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叮在饭碗上的苍蝇振翅朝风扇飞去。风在令人难受的嘎嘎声中将苍蝇吹向余宝逊。苍蝇落在他的脖子上，将短喙伸向一颗鲜红的痱子。在苍蝇眼里这都是成熟了的果实。这些苍蝇的果实使余宝逊刺痒难当，他提着笔甩着手臂，最后将笔扔掉用手指在皮肤上乱抓，弄出了一片喑哑的沙沙声。指甲缝里塞满了污垢和皮屑，抓挠出来的红痕重叠交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对你的自由的侵犯无处不在。他用指甲制造的疼痛代替了刺痒之后，又写道：夏天长在你身上的痱子就是一例，在你冥思苦想的时候，它产生的刺痒使你绝对不可能忘记它的存在，刺痒就是它的语言，它在说你那么自在？你怎么可以不理我呢？——这就是我们生存境况的缩影，别人不可以不理我们，我们也不可以不理别人，人们互相束约，自古如此，因此我们无法指望没有束约——我们的自由就这样被侵犯了……痱子消退下去以后，头发很长了，余宝逊只得去理发厅。理发回来他趴在桌上写道：当代男人一般都不蓄长发，你的头发太长就显得不合时宜，一个人必须服从（“服从”这个词面目可憎，它像主人踩着奴仆一样踩在自由之上）于他的时代，所以你别无择……
一个暴雨过后的上午，余宝逊走出房间，去了办公室。有一张包裹单躺在他的信袋子里。从校门口的邮电所里取出包裹后他感到很纳闷，他想不出来戚美珍为什么要寄一个包裹给他。拆开包裹之后他不禁哑然失笑，包裹里是他撒在家里的垃圾。
他把垃圾摊开放在桌上，点着一支烟，站在那里看着。这件事情现在看来真像是一场游戏。他不知道戚美珍用塑料袋然后又用牛皮纸包这些垃圾时是怎样诅咒他的。戚美珍流着泪说，余宝逊你怎么不死呀。余宝逊一边抽烟一边想，我要不要把这些东西给她寄回去？抽完了这支烟他想这样的游戏太无聊。他把垃圾扔掉，在第三章《规则与秩序》中写道：要对所有大人的游戏保持警惕，一旦介入其中，你会发现你进入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有形与无形的规则之网。你不能破坏规则，破坏了规则就破坏了游戏，你就成了众矢之的……
电扇的叶轮将空气越搅越热。身上的痱子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在痱子的生生死死之中，暑假结束了。
然而夏天并没有结束。夏天就是颤涌的焰气，嘶哑的蝉鸣和淌不完的汗水。立秋成了日历上一个名实不符的词组，传说中一十八只秋老虎一只比一只凶猛。城市如同一块滚烫的巨大麻石。一个上午，余宝逊的姐姐在这块麻石上奔走着，她从城西来到余宝逊家里，一边叫一边敲门，直到把手敲疼了才离开。她又来到了学院，先去了中文系办公室，然后走进这栋红砖旧楼，开始敲八平米小房间的门。这扇门已经很久没人敲过，余宝逊没想到打开门放进来的是母亲逝世的消息。
姐姐红着眼睛说，妈过了。
余宝逊觉得心里沉了一下，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特别的感觉。他的脚已经好了，在夏天和秋天，早年受伤的右脚不会酸疼，而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一般不会想到母亲。可是母亲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逝世了。
他问姐姐，什么时候？姐姐说大概是昨天，今天上午我和你姐夫去看她，她像睡着了一样躺在床上。姐姐泪流满面。我们对不起她老人家，她说，没一个人在她身边。余宝逊看着姐姐的眼泪，说，走吧。姐姐说带了钱吗？余宝逊说我没钱。姐姐上上下下地看了他一阵子，说，怎么可能呢？戚美珍呢？余宝逊想了想说，戚美珍出差去了，姐姐说那怎么办呢？姐姐说着又哭起来，边哭边说，妈呀，你老人家说说呀，这可怎么办哪？余宝逊叹了一口气，说，你先垫上行吗？以后我一定还你。
