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军阀风云(中国近代历史大事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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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中华民国第一届总统选举

这实质上是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的一出闹剧。选举为何成了“遍选”?

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召开后,即着手制订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按照民元《临时约法》的规定,组织政府的程序应是先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再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和组织法,在10个月内召集国会,然后由国会制订出宪法,再根据宪法制订总统选举法,据以选举总统,产生政府。可是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后,即迫不及待地要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颇嫌《临时约法》规定的产生总统的程序太繁琐,便指使爪牙极力鼓吹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所持理由,是说没有正式大总统,列强不承认,则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立不住脚,随时有被列强瓜分或招致清室复辟的危险。国民党议员则主张按照法定程序,先制定宪法,后举总统,因为总统的权力和地位应根据宪法产生;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乃本末倒置,必为舆论所不容。进步党起初也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由于两党趋于一致,国会于6月底议决先定宪法,并由参、众两院推举出宪法起草委员,于7月12日正式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赶制宪法。

正当此时,“二次革命”爆发,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一批国民党激进派议员相率南下,参与举兵讨袁,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仍留北京,幻想“以法律倒袁”。袁世凯曾一度对国会施加压力,逮捕了一批激进派国民党议员,甚至处死了几名,致使国民党议员大起恐慌,纷纷逃离北京,国会有瓦解之势。梁启超连忙上书袁世凯,要求衷发布“尊重国会令”,速发议员薪俸,以安国民党籍议员之心,勿使离散,以便借国会“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袁世凯立即意识到国会对他尚有用处,于是发表保护国会议员的命令,并于7月31日传询国民党本部负责人吴景濂等,限三日内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参与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一律除名,则对国民党议员仍“照常保护”。吴景濂、王正廷等决议“遵政府命令办理”。故此,他一面对南方国民党用兵,一面又在北京发表保护国会和议员的命令,对国民党议员表示“宽容”。

因此,正当国民党人在南方浴血奋战之时,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却照常出席国会。但此时的国民党议员在袁世凯的打击、分化、瓦解、利诱之下,已分裂出一批小政团,如政友会、相友会、超然社、集益社等等,有的甚至投入进步党怀抱以求自保,所以此时国民党已完全丧失了在国会中第一大党的优势。进步党由于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受到袁的垂青,而逐渐扩充了党势,成了国会中最有影响的大党。为了进一步拉拢进步党,袁世凯于7月31日任命进步党领导人之一的熊希龄组阁,成立了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通过这一系列纵横捭阖的手段,袁世凯初步控制了国会。为了早日攫取正式犬总统职位,8月间袁指使一批议员分别向国会提出先选总统的议案,并策动由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领衔,联合19省军、政长官联名致电参、众两院,要求两院‘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而“先从选举总统人手”。

8月30日,黎元洪又致电进步党领袖梁启超、汤化龙,说只有先选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在内外的压力下,进步党人改变了腔调,同意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此时国民党议员连“法律倒袁”的勇气也已丧失,只能在袁世凯划定的圈圈内,充当表决机器,所以国会于9月5日顺利通过了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案。由于国民党向进步党妥协;也由于袁世凯对国会进行压迫和干涉,引起许多议员,包括进步党议员的不满,所以进步、国民两党议员的矛盾反而日趋缓和,较易于协调一致。袁世凯恐两党接近,于己不利,故又指使亲信梁士诒以金钱和地位收买一批政客,拼凑了一个近百人的御用政党——公民党,9月7日公民党正式成立,即以梁士诒为党魁。公民党是袁世凯在国会中的打手,它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确保袁世凯当选大总统,除此外无任何政党精神可言。所以该党成立后立即发表通电,表示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公民党虽不堪,却是权与势的象征,代表着袁世凯的意旨。因此,在公民党的鼓噪下,国会加快了选举总统的步伐。

为了满足袁世凯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两周年纪念日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心愿,不到一星期,宪法起草委员会即将总统选举法起草完毕,10月4日获国会通过,6日即召开总统选举会。袁世凯有进步党的支持,公民党的保驾,仍不放心,选举当天,又派出大批军警“保卫”国会。此外还收买数千名便衣军警、地痞流氓,组成所谓“公民团”,将国会会场团团围住,逼令议员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的选举会选举产生,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数的2/3构成,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3/4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投票两次均无人当选,则将第二次投票获票领先的两人提出作为候选人,第三次投票进行决选。本来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已为大势所趋,但很多议员对袁操纵选举的行径感到气愤,所以以拒绝投袁的票为消极抵制,故此经两次投票后,袁得票虽居领先地位,却未能当选。两次投票后,时已过午,议员们想回家吃饭,却被“公民团”围住大门,高呼:“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选举会只好接续第三轮投票,将袁世凯与黎元洪二人进行决选。可怜的议员们忍饥挨饿,知道袁氏不当选,“公民团”誓不罢休,只得放弃消极抵制的想法,投票了事。结果,袁世凯终于以507票当选(到会议员共759人),“公民团”始高呼“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做鸟兽散。次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大总统宣誓就职典礼,首先按《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紧接着宣读宣言书,他引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言论,强调“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但他所强调的道德,仍是“忠信笃敬”等封建道德;又对共和政体下了定义,谓“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强调“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最后又信誓旦旦地宣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袁世凯之“逼选”总统以及他虚伪的就职宣言,堪称近代史上的一大秽闻。池爬上正式总统宝座之日,即是他开始复辟帝制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