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的礼物
吴跃明
四年同窗，就要分别，不少人都在准备毕业的礼物送给同学。我发现只有林志默默地坐在一边。我知道他来自边远的山区，家里穷，没有钱买什么礼物送给同学。
看到他这样，我们就停止谈礼物的事。他见我们沉默了，就笑笑，说：“我也要给大家一份礼的。”我们劝他：“没必要啊，有这份心意就行了。”
他说：“我是真心的。”
林志和我是一个寝室的。四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因此，他的情况我比较清楚。
每次开学的时候，他都会从家里带两罐子腌萝卜、腌咸菜来，不为别的，就为下饭。每天吃饭时，他只打饭，然后就回寝室吃他的腌咸菜。
尽管如此，他还是节省着吃，尽量让腌咸菜吃得久一点。可再怎么节省也吃不了一学期呀。看到他学期末吃白饭的时候，同学们都会自觉地资助一点饭菜票给他。我呢，因住在市内，时不时地会从家里带点鱼呀肉呀什么的，让他开开荤。星期天，我们住市内的同学也会轮流邀他到家里玩，其实也有让他改善伙食的意思。
冬天的时候，他穿着单薄，同学们会把自己家的衣服送给他，虽然都是旧的了，可大家知道，林志需要。可以说，四年来，班里的35名同学，就有34名帮助过他。
虽然家境贫寒，可林志学习很用功，在我们打牌、聊天、听音乐会或者谈恋爱的时间里，他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图书馆。而且，他还会把自己点点滴滴的感受写成文字，寄到报社发表。他用得到的稿费来交学费或买书，我们也曾戏言要他请客，但我们一次也没真要他请过。我们知道，每一笔稿费对他来说都很重要。
毕业典礼就在我们的教室里举行，同学们互写赠言、互送礼物。四年里，虽然也有恩怨，也有辛酸，可想到马上就要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这样相聚一起的时光了，心头都不免有些酸楚。
这时候，我发现林志不见了。林志呢？正当我们要寻找他时，他却抱着一摞笔记本进来了。怎么这么俗呀？都毕业了，还给大家送笔记本？
他没理会大家，往每人手里塞了一本。然后，走上讲台，打开笔记本并举着说：“这是我四年来发表的作品，我精选了35篇出来，我发现，每个同学都给过我帮助，每个同学的关怀我都用笔记录了下来。我把它们复印并贴成了35个笔记本。大家给我的帮助我无以回报，但这些真挚的情感会一辈子留在我心里！”他深深地鞠躬，久久没抬起头来。等他抬起头时，我发现他已热泪盈眶。
静，静得可以听到心跳的声音。我们都被感动了。我们当初的付出真的是微不足道，但我知道，因为有了这个特殊的礼物，我们之间的友情，变得更加珍贵了。
女孩子的花期
四夕羽
16岁，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正像一幅慢慢展开的画卷，开始有了无限的色彩缤纷。看着班上越来越多的女孩换下年幼时不分性别的大T恤，穿上镶有蕾丝花边的衣裙，骄傲地露出自己优雅的脖子和修长的腿，我的心里有了深深的落寞。纤细的女儿心，终于敏感地明白，为什么女生聚在一堆会笑我，为什么没有男孩子愿意与我同桌，为什么我就算考第一也不能被老师记住名字。在我也应该开花的年龄，却被人遗忘在了角落。
没有人愿意与我同桌，于是我独坐在教室的最前方，也是在角落，突兀而多余的样子。座位前面就是垃圾篓，常有调皮的男生远远地往里扔纸团。他们叫我：“肉丸子，低头！”然后纸团就嗖嗖地擦耳而过，有时我反应慢点儿，又躲闪不及，纸团就雨点般砸在我头上，不重，却足以引起全班的大笑。他们笑我：“肉丸子打狗，哦，不，狗打肉丸子，哈哈。”我不说话，慢慢地低下头，泪水湿润了我的眼。
在泛滥的自卑面前，我愈发地孤僻和沉默，直到杨帆的出现。
杨帆是高二留级下来的学生，有挑染过的棕黄色的头发，细长而漫不经心的眼睛，双手插在裤袋里，书包斜斜地挎在肩上，很惹人注目的样子。而他居然被安排坐我的同桌。我怦然心跳。激动、紧张、惶恐，还有深深的自卑，在女孩们羡慕嫉妒或许还有看笑话的眼光里，我心不在焉地度过了一节课，下课时，张开握笔的手，手心里全是汗水。
或许因为杨帆是留级的学生，老师并不重视他。大部分的时候，他兀自做自己的事情，似乎眼睛都没有向我的方向转动过。时间久了，偶尔他也会和我说话，简单且不带感情，借笔、问题之类。可即便如此，我心里也会充满巨大的快乐。每天晚上，我总是匆匆地做完作业，为的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仔细回味白天和他有关的一切。他说话时的眼神，他微微扯起的嘴角，甚至他转笔的姿势，甚至他听得心不在焉时“嗯嗯”敷衍我的样子。
杨帆在班上没有要好的朋友，而我，虽然对他也所知甚少，但至少我知道他上课时不像老师表扬的那样在认真地做笔记，而是在认真地画漫画；下了课趴在桌上时，不是在睡觉而是在哼歌；他手指细长，耳上穿了很多耳洞；他喜欢写日记喜欢用老板牌的黑墨水。在别人看来，我也许算是最了解他的人了。于是，开始有女孩向我打听他的消息，她们的态度变得友好，也许是因为有所求，也许是因为杨帆对我的平和扭转了她们的判断。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以往般的孤僻和沉默——至少，在谈起杨帆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喜欢唱歌，吐音很准，声音清婉，包括朋友和父母。在被自卑笼罩的心里，不敢对外袒露自己的一点点优点，怕那最后的尊严也成为别人的笑柄。
