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科技素质偏低，科教投入严重不足。尽管我国的经济总规模已名居世界前列，但我国人均经济实力不强。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在2万美元以上，我国仅为732美元（1997年），仅为发达国家的1／35、中等发达国家的1／20。
1992年，世界银行曾对120个国家进行国情分析，其中指出“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低于世界平均的水准”。特别是，我国人口的文化科技素质偏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仅占适龄人口的7％，远低于中等发达国家的20％和世界平均的15％。文盲、半文盲占15岁以上人口的16.36％，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3％。在全国从业人口中，文盲占11.6％，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8％，初中文化的占37.9％，高中文化的占12.1％，大专以上文化的仅占3.5％。
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教投入明显不足。199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9％，而发达国家教育投入同一比例早达到7％～9％。我国的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从国内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发达国家均超过2％，日本和新兴工业国家为2.3％，世界平均值为1.4％，而我国仅为0.5％。特别是，我国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尚未占到全社会的主导地位，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研发投入的比例仅为31.8％，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60％。
2.科技活动效率低，缺乏国际的竞争力。我国知识创新的项目在有些学科或领域只占5％，能独创重要的科学概念、新理论的则更少，缺乏首创性是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根本弱点。我国的科学论文水平与国际差距较大，如在美国科技情报所1981—1994年收录的79个国家的4000种期刊论文中，我国仅占0.9％，被引用的论文总数中我国仅占0.3％，被引证率为0.27％，排世界第65位。据《科学引问索引》提供的资料，1993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出版物占世界总量的比例，我国仅为1.3％，低于印度的2.1％、日本的8.2％、美国的35.8％。
据有关单位测算，我国的科技活动效率也低于发达国家，单位R&D支出的科学发明成果和技术创新成果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若世界平均数为100％，我国的科学成果效率系数仅为33％，技术成果效率系数分别为2％和4％。
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远落后于国际竞争力。1996年，我国经济总规模排名世界第7位，而科技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28位。1996年，我国从事研究与发展的总人数和企业从事研究与发展的总人数均列世界前4位，但科学研究指标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却分别列世界第32位和第21位。
3.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不强。我国主要行业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10—20年，一些产业的主体设备和技术主要依赖进口，飞机、移动通信、电视发射设备、软件等国内市场基本被外国公司占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总量中所占比重达30％以上，出口额也在这个量级。我国的高技术出口方面基本不具竞争能力，1996年我国高技术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21％，而同期韩国、日本为39％，英国为40％，美国为44％。从高技术出口额看，韩国是我国的1.6倍，英国是我国的3.2倍，日本是我国的5.6倍，美国是我国的7.4倍。
在我国，居于高新技术产业龙头的信息产业，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水平有所提高，1992—1997年年均增长率为27％，但产业规模仍小，滞后于发达国家。微机产量占世界的1％。集成电路的设计、生产技术基本依赖进口，软件产品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比。
总之，我国人均经济实力不强，人口文化科技素质偏低，科教投入严重不足；在相当多的领域我国的科技水平处于中下游，科技活动效率低，竞争力远落后于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小、水平低、产业主体设备和技术依赖进口，竞争力弱；特别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完善时期，法制尚不健全，经济、科技、教育三者严重脱节的制度性弊端尚未解决，所有这些无疑会加大我国发展知识经济的困难。
四、我国追赶知识经济的战略
历史来看，经济社会发展是各国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相互推拉的过程。近年来，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与机遇，国内不少学者提出实行“跨越—追赶”的战略。
所谓“跨越—追赶”的战略，即以在全球知识经济发展中谋求中国应有的地位为目标，在我国现有基础和资源约束条件下，选择少数重点科技领域和产业领域，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发达国家率先发展知识经济的外溢效应，重点和优先投入资源，精心策划与组织，“跨越”发达国家先前发展的若干阶段，以期“追赶”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主导趋势。
（一）后进国家追赶的三次成功范例及依据
按国家发展进程差距，可以将不同国家分之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国和落伍国；从技术创新角度，可以将不同的国家分之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
在现代世界发展进程中，曾先后出现过三次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成功范例：
第一次为美国对英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追赶。根据ACED专家1995年的分析，1820年，美国的人均GDP只相当于英国的73.3％，1870年为75.3％，其后美国经济开始起飞。1870—1913年美国GDP年均增长3.9％，同期英国仅为1.9％。到1900年，美国的人均GDP已达到英国的89.2％。到1913年，美国的人均GDP已超过英国的5.5个百分点。
第二次为日本对美国的追赶。第二次世纪大战之后，日本花了40年时间在经济上追上了美国。1950年，日本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9.6％。1953年之后，日本的GDP增长指数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最高水平，经济开始起飞。1953—1992年，日本的GDP年均增长率为6.5％，同期美国为3.0％。到1992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相当于美国的90.1％。1820—1992年，日本的人均收入提高了28倍，年均增长率到1.95％。
第三次为亚洲“四小龙”对西欧国家的追赶。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时间，追上了西欧国家。1965—1992年，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均为8.8％。1973年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西欧国家人均GDP水平的24.3％和31.4％，而到了1992年，便分别上升到57.5％和66.6％。
为什么后进国家能够追上先进国家，它们实现追赶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
