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蹲下身子，解开不离身的马桶包，这式样那时已经不再时髦了。我们瞪大眼睛望着，心想那包里会不会又有一只活鸡，可他拿出的是一副拳击手套。那手套好大，前端塞满了棕丝和棉花，打在身上不怎么痛。我们每人都戴上比试了几下，但没一个能在一秒钟内打出四拳。蟹兄用力过猛，险些跌进身旁的喷水池中去。我们是在襄阳公园里，那水池的喷水龙头早坏了，只留下一池臭水，水面上漂着几张花花绿绿的糖纸和枯焦的树叶，在糖纸和枯叶后面，是一个暗蓝色的东正教堂圆顶的倒影。
那几天，大概是阿宝最后的好日子，回到乡下他就开始倒运了。说起来四眼对阿宝和焦家的关系早已摇过头，“君子之交淡如水，过于亲近，则容易反目成仇。”四眼的话不幸而言中。不过那件事可怪不了焦家，完完全全都是阿宝一个人的错。
秋后有一天，公社杨秘书突然把队长和我们叫了去。“是这样，”他说，“外公社调来一个上海知青，犯了严重的生活错误。公社决定放在你们集体户里，你们四个和队长要好好管着他。
杨秘书出去带人，把我们撂在办公室。队长愁眉苦脸啃着烟杆，林肯往地上吐了口口水，“呸，什么样的垃圾都往我们户里塞。”蟹兄想了想说：“等会儿他来的时候，大家都神气足点，给那小子一个下马威。”我们肯定没能给任何人一个下马威，杨秘书把人带进屋时，我们全傻了，连半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走得很快，要赶在日落前回家。路边的稻子已经收光了，田里只剩下些焦干的粳，乱草似的，显得无限荒凉。阿宝穿着海魂衫走在最后，手提一个旅行袋，背着他那马桶包。别的东西，他都留在焦家了，他自觉对不起那家人，又来了老一套，打一拳再赔礼。姓焦的念着往日的情分，也念着是家丑，不想往外声张。县里呢，因为一头是上海知青，一头是军属，也打算大事化小，所以只棒打鸳鸯，把阿宝调离本公社算了。
夜里，等闩上屋门，我们逼着阿宝交代了他的艳史。那女的是焦家的姑娘，也就是刘大爷那闺女以前的小姑子，已经出嫁了，丈夫是军人，在部队上服役，多半日子她都住在娘家。焦家一向把阿宝当做自己人，她自然也不例外，日子长了，就出了那种不清不楚的事。“你们别这么盯着阿宝，”他红着脸，结结巴巴，“不怪阿宝，全是她主动的。可她对阿宝实在好，每天晚上把洗脚水端来，阿宝洗过了，她再端出去倒。有一天阿宝生病，她炖了鸡蛋送到床头，一调羹一调羹喂阿宝，喂完又给阿宝洗脸擦身。可后来，她，她掀开被子，就睡到阿宝床上来了……”
油灯亮着昏暗的光，照着阿宝垂在膝盖间的脑袋，照着我们四双冒出绿火的眼。蟹兄说：“阿宝啊阿宝，你可真有花头。”
“阿宝没花头，阿宝要有花头也不会被人赶出下焦庄了，”他叹了一口气，惶恐地说，“这件事阿宝还不敢告诉爸爸，他要知道了，肯定会把阿宝打死。”
阿宝在我们队里只待了两个来月。他人变多了，整天恍恍惚惚，低头跟我们下地干活，低头跟我们收工回家，但很少跟我们说话。村外山坡上有块大青石，在那儿能望见南通北达的路，望见沿山一溜所有的村子。没事的时候，阿宝常常一个人坐在大青石上发呆。我们知道他心里不好受，也不去打扰他。
他在脖子上套了根红绒，平时总用手捂着心口，有一天我们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
他俯在脸盆上冲头，不留神把衣领敞开了，红绒拴着的东西露了出来。这是个夹照片的硬纸鸡心，在镇上小摊里卖一毛钱一个的那种，鸡心里夹着的就是那端洗脚水女人的小照。
“阿宝，你还丢不开她哪？”博士吃惊地说。
“阿宝丢不掉。”他两眼痴痴地看着照片，“她在阿宝心里边，阿宝天天梦见她。她说过，就是坐牢，她也和阿宝一块儿去。”
四眼沉下脸喝道：“听着，浑小子。在上海有你爸爸管教你，到这儿我就是你爸爸。焦家已经放了你一马，你还不知好歹啊！要是再出点什么事，你这辈子就完蛋了。懂吗！绝对绝对不许和她见面！”
四眼说得够不客气的，摆在从前，没准阿宝能和我们拼命。可那会儿他只是干眨眨眼，茫然地望着我们，好像灵魂不在身上。唉，要是那一天，我们四个把他狠狠地揍上一顿就好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仿佛到今天还在眼前。有时我们会不由自主把它和另一件事搞混，因为那两晚的情景是那么相似。月也是那么黑，风也是那么高，蟹兄靠在门板上，不成调地吹着口琴，队长家的小栓柱歪着头听。突然，栓柱子说：“瞧，有人进村了。”
村口有十来点手电光在晃动，远看就像是烟锅的火。
我们站在门口，面面相觑。手电一闪一闪走过刘大爷家，又过了会计家，直向我们这边奔来。他们走得很快，但脚步声却很低。蟹兄说：“可别又是下焦庄那伙人来找老婆吧。”
“那他们的探子就瞎了眼，”博士说，“他们该往寿县去才对。”
我们哈哈大笑。拿手电的人走过我们门口，听见笑声，向我们望望，可没停下脚步。林肯像被什么鲠了，忽然笑不出声来，“见鬼，不是下焦庄的是谁呀！走在头里的那个，不就是阿宝的房东吗！”
“坏事了。”四眼的脸一下发了白。
“阿宝呢？阿宝在哪儿？”
阿宝不在屋里，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快，快把他找回来！”四眼说。