我不敢去想，要是同学看到我挺立了肥胖的身体，却陶醉而深情地唱王菲的情歌时，会有怎样的吃惊和嘲笑。亦不敢去想，在这样的嘲笑声中，我又该用怎样的勇气和眼泪去应对。不想一次下课，受杨帆哼歌的影响，我也禁不住轻轻地唱起来，是王菲的《红豆》，我唱得很投入，待上课铃响，才发现杨帆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我，我羞红了脸，不知怎么解释才好。杨帆挑起眉毛，嘿，想不到你唱得这么好。我翻书，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的样子，心却是“怦怦”地跳得厉害。他补充一句，为什么不去参加校园文化艺术节呢！这时老师叫上课，他拿起书，不再多说。
那一堂课，老师讲的话，我竟是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那些突如其来的快乐，连心都盛不下。我已经忘记，自己有多久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了。甚至在我努力了一个月，天天学习到深夜才考到了第一名的时候，老师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提，她的眼神和语气里写着“不相信”几个字。而现在，只是几句无意且自己不敢张扬的歌声，却得到了这样的肯定和赞美。而且他是那么与众不同，那么不轻易表扬别人，而且，他是那么备受其他同学的关注。终于，我似乎也能闻到一点点花季飘来的馨香了。
那时我已经高二，高考的压力日渐显露，我已经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参加任何课外活动了。然而从那以后，自信却是一点一点地被我积攒起来，终于偶尔我也可以在女生堆里放肆而张扬地大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穿那些有蕾丝花边的衣裙，似乎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般难看，虽然那时我仍然是130斤，像个肉丸子。
杨帆的离开和他的到来一样悄无声息。暑假补课时，我还能很清晰地听到他用铅笔画漫画时“沙沙”的声音，20天后假期结束他却走了。我望着自己身边那空空的地方，感到了片刻的惶恐和窒息，一如一年前他来时的心情。在我刚走出自卑的阴影，在我刚想享受花季的绚烂时，杨帆，却走了。
高三毕业时的告别会上，我给全班唱《大大世界》，大家在下面疯狂地拍掌。有男生吼：肉丸子，唱得这么好，高一怎么不去参加校园文化艺术节啊，肯定得第一的。我只是笑。那时的我，如一匹黑马，出人意料地考上了人人羡慕的大学，亦因为高考的用功而身形瘦了一圈。我穿淑女屋的裙子在台上唱歌，虽然也不是很好看，却终于可以坦然地接受众人的掌声和鲜花。
只是，他们不知道我的花季来得多么的晚，不知道我的花儿绽放得多么的艰难，更不知道我的成长和一个叫杨帆的男孩子多么的有关。
错过
争平
现在我仍然记得起那个得肺病的孩子，那个苍白瘦弱的初一同学他坐在我座位后面，那个位置使他的脚经常踩到我。上课的时候，我听到最多的不是老师讲课的声音，而是他咳嗽的声音、吐痰的声音，因为他的肺病，班里的同学都拒绝跟他玩，拒绝和他讲话，所以我总记得他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里，目光散漫而空洞。
但是他每天都要和我一起上学。他把我看成朋友。我们居住的地方实际上相距很远，但他总是绕道去我家喊我上学。他背着一个蓝花布制的书包，里面装着几本书，并不重，但他总是弯腰，不住地咳嗽，显出力不能支的样子。
人多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喜欢他了，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我顺势而为，也故意和他拉开一段距离，他却没有察觉，依然热情地靠近我，执着地说着什么，但那时我已觉得烦躁了。大家都觉得他脏，厌恶地对待他，很少有人愿意接近他，他总是处于很孤独的境地。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那时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群体对个体拥有的那种权威优势和主宰力量，看到个体在这种群体力量的威压之下的胆怯、软弱、自卑和无助。在学校，他像一只幼鼠一样惶惶不可终日。但他的功课却极好，各科均在前列，几何这门被我们认为是最头痛的课程他学习起来却如鱼得水。数学老师每次发问，他总是率先举手，答案总是能令老师满意。他是试图以此建立自信，以此赢得他人的善意和友爱。但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更多的同学敌视他，他发言完要坐下时，凳子就被人从后边抽去，结果他跌在地上，引来满堂的哄笑，笑声中充满报复的快感和阴谋得逞时的狂欢。
人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我并不怎么反感他，但在人群中我对他的态度就变得暧昧不清。我虽然知道一个人在艰难时刻对友谊的渴盼，一份友谊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支持和温暖啊，但我就是不能当众给他这一份友谊，我甚至当众也参与对他的起哄、攻击和伤害，参与拍手和哄笑。我冷漠甚至残忍地看着他受伤以后那种绝望的目光。
