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二团如不打开浏阳也许会好一些,碰个钉子部队也许会保存下来。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些改编的部队,非混编不可,非有我们的骨干不可!否则,也不会有四团的叛变。结果吃了四团的亏,等于把国民党的一支别动队弄到我们后方来了。再有一点教训,就是没有一个目的地,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想到“家”安在哪里,何处是归宿。
卢德铭团长是一个好同志,但在秋收暴动的布置、指挥上是有问题的。关于这件事现在还缺乏更系统的总结,反正在毛委员来到之前是有错误的。我们是一支疲劳之师,是一支孤军,分散兵力显然是不当的。用毛主席的正确指导思想来看,显然是不对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切忌分兵。毛主席当时说:“雷公打豆腐,专找软的欺”,要集中兵力打软的,打容易打的,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以十当一。不过,我们那时还很幼稚,不能以今天的水平来估计当时的情况。我们要当做一个教训来接受,这是第三关。
第四关:文家市前委扩大会议的斗争
毛主席来到部队,部队就有了灵魂,指挥加强了,领导也健全了,使部队有了正确的方向,引导部队走向胜利。
毛主席到了部队,就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当晚在文家市的一个学校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战胜了余洒渡等少数人坚持再冒险打长沙的错误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天早上对起义的全体人员讲了话。我记得大会是在一个茶埂子上开的,还有一幅绘有罗霄山脉的地图用树枝子支挂起来。毛主席戴着个草帽子,穿双草鞋,脚也走跛了。毛主席非常生动有力地对我们说: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一根禾草、一个鸡蛋也不能拿,一针一线也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只要我们跟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站在一条战线上,站在一块,血肉相连,我们就能够胜利。毛主席还说:军队与人民群众如鱼之于水,失去了群众,就象鱼失去了水。与群众结合,在群众中生了根,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这就是胜利。毛主席用鲜明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教育干部和士兵,给我们印象很深,他讲话象讲故事一样,用通俗的形式、生动的表情讲出来,既精采又生动,真是工农群众不觉深奥,知识分子不觉浅薄。那时,我们都叫他“毛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广大劳动群众、革命干部以及队伍对他非常亲热和爱戴。大家一致说有毛委员领导就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毛主席到了部队,就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推迟了革命的进程。革命正处在大转变的关头。在这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我们不应该留恋大城市,交通要道,而应该及时退却!毛主席说:情况变了,我们没有力量占大城市,占也占不住。历史上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我们这儿是几省交界的接合部,是敌人统治薄弱的环节,到崇山峻岭之中去当红色武装割据的“山大王”,但不是过去的“山大王”,我们有马列主义武装,可以和群众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政策好,纪律好,群众会拥护我们的,那时,我们一呼,群众就会响应。我们没有失败,只是受了点挫折,怕什么?毛主席讲的大家思想开朗了,呵呵直笑,信心十足。
毛主席说:“罗霄山脉,分北、中、南三段。北段,有长江,好像一根扁担挑武岳、南浔两条铁路;南段,敌人挑两条江——湘江、赣江,都便于运兵。我们要利用中段的山(井冈山)挑两个省和省城(长沙和南昌),在山上可以发动群众,养精蓄锐,同时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关起一个门来打一边,也可以两边一守一攻。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时,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已经萌芽啦,当时叫就地革命,就地退却,这是个有胆量、有方向的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是接受和保存革命遗产的问题。这就是:五个有经验的人,比一万个没有经验的人要强得多。
毛主席还说:“我们退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就是为了开始准备另一阶段的进攻。”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看得准,拿得稳,领导得恰当,不失时机,及时地组织了向井冈山做大规模的战略退却。这是一个非凡的有伟大气魄的行动。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积极的包含着另一阶段的进攻在内的退却,不是消极的退却逃跑。这样,一个革命阶段的结束,一个革命的挫败,就酝酿着,孕育着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出现,这实际上是敢不敢斗争和胜利的问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就要敢于采取大踏步大规模地积极的退却,如果按余洒渡等少数人的意见,仍然徘徊于大市场和交通要道附近,我们的队伍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后果就不堪设想。当时正是中国革命处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创造时期,在生死存亡的紧急转折点上,毛主席毫不吝惜大城市的战略退却,保留了大革命的遗产,这是模范地、积极地战略退却。因为,我们保存了干部,培养了干部,积蓄了力量,保留了第一次大革命中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们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用鲜血换来的几点火种,终于点燃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
