝加尔州。1885年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梵文波斯文专业毕业，获得副博士学位，留校任教。1894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00年为俄国科学院研究员。1903年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1908年被选为院士。1903年创建俄国中亚研究委员会，以后又组织几次中亚考察队。1909年至1910年组织第一次俄国东突厥斯坦考察队，自任队长，考察发掘吐鲁番等地。1914年至1915年组织第二次俄国东突厥斯坦考察队，仍任队长，考察敦煌等地。二次考察均收集到大批写本和文物资料。1916年至1930年为亚洲博物馆馆长。1930年至1934年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从1897年至1934年还主编《佛教文库》。一生发表研究论文五百五十种左右，大部分属于印度学和科学发展史。关于两次东突厥斯坦考察的文章有《千佛洞》、《杜丁收集的古物研究》等。有关两次东突厥斯坦考察的日记、石窟叙录、照片、平面图、正面图、临摹、白描图等资料，迄今只发表一小部分。
（《敦煌学大辞典》）
斯坦因（1862—1943）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英国人。原籍匈牙利。1862年11月26日出生于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斯宾根等大学学习，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游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1886年至英属印度，任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穆斯林学校校长等职。1904年正式加入英国国籍。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年）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埋和田废址记》，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第二次探险（1906—1908年）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北长城沿线盗掘多处遗址，获得不少文物，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骗取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废址记》（1912年），其中有敦煌活动经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年），全五卷。第三次探险（1913—1915年）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等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骗取五百七十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考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年），全四卷。还著有《在中亚的古道上》（1933年），对三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告和旅行记外，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1921年）一书。1943年10月24日，去阿富汗实地考古时突患中风，两天后逝世于美国驻喀布尔公使馆。
（《敦煌学大辞典》）
伯希和（1878—1945）
保罗·伯希和，法国人。1878年5月28日出生于巴黎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后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曾数次奉命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1904年回法国。翌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和摄影师努瓦特一起，于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新疆丝绸之路北道，发掘巴楚、库车等地的佛教遗址，并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因伯希和通晓汉语，并熟悉中国古典文献，在取得王道士的同意后，用三周时间将藏经洞中的遗物翻阅一遍，重点选取佛教大藏经未收的文献、带有题记的文献和非汉语文献6000多件，骗取大量的藏经洞文献中的精品和为斯坦因所遗的绢画、丝织品。这些收集品运到巴黎，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品等入藏集美博物馆。探险结束后，伯希和经中国内地回河内。1909年，为采购汉籍，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经南京、天津到北京，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人和日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伯希和在敦煌时，将重要的发现用书信的形式报告给塞纳，后编为《甘肃发现中世纪的文库》一文，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第8卷3、4期（1908年），陆翔的汉译文题《敦煌石室访书记》（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5期，1935年）。伯希和回法国后，曾编制所获部分敦煌汉文写本的目录，将所摄敦煌壁画照片，编为《敦煌石窟图录》全六册（1920—1924年）；并和高梯奥合作，刊布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1920—1928年）；与羽田亨合作，刊布汉文《敦煌遗书》（1926年）。并且在其所主编的《通报》杂志等书刊中发表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各科专家研究他带回来的敦煌文献的成果，形成《伯希和中亚探险队丛刊》。伯希和去世后，法国学者编辑《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探险队所获文献资料丛刊》和《伯希和探险队考古资料丛刊》，整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和中亚资料，其中包括《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伯希和的遗稿，由其弟子编辑为《伯希和遗稿从刊》，已出版的有《元朝秘史》、《金帐汗国历史注记》、《马可波罗游记诠释》全三卷（1959—1973年）、《卡尔木克史批注》、《西藏古代史》（1961年）、《中亚及远东基督教徒研究》等。但仍有许多遗稿未发表，其目录日本《史学杂志》第89编10号（1980年）有存。
（《敦煌学大辞典》）
华尔纳（1881—1955）
美国人。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该校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1924年初首次到敦煌，为大量剥取壁画作准备工作。在十天里，他用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唐代壁画精品十余幅，连同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等，掠至美国，入藏福格艺术博物馆（今转藏赛克勒博物馆）。另外，还购得敦煌写本《妙法莲华经》残卷。其旅行记录为《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由于技术上的失败，华匀纳的作法实是对敦煌壁画的人为破坏，使完整的画面支离破碎，而且带回的残片，又有仪式。1925年2月，他又组织一个七人的考察队，并邀北京大学陈万里同行做释读汉文碑铭工作。因当地民众的反对和官府的阻止，他想再次大批剥取莫高窟壁画的阴谋没有得逞，只购得一件敦煌写本《大般若经》，后转到安西榆林窟考察。并于1938年发表专著《万佛峡一所九世纪石窟佛教壁画研究》。陈万里《西行日记》记载这次考察从北京到敦煌的工作情况。
（《敦煌学大辞典》）
于右任（1879—1964）
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右任，别署刘学裕，笔名神州旧主、骚心、大风、太平老人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光绪三十二年赴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翌年任《神州日报》社长。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交通部次长，代理部务。1918年返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10月任上海大学校长。1924年4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委员，陕西省政府主席。1928年2月任审计院院长。1931年起任监察院院长。1949年去台湾。擅书法。1941年10月赴西北考察，参观千佛洞，返重庆后，撰《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一文，在《文史杂志》上发表，并多次向当局呼吁。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牧羊儿自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