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初年开始，依次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积极统治和精心治理，使得清朝的国家实力逐渐上升，直到“康乾盛世”的出现标志了清朝社会的繁荣程度到达了顶峰，表现出来的是社会各个方面的繁荣和发展。那么，清朝“康乾盛世”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被后人评价成为“盛世”呢？我们需要知道清朝这三位皇帝时期社会各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发展和变化，这样才能揭开上述问题的答案进而全面了解“康乾盛世”的意义。
（一）农业方面
农业是清代全国多数人口所从事的主业。清代中期农业生产工具基本是宋元时期已经定型的传统工具。如用于整地的犁铧、锄头、秧弹、钉耙等；用于播种的耧车、秧马、石蛋等；用于灌溉的水车、辘轳等。个别地区出现了能使耕地深度从传统的数寸加深至尺余的“深耕犁”等新农具。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关系仍然以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小家庭为基本的生产消费单位。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治河与水利工程，清朝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康熙帝亲政后，将治理河流列为国家必须解决的大事，六次南下巡视检查河工。此外，这个时期农业的高度发展，首先体现在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康熙帝亲自在宫中用十多年时间，反复试验，培育出早熟的优良稻种“御稻米”；同时，南方一些农作物品种推广到了北方地区。例如康熙帝时期，北京玉泉山种稻成功，后发展成为享誉北方的京西稻。农作物品种方面最重大且最具革命性的事件是在全国推广了从美洲引进的高产农作物品种番薯、玉米、马铃薯等。
农业技术也有了长足发展。在地窄人稠的南方，人们更加讲求精耕细作，集约式发展。康熙时期，苏州织造李煦在苏州试验种植明朝时期仅在福建和广东种植的双季稻，获得成功，于是大力推广，使得在主要产粮区的江南得到了普及。在珠江三角洲，明朝中后期创造的“桑基鱼塘”此时更加完善和发展，在保持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农牧桑渔相结合，达到并代表了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最高水平。
此外，清朝时期许多人开始从事蔬菜生产，例如北京地区种植蔬菜的人利用“火室”“地窖”设备种植一些逆季节生长的蔬菜，运到市场上贩卖；乾隆时期，棉花在北方大面积种植，甘蔗在东南沿海地区还广泛种植。清朝“康乾盛世”时期的农业发展也主要体现在农作物培育技术的进步和农业技术的发展，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创造不是很明显，这也是封建社会的活力减退的影响。总之，“康乾盛世”时期农业的持续发展，不仅让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还使得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削弱，生产关系缓慢变化，有利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清廷适时地进行了相关的政策和法律调整，对于促进农业发展、百姓生活安定的趋势给予制度上的保障。
（二）手工业发展
清朝政权的建立是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明末清初的战争使得国内的手工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过三位皇帝的努力，清朝的手工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清朝手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仍然是丝织业。清朝丝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有广州、苏州、杭州等地区。清朝在江宁、杭州和苏州设立了织造衙门，由 官府倡导进行丝织业的发展。“康乾盛世”时期除了官府倡导的丝织业外，民间丝织业也很快发展起来，其产品也畅销于全国各地，普遍受到好评。再者，棉织业在清朝手工业中也是比较重要的。棉织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生产工具得到了改善和发展。例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康乾盛世”时期，棉纺织品的生产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据说苏州的棉布销售商店——“益美字号”，一年销售的布匹可达百万匹，可见其生产能力和质量都是受到社会认可的。还有苏州和无锡的棉布也是闻名全国，可以称得上是上品。
“康乾时期”陶瓷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全国著名的制瓷中心——景德镇。这个时期景德镇出产的官窑瓷器主要是供应清朝统治集团使用，瓷器精美细腻，美轮美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最高峰。除了景德镇之外，其他的瓷器制造业也非常发达，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区的瓷器和窑厂，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矿冶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这些矿厂有的是官督商办的大规模工厂，有的是私营的小规模工厂。此外，广东的冶铁规模也有了发展。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朝“康乾盛世”时期制糖业、造船业等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也是这个时期清朝手工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出了应有的极大贡献。再者，手工行业中分工的进一步细致、雇佣关系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体系的建立代表着这个时期清朝手工业的发展。
（三）商业的繁荣
随着“康乾盛世”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全国各种各样的商品云集于各个地区，商品流动于全国各地，这就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也使得国内各地区之间联系更加密切。如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畅销于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苏州、杭州所产的绸缎，基本上畅销于国内各地，且还有很大的海外市场。各式各样的商品行销海内外，海外的稀有物品也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如瓷器、铁器、茶叶都大量地销售于国外；玛瑙、象牙、珍珠等国外稀有物品也大量流入中国市场上销售。可以说，这个时期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是农业、手工业以及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和进步的主要体现，尤其是体现了手工业的发展程度，否则市场上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商品进行流通，商业贸易也就无从发展。
商业的发展繁荣带动了全国性市场体系的初步形成。最基层的是遍布城乡的集市；中间层是连接城市中心市场与集市基层市场的镇，镇是在集市之上高一层次的商品市场和居民点；镇以上是城市中心市场，城市中心市场是以转运贸易和铺户贸易为主要商业形态的市场中心地。从整体上看，边远地区以单个城市为中心的格局非常突出。如东北，以吉林将军驻地吉林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各自的市场网络。经济发达地区，则往往是几个城市共同成为市场网络中心。如江苏嘉定县城所管辖的镇市向南方、西方呈扇形辐射，约为五层市场圈，相互联系，从而形成了区域性的商品经济地。全国范围内各个市场网络相交相联，有利于全国商品在各地流通、交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要，促进了全国经济的繁荣。
（四）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进步
“康乾盛世”时期在手工行业中雇佣关系与明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朝时期已经出现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生产，清朝时期进一步发展。例如在纺织业中，生产经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代织”，就是商人将丝织原料和工具提供给机户，让他们加工成纺织成品，过后计算领取工钱，类似于“包买商”形式。另一种是“自织”，其中又分自产自销和集中经营两种方式。机户出资经营，机匠机工领取工钱，机户、作坊主要拥有和提供生产资料，雇佣固定的工匠进行生产，长期受雇的工匠多为无地无家事的单身汉，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这种生产方式显然类似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此外，受雇的工匠、帮工、学徒与手工业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经常发生。随着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同业行会和商会纷纷建立，行会活动十分频繁。手工业者通过控制行会和调剂产销环节，限制外来者和同业行会的竞争，保护本行业的利益，规定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资。与之相对，手工业工人也逐渐联合起来，建立或要求建立自己的组织，争取工匠、手工业工人们的权益。雇佣劳动和手工工场的发展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滋长的重要表现。但是，当时这只是出现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区域，如苏州、泉州等地方，并没有普遍出现于社会的各个区域，整个社会经济格局还是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占据着主导地位。
（五）“康乾盛世”时期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