他是班里缺课最多的同学，有时上午的课还没结束，他就背上书包走了，下午就不来了，有时则是好几天不来。老师也很不满意，他来了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刻薄地指责他，对于这些他也不解释，垂着头发稀黄、脸色苍白的脑袋，那细弱的脖子如同秋天枯萎的瓜秧。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帮助他。我们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的意志中，我们被训练得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人的情感，没有个人的立场，甚至没有爱，没有真诚。老师指责他最凶的那一天，下午他没有再找我上学。我一个人去学校，上课铃响过后他也没来，然后一连好几天也没见到他。大家都习以为常，没有人关心他的缺席，甚至没有人过问。第二天，他的姐姐送来了请假条，说他住院了。
几天后就听到他病逝的消息，他死了，彻底地远离了我们。大家这才懂得流泪，在去他家看望他母亲的时候，面对他的遗像，面对那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母亲，许多孩子都禁不住哭了。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我们对人的麻木和冷漠一向是通过死才得以清醒的，仿佛只有死才能换来良心的发现。
八年的承诺
佚名
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泥泞路走了一两公里，记者一行来到山东省莱阳市谭格庄镇小于家村。一个小小的院落，几间普通的平房，这里就是张芹的家。
也许，上天在赋予张芹灵魂的一刹那，忘记了赐予她行走能力。张芹出生后即患了重度的“小儿麻痹症”不能正常行走。求医过程中的一次次失望，让张芹的父母彻底绝望了，他们默默地流泪，能做到的就是好好照顾孩子，不再让她经受苦难。在旷野中自由奔跑，是每个好动孩子的梦想。但是窗户却成为张芹最喜欢的地方，只有透过明亮的玻璃，她才能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
每天看着这位坐在窗口前的姐姐，孙园娜感觉到了那双眼睛中对自由的渴望。就在开学的时候，孙园娜跑到张芹的母亲面前，稚嫩的声音震撼了所有人：“让张芹上学吧，我来背她！”
望着女儿渴求的目光，看着面前恳切的孩子，张芹的母亲哭了。从那天起，孙园娜再也没有离开张芹，两人一起出村，一同回家。八年前的“誓言”一直持续到今天。
张芹上学了，她见到了梦中的校园和同学。
从小于家村到小韩家完小有一两公里的山路。第一天上学，张芹是在母亲的陪伴下走出来，一路上，小伙伴们轮流背着她，个个满头大汗，但一路欢声笑语。此时的张芹也绽开了笑容。
了解到张芹的情况，学校老师特意安排同学分成小组，轮流负责护送张芹回家，而孙园娜却没有忘掉自己的承诺，坚持每天陪着张芹。她与同学比了比个头，说：“我长得比你们高，当然我来背，累了就换你们。”
每天早晨上学、傍晚放学，背着张芹走在山路上的大多是孙园娜。其余同学簇拥在两人身边，不时替换，但每当孙园娜恢复体力后，便抢着接过张芹。弯曲的山路虽然没有陡坡峭壁，张芹的体重虽然很轻，但对一个未满十岁的孩童来说，这段路需要付出数倍的汗水。有时，一段路，几个人要走一个多小时，休息十几次……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张芹的父母看着孩子们每天背着女儿上学放学，非常辛苦，特地找人做了一个轮椅车。从此，孙园娜和小伙伴们有了“新助手”。
虽然推着轮椅车比背在肩上轻松，但山路的崎岖还是让孙园娜和小伙伴们大吃苦头。赶上大风天气，一路上飞沙走石，她们在风中寸步难行，如果碰到雪天，出门时，天色尚暗，路况难辨，轮椅车常常陷进沟里。几个人不得不前引后推，将车拉出。这样的情况一路上会发生很多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芹与孙园娜及小伙伴们的身影成为山路上独特的风景。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芹越来越感觉愧疚，特别是上厕所，令她颇为头疼，但孙园娜从来不嫌脏和累，将一些琐事安排得非常妥当。日子久了，两个人的心灵已经达成默契，张芹的一个眼神，孙园娜就能够读懂她需要什么。
小学一晃就过去了，转眼就要上初中，而学校离家很远，需要住宿。孙园娜主动上门。她对张芹的母亲说：“只要张芹想读书，我就会和张芹在一起，永远不会不管她。”于是，领饭、打水、上课、回宿舍……孙园娜俨然成为张芹的义务护理员，两人的真诚行为在整个校园流传开来。
从八岁背着不能行走的伙伴上学，一直坚持了八年。孙园娜的真诚感动了周围所有的人，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行列。
我很快乐，因为有你
红高粱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一个简单的谎言，居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