1.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在格申·克龙看来，后进国是在某一时点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是在启动和进入工业化的时间上相对滞后的国家。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工业化的后来者具有特殊益处和优势。一是后进国家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装备。这是正在进行的工业化的落后国家获得高速发展的首要保证因素，借助技术引进、替代有关技术与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可以大大加快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避免某些风险。二是后进国家可以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选择、设计和创造新的工业化模式，而不必重复先行者的错误道路。但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在发展市场机制中学习和追赶，不仅取决于起初始条件，也取决于其学习方式。三是基于落后和谋求工业化发展的强烈的“赶超”欲望，后来者落后程度越大，这种意识及其功效也就越强。当然，在格申·克龙看来，落后国家，巨大的突进的工业化努力需要“政策”的保障和支撑。
2.技术差距与产生生命周期模型理论。Posner于1961年提出了“技术差距模型”。该模型认为，工业化国家之间贸易的大部分是基于新产品和新工序的引进，这使得发明者和发明国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暂时处于垄断地位，并大量出口新技术产品。但是，当后来国家获得相应新技术后，它们就可能凭借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扩展国际市场，并占领发明国的市场。
Vernon于1966年拓展了Posner的技术差距模型，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模型”。该模型从技术发明国和模型国的角度，把一种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该产品只在发明国生产和消费；第二阶段，该产品在发明国和模仿国得到改进，为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产量大幅度上升并大量出口；第三阶段，该产品已标准化，模仿国开始生产并供应国内消费，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低于发明国，模仿国产品开始出口，发明国产品销量开始下降，品牌竞争让位于价格竞争；第四阶段，模仿国在发明国市场上低价销售，甚至倾销产品，发明国销量大幅下降或停止生产；第五阶段，由于技术扩散、标准化，以及较低的国外生产成本，发明国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趋终，驱使发明国致力于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引进新的产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创新的扩散周期越来越短，从新产品在发明国投入生产开始，到模仿国在第三国市场上完全代替发明国的产品为止，这一时间日趋缩短，形成了“发明—追赶—发明”的循环。而按照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只要后进的国家追得快，它就完全有可能追上先进的发明国。
（二）“跨越—追赶”的必要性
1.追赶才能跟上发达国家的步伐。必须看到，对于处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国是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发动工业化的时间较晚，进人工业化时代大为滞后。历史上，从1750年起，欧洲和北美国家即陆续开始推动工业化，而我国启动工业化的时间大致滞后了100—200年，直到新中国成立，1950年才开始正式发动工业化。我们不仅启动工业化的时间晚，而且工业化水平起点极低。欧美国家开始工业化时人均收入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工业化初期的水平。ACED有关专家的研究（1998年）表明，1700年欧洲人均GDP（1990年PPP国际美元）为870美元，1820年上升为1.129美元，美国同期分别为600美元和1260美元。而我国1952年，人均GDP仅相当于537美元，大大低于1820年欧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也低于印度同期水平（609美元）。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仍大大低于同期欧美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1952年欧洲人均GDP相当于中国人均GDP的8.15倍，1978年日本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4.4倍。可以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发达国家仍有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尽管1995年中国人均GDP增长到了2653美元，但于欧洲人均GDP的相对差距仍为5.3倍，与世界人均GDP的相对差距仍为2.0倍。特别是与日本的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由1978年的4.4倍扩大到7.4倍。这表明，如不“追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不可能在短期内缩小，中国就不可能跟上先进国家发展的步伐。
2.追赶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随着人类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随着发达国家率先发展和进入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中国际分工的层次化趋势将更为明显，知识将成为决定新的国际分工及一国在新的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的主要依据。在国际分工体系由工业经济时代“以机器和资本为中心的分工体系”转为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和技术为中心的分工体系”的背景下，拥有先进知识的国家将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大脑国家”，知识落后或缺乏知识的国家将成为这个分工体系中的“躯干国家”或“手脚国家”；“大脑国家”提供知识和技术，“躯干国家”或“手脚国家”进行生产和装配；由于知识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越是先进的国家，知识增长越是快些，越是落后的国家，知识增长越是慢些。因此，随着知识的不断进步，国家间的“大脑”、“躯干”、“手脚”分工将更为显著和普遍；在这一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可以生产同一产品，差别仅表现在不同国家所生产的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将主要围绕知识的相对优势来展开，知识创新及技术实力将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在以知识为中心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财富的生产方式、转移方式、积累方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将积累更多的财富。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后来者。发达国家率先发展知识经济，对于中国的最大挑战是“如不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知识经济下新的全球分工中，中国就可能沦为躯干国家或手脚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追赶”先进国家。
3.我国必须实行“跨越—追赶”战略。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综合性的，不但有经济总量的差距，还有着社会经济基础、科技教育、主导产业，经济制度、效率上的差距。同时，国内外各科技领域、产业、区域之间的基础及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特别是我们拥有的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全面出击，不可能在所有科技和产业领域都追赶发达国家。这样，我们就只能以在全球知识经济发展中谋求中国应有的地位为目标，在中国现有基础和资源条件的约束下，选择少数重点科技和产业领域，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发达国家率先发展知识经济的外溢效应，重点和优先投入资源，“跨越”若干发展阶段，奋起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