三天以后的晚上，余宝逊回到了小房间，既不开灯也不冲澡，满身汗水污垢地躺在床上，耳边萦绕着宽阔而恒久的嘁吟声。这是时间的声音，母亲在这声音里永远地沉寂了，如同一颗尘粒。从窗口洇进来一些晕晕乎乎的光亮。真静。他想。在整个丧葬过程中他没有流一滴泪，他蹲在殡仪馆门前的树荫下等母亲遗体火化的时候，眯着眼睛看着其他死者的亲属痛哭流泪，毫无滋味地抽着一支烟。在端着母亲的骨灰去坟场的路上，姐姐问他，你一点都不难受吗？他没有回答。现在他开始用这句话来问自己，然而他无法作出回答，除了一种无比清晰的空虚感之外，就是老想叹息。他弄不清叹息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难受吗？他不敢断定这一点。他在自己的不断追问下合上了眼睛，所有的问题越来越模糊，最后像烟雾一样弥漫了他。他睡得非常沉实，没有一个梦。无梦的夜晚对于他来说少而又少，早晨醒来之后他怔了许久，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虽然有过一个无梦的夜晚，但坐在桌前面对一沓稿纸时他却无法落下一个字。他意识到他的《规避与自由》恐怕完了，一种状态被打破了。一种状态如同一个鸡蛋，被打破了便补不回来。
像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居民一样，余宝逊的父母从前也来自乡村，他们在生活中还保留了许多乡村的古老做法和习俗。余宝逊的母亲就曾严格地按照家乡的祭奠仪式为丈夫超度亡灵，在他死后的第七天中午，带着余宝逊姐弟去为他烧化纸钱冥锭，从此每七天一次，直到七七四十九天。现在余宝逊的姐姐也承袭了这种做法，在母亲死后的第七天一早就来找余宝逊，要他跟她一齐去公墓区。余宝逊说不去不行吗？姐姐说这是头七啊。余宝逊只好跟她走了。在路上姐姐说单位效益不好，积攒了几年，本来想买个空调的，现在这么一来恐怕是买不成了。余宝逊掏出两百元钱给他，说刚发了工资，剩下的以后再慢慢还你吧。
第二次姐姐来找他的时候，他没让姐姐进门，他说你去吧，我不去了，我头疼。姐姐说今天是二七啊。余宝逊说管它几七，我都不去了，以后你别来找我，我头疼。姐姐说，你怎么会头疼呢？余宝逊说不知道。姐姐又说，你怎么能以后都不去呢？余宝逊呆呆地看着她，忽然哦了一声，说，我欠你的钱到年底一齐还给你行吗？
然而不用等到年底，在第七个七天也就是满七的时候，戚美珍把钱还给了姐姐。这件事情有些巧，但很自然，姐姐在头一天上午逛城南小市场的时候，很意外地看见了戚美珍。当时戚美珍卖掉了一条裤衩，正从人家手里接过钱，姐姐就用一种尖削的声音叫道，戚美珍。她说戚美珍你出差回来了吗？怎么在这里卖衣服呢？戚美珍说，什么？姐姐说，妈过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去了吗？戚美珍愣了许久，点点头说，是。姐姐说，刚回来吗？戚美珍说，是。姐姐用下巴点着她的摊子说，这是怎么回事？戚美珍虚伪地笑笑说，一个熟人的，给看一阵子。她们就站在那里谈了许多。市场上空的塑料棚顶把光线弄得绿莹莹的，她们站在那里谈话的样子虚幻而缥缈。第二天戚美珍没有出摊，带着女儿跟姐姐一道去了公墓区。她叫女儿给奶奶磕头，自己也跪下去磕头，磕了头她就呜呜地哭起来了。阳光已经不那么烤人了，还有一丝风在悠悠地游来游去。戚美珍的哭声越来越大。姐姐说，哭哭就算了。戚美珍摇着头，她什么都不说，只是哭，哭得声嘶力竭，浑身颤抖。姐姐拖着她的手离开墓区。姐姐说你哭得手都发凉了，不能再哭了。戚美珍仰着被泪水洗得苍白的脸，喘着气说，你让我哭吧，我早就想哭了，我不哭难受呀！
分手的时候，戚美珍递给姐姐一个鼓鼓的信封，说，这是我们欠你的钱。
在一个阴郁的黄叶飘零的日子里，戚美珍坐在那间八平米的小房间里对余宝逊说，你欠姐姐的钱我已经还了。余宝逊抽着烟扭脸看着窗外。一片黄叶像一个影子般掠了过去。戚美珍叹了一口气，说，算了，我们离婚吧。
余宝逊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他发现今天戚美珍脸上没有搽膏粉。他又点燃了一支烟，这支烟抽了一半的时候他说，你不是说气话吧？戚美珍戚然地笑道，我说什么气话？你也早就想这样，我呢，累了这么久，太累了，我守不住你。我知道我守不住你，离吧。余宝逊缓缓地抽着烟。又有一片黄叶飘过窗口。他点点头，说离吧。这件事情现在似乎如同一片落叶一样轻飘。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想弄清楚自己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他发现自己的心情是一团乱麻。戚美珍的目光很锐利地盯在他脸上，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她说，现在看来你好像不怎么高兴。他说，大约是这样。