当时的部队,疲劳得很,得病的很多,违反纪律的也很多,毛主席对我们说: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不能打自己人,要有纪律。我们活动的地方,在两省交界的地方。毛主席讲:我们可以在这儿搞出个局面来,这给人很大鼓舞和希望。当时毛主席还讲:敌人南边来北边不来,北边来南边不来,他们不能协作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他说:别看我们枪杆子不多,人也少,又牺牲了一些,贺龙同志一把菜刀照样闹革命,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
毛主席当时有一匹马也不骑,让它驮军图和收容伤病员,自己戴着草帽,穿着草鞋,身穿农民服装,常在队伍中穿插往来。他非常注意调查研究,走起路来不是和战士们谈话,就是和连、排长或积极分子谈话,了解情况。
在文家市,如果毛主席不来,我们也不知往哪儿落脚,毛主席来到一抓,就像下棋一样,选中了以井冈山为秋收起义的落脚点,也是发展的出发点。这伟大战略性的一着对了,局面就不一样了,下棋要见一着!毛委员一反历史之常,创造了胜利的局面。
我们这支部队是革命的骨干。这支部队的大部分,是来自叶挺的独立团,特别是在“马日事变”后,它汇集了两湖的革命干部。这些革命的干部和士兵,革命的武装力量,是大革命的珍贵遗产。毛主席接受了这个遗产,并把它发展壮大了。应该看到,这是具有战略远见的一个开端,一个预示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良好开端。终于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面貌。
以上就是:毛主席脱险,进入部队,局面扭转,形势大好。这是第四关。
第五关:芦溪遭受伏击
毛主席到部队后的一两天,我们就开始向井冈山进军了。朱培德派了两个团阻击我们,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当时虽然也有侦察员,但侦察不力),以为是一些地方民团之类。我们两个团(一、三团)从芦溪出发,朝东南走。不料,第三团的参谋长何坚把三团带错了方向,朝西南走到萍乡方向去了,路上被敌人打散了,许多人退回了平浏地区,几乎没什么归队。从芦溪出发,部队政治思想状况是良好的,走的是人行大道,但不能过汽车。我们走到芦溪与莲花交界处的一个三岔路口上,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敌人拦路截击,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二营抢夺阵地时,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虽然整个队伍没有受到太大损失。但我们连由于坚持着打,损失较大,在突出敌人包围时,我被敌人抓住了。我那时当指导员,我向敌人说:“人不亲枪杆子亲,和尚不亲帽儿亲,我们也没有什么仇和恨,这儿有几个铜板给弟兄们吧!”说罢,我把挂包里还有的一吊多铜板往地下一甩,敌人都爬在地上拾钱,我就跑掉了。回到部队以后,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问我:怎么搞的?我说我连在后头掩护,卢总指挥在阵地上不幸牺牲了。芦溪一仗,总指挥牺牲了,三团溃散了,只剩下第一团,我们更孤单了。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困难的环境里,在毛主席领导下,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继续向井冈山前进。三团的溃散,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些打散的同志,后来在浏阳平江一带建立了很多小块根据地,并成了开辟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力量。我们这个团后来又打莲花县城,那里只有一个100多人的保安队,被我们打进去了,还捉住了县长(据说是个共产党员,后来把他放了)。曾带他见了毛主席,表现很顽强,后连人带枪让他回去了。
这一关,打掉了第三团,失去了总指挥,这是最危险的一关,如不是毛主席来了,群龙无首,就会散了。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转危为安,上了革命的井冈山。铁不打不成材,人不磨炼不成汉;井冈山成了起义士兵的宿营地。等死不如去找井冈山,井冈山成了革命的收容所。中国革命低落时期,井冈山成了众星拱望的北斗明星和中国革命人民的希望。
当时在湖南,唐生智他们通缉我七次,杀害了我的全家,家乡人传说我放洋了(出国了),其实这时我已到了井冈山。
在上井冈山的队伍里,有行伍出身和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出来的做正职的多,行伍出身的做副职的多。黄埔军官命令主义多一些。有的人没有经验,主观片面性强,有些瞎指挥,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而遭损失了。
在这一关里,还有毛主席做群众工作、干部工作和农民工作,这里不多讲了。
芦溪遭伏击,毛主席把队伍带上井冈山,这就是第五关。
起义的部队来到了永新境内的三湾,进行了改编。这就是有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意义就是把军队重新组织起来,解决了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