“可上哪里找呀？”博士问。
“笨蛋。还有哪里，村外大青石边。”
我们连滚带爬往山边跑，路真黑，不知跌了多少跟斗，可还是太晚了。
大青石那里已经被人团团围住。手电光四下乱闪。我们往上去，有两条大汉架着一个女人下来，擦我们身边过。那女人声嘶力竭，“不怨他，怨不到他呀，是我跑这儿来见他的。”她的声音不像哭，不像喊，像是一只丢了崽子的母狼在嗥。
我们挤进下焦人中间，但那会儿已经没我们说话的余地了。阿宝站在大青石上，几支手电照亮他的脸，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那女人被拖走的方向，他眼神里没有惊恐，没有悔恨，仿佛他已经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他的房东站在他对面，直直地盯着他，半晌，从牙缝里丢出句话：“好，好，小狗日的，这可是你自找，就别怪咱们焦家的人无情无义了。”
下焦人走了，阿宝还钉在那青石上。我们半拉半扛把他弄回家，整晚上他再没吱过一声。我们知道这事收不了场，当夜，便由博士执笔给他爸爸写了封信，把前因后果详细讲了一遍，请他立即到乡下来。拳击家没来，来了封回信，信极简单，连名都不具，只写了一行字：“我没有这个儿子。”
阿宝是五花大绑着离开咱们村的。
一天出上午工前，有辆吉普车开到村东路口。小娃娃们高兴死了，围在车旁，这个敲敲窗玻璃，那个用小铲子扎轮胎。县公安局来的人让队长召集社员到我们屋前开会，会上宣布阿宝破坏军婚，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当场便把他捆上，连马桶包一块塞进吉普车里。车开动时，阿宝拼命挣扎着向车窗外望，像是在找什么人。我们吃不准他到底想见谁，是那女人还是他爸爸。他知道我们给拳击家去了信，可回信的事我们却不曾告诉他。
拳击家还是认了这个儿子，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四眼考进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在上海燕云楼聚餐，吃喝间又回忆起下焦庄人头次进村的情景。那天晚上，刘大爷的闺女就躲在四眼床上，阿宝和蟹兄动上拳头时，她紧紧搂住四眼脖子，浑身直打哆嗦，差点没把我们四眼掐死。四眼说：“千错万错，阿宝不该瞒我们，要是他在我们屋里跟那情人幽会，说不定我还能帮他闯过那个关。”“算了吧，”蟹兄撇了撇嘴，“要再来那一手，破坏军婚的可就是你啰。”
吃过饭，我们登上十八路电车。我们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谁瞥我们，我们就回以白眼。突然，林肯指着前面说：“你们看呀，那是谁？”
那是阿宝。他衣冠齐整，手拉吊栏，规规矩矩站在前门处，他大概早就看到我们了。他对我们这边微带难堪地笑了一下，把闲着的手抬到腰间，悄悄指指身后。于是我们没敢跑到他那边去，我们看到了一条比博士大腿还粗的臂膀。拳击家可没发现我们，他的脸直冲窗外。阿宝向我们招了招手，动作幅度很小，除了我们，谁都不会明白其中的意思。随后他回过头去，也望着他爸爸脸冲的方向，在那一瞬间，他的表情变得无限安宁。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阿宝。在这之前五年，阿宝服满了他的刑期，被释放出狱。他瘦了些，脸白了些，此外没什么大的变化。他迈出县监狱的大门，抬起头，眯起眼睛，望着天空。他望了好久好久，又回头看看身后的铁门，才抬腿向前走。这时，他看见了在街对面等着他的那个人。
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似乎两年的牢房生活都比不了这一刻。迟疑了足有两分钟，他咬紧牙，一步一步走过街，走到了那人面前，扑通一声，双膝点地跪倒。黄土从他膝下腾起，扑了他满头满脸。
他们俩就那样对峙着，有一会儿谁都不说话。街上无数行人走过，但在他们跟里，仿佛只是黄土。突然，阿宝号啕大哭起来，眼泪流得哗哗，把脸上的土冲出一道道沟痕。他大声喊着：“还等什么，你跑了几百里地赶到这儿来，不就是想把阿宝往死里打吗？那你干吗还不动手？他妈的，阿宝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两年了。”
拳击家慢慢抬起臂膀，但他没有揍下去，只是在眼前捂了一下，仿佛黄土也扑上了他的脸。接着，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朝车站走去。阿宝赶紧爬起来，也不擦净那张花脸，一步不落跟在他爸爸身后，那模样就像是一条温驯的狗。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迎着他们面照来，在满是黄土的街上拖了两道长长的影子。
那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到上海，只有博士目睹了这一幕。
（原载１９８８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