手续是在当天办的。办完手续出来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戚美珍匆匆挤上一辆公共汽车。余宝逊站在那里看着公共汽车远去，然后抬头看了看天空。天空和城市一样灰蒙蒙的，如果不是一些高大的洋枫和明黄色的枫叶，他几乎不知身在何处。
余宝逊一直想回到失落的状态中去，他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笔下出现的文字总是显得干巴蹇涩，词不达意。他发现自己思绪散乱，倦意常常不期而至。米森对他说，你脸上又黄又瘦，要当心身体。这句话是米森作为临别赠言送给他的。米森也要走了。那时候他们两人都刚刚拿到副教授的资格证书，可是米森说不走不行，林瑜已经下了最后通牒，说如果老公总不在身边的话，她会找一个人代司其职。米森说，我不敢相信她是在开玩笑，据说那边这样的事情多得很。余宝逊问他，你去干什么呢？米森的胖眼睛里流露出万般无奈，说，大约是给一家什么合资企业编编内部小报的事情吧。米森走的时候似乎是在初冬或者秋末，天上下着小雨，余宝逊有一些伤感，他忽然对米森说，我们上次喝空的那个酒瓶呢？给我吧。话出口之后又觉得很没意思，便说，算了。
空气开始有一些凛冽，余宝逊却像在春天一样眉酥眼瞌恹恹欲睡。他知道这是因为夜晚的缘故，有一些夜晚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自我过滤。他终于明白了那只是徒劳。作为一个男人的欲望如同春天的韭菜，总是割了又长，而且长得鲜嫩茁壮。他在夜色中看着像韭菜一样的欲望，觉得非用刀子把它挖出来不可。一个刮着北风的上午，他来到一家医院，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医生说，我想做节育手术，要做得很彻底，像从前的太监一样。医生看了他很久，说，你等等。医生起身离去，过了一阵回来说，像这样的手术我们还没有先例，需要研究一下，过一些日子再回答你。过了一些日子他又去了，但是没有找到那位医生。再过一些日子之后，他终于找到了那位医生，他说你们研究过了吗？医生说研究什么？他对于医生的记性很不满意，说，你怎么忘了呢？我要做绝育手术呀。医生想了想抱歉地笑着说，对不起，我们认为把你阉割了很不人道，这样的手术我们不能做。余宝逊感到非常愤怒，但是无可奈何，他想把事情挽回来，用像给学生上课一样的口气对医生说，我们看问题不能太片面，就说从前的太监吧，强行把他们阉了固然不人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不是因此而获得了某种自由吗？医生等他说完了朝他挥挥手，说，请不要耽误我为别人看病。医生想想又说，我建议你去看一看心理医生，也许对你会有一些好处。余宝逊说了一句粗话——狗屁好处！
又下雪了。这个城市就是这样，夏天能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冬天能冷到人骨头缝里去。树上还有一些叶子没有落尽，小雪霰打在枯叶上发出一片清脆的声音。一辆公共汽车停在前面，余宝逊朝它跑过去，跑了两步他就停了下来，身子一歪坐在地上。脚又崴了一下。他抽着冷气朝另一个世界里的母亲咬了咬牙。
公共汽车开走了。他没有等下一辆，像一只兔子似的在人行道上跳着，跳累了就靠着一棵树或一堵墙歇一阵子。我就这么跳。他一边磨牙一边对自己说。他心里恨恨的。恨得齿根发痒，但没有对象。他靠在一棵树干的时候有一辆载客三轮车停在他面前，蹬车的男人充满希望地问他，坐车吗？他不耐烦地说，走你的吧！天色已经昏暗，他靠在另一棵树干上的时候，那辆三轮车又停在他面前，蹬车的男人说，你用一只脚多难跳呀，还是上车吧。他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个黑瘦的男人，说，如果我不上你的车你是不是要一直这么烦我？男人憨憨地笑着。他只好坐了上去。他想我不可以不理你。
蹬车的男人问道，去哪？
余宝逊说，随便。
蹬车的男人说，这叫我往哪里蹬呢？
余宝逊说，随便往哪里，我让你自由自在地蹬，懂吗？蹬吧。
蹬车的男人想了想，赔着笑脸说，你还是下去吧，我不敢载你了。
余宝逊啼笑皆非。
他又开始跳着。雨夹雪已经变成了鹅毛大雪，黄昏中的大街渐渐灰白，眼前一片迷蒙。他一边跳一边在心里说着粗话和脏话，后来就说出了声音。声音越说越大。他像捅了一个蜂窝。他看见自己的粗话和脏话像一只只褐色的黄蜂似的在如烟似雾的大雪中疯狂飞舞。所有的黄蜂都飞出去了。大街上塞满了他的黄蜂。
（原载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