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总说的三则：C可疑，不去论它；A是记孔丘用国语（“雅言”姑从刘台拱说）读文艺，读历史，赞礼；B是论教材的先后次第，与后世所谓“删《诗》、《书》，定礼乐”的话全不相干。
“六经”和孔丘无涉，略如上文所云。那么，“六经”究竟是些什么性质的书呢？我以为——
《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其中小部分是西周的诗，大部分是东周（孔丘以前）的诗。什么人辑集的，当然无可考证了。至于辑集的时代，我却以为在孔丘以前。孔丘说，“《诗》三百”，“诵《诗》三百”，则他所见的已是编成的本子了。先生说，“《诗经》的辑集必在孔子以后，孟子以前”，引今本无“素以为绚兮”一句，又无《唐棣之华》全首，为辑集于《论语》之后之证（《小说月报》十四卷一号）。我看似未必然。子夏所问并非《硕人》之诗。《硕人》第二章句句都是描写庄姜的身体之美，未了决不能有“素以为绚兮”一句。这一定是别一首诗，但“巧笑”二句与《硕人》偶同罢了。此诗后来全首亡逸。《唐棣》一诗也是全首亡逸。“素绚”为孔丘所称道，固不应删去；即《唐棣》虽为孔丘所不取，然今本无有，亦非有意删去，乃是偶然亡逸的。有亡逸也许还有增窜。例如《都人士》的首章，惟《毛诗》有之，《三家》均无（见《礼记缁衣释文》），不知是本有而《三家》亡逸呢，还是本无而《毛诗》据《左传》（襄十四）、《礼记》
（《缁衣》）、《贾谊新书》（《等齐篇》）增窜呢。无论真相如何，总可以作《诗经》传写必有亡逸或增窜之证。但虽有亡佚或增窜，总是原始本的变相，不能说它们是两个本子。
《书》似乎是“三代”时候的“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但我颇疑心它并没有成书，凡春秋或战国时人所引《夏志》、《周书》等等，和现在所谓《逸周书》者，都是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无论今文家说是廿八篇，古文家说是一百篇，都不足信；既无成书，便无所谓完全或残缺。因为它常常被人称引，于是“托古”的人们不免要来伪造了。现在的二十八篇中，有历史的价值的恐怕没有几篇。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篇，一定是晚周人伪造的。《逸周书》中，伪篇一定也占了大部分。还有一层，《尚书》即无伪篇，也只是粉饰作伪的官样文章，采作史料必须慎之又慎。前代学者不信任它的，只有一个刘知几。以崔述的勇于疑古，而对于它则深信不疑，这是他被“王道”、“圣治”的观念所蒙了。
《礼》《仪礼》是战国时代胡乱抄成的伪书，这是毛奇龄、顾栋高、袁枚、崔述诸人已经证明的了。《周礼》是刘歆伪造的。《两戴记》中，十分之九都是汉儒所作的。
《乐》乐本无经，而古文家造出“魏文侯的乐人窦公献书于汉文帝，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之说（见《汉书·艺文志》），其意殆欲以此冒充“乐经”。但这故事造得太不像了，因为照他所说，窦公献书时已有二百五六十岁光景！（康有为说）
《易》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的生殖器的记号。初演为八，再演为六十四，大家拿它来做卜筮之用；于是有人做上许多《卦辞》、《爻辞》，这正和现在的“签诗”一般：“无咎”、“悔亡”，和“上上”、“中平”、“下下”一般。这些“签诗”大概不止一种（但《连山》、《归藏》之说则决不可信），所以《左传》所载与今《易经》颇多不同。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这也是“托古”），有做《彖传》的，有做《象传》的，有做《系辞传》的，有做《文言传》的，汉朝又有焦赣、京房一流人做的《说卦传》，不知什么浅人做的《序卦传》，不知哪位学究做的《杂卦传》，配成了所谓“十翼”。
《春秋》王安石（有人说不是他）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账簿”，都是极确当的批语。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是“天子之事”。一变而为《公羊传》，再变而为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三变而为何休之《公羊解诂》，于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愈加愈多了。但公羊氏（？）与董仲舒所说的《春秋》之义，虽非原始的《春秋》所有，却是有条理，有系统，自成一派学说；后来忽然跑出一个文理不通的谷梁氏（？）来学舌，说了许多幼稚可笑的话，那便真不足道了。至于《左传》，本是战国时代一个文学家编的一部“国别史”，即是《国语》，其书与《春秋》绝无关系；到了刘歆，将它改编，加上什么“五十凡”这类鬼话，算做《春秋》的传，而将用不着的部分仍留作《国语》（康有为说）。这部书的信实的价值，和《三国演义》差不多；但汉以前最有价值的历史总不能不推它了。
这是我现在对于所谓“六经”是什么性质的书的意见。
从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但《春秋》因为经孟轲的特别表彰，所以二千年中，除了刘知几以外，没有人敢对它怀疑的。孟轲是第一个讲“道统”的人，他的全书的末章，由尧、舜、汤、文王、孔子，叙到他的时候，明明有“独力肩道统”的意思。他全书中讲到《春秋》，共有三处（没有仔细查，不知有无遗漏）：
A.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B.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
C.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尽心》下）
B的话实在不通，《诗》和《春秋》的系统关系，无论如何说法，总是支离牵强的。我以为这三则都是孟轲要将自己的学说依托孔丘，正与朱熹自己的“格物穷理说”和王守仁自己的“致良知说”要依托《大学》同样地心理。他要辟杨墨，为了他们是“无君无父”的学说，所以有A说；他是贵王贱霸的，所以有B说；他是说“善战者服上刑”的，所以有C说。A的后面，有“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和“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等语，则依托孔丘以肩道统之意昭然若揭了。前人讲《春秋》，很相信孟轲的话，很不相信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的话。其实照孟轲的意思，必须像孙复那样讲法才能圆满
的。
我上面那种翻案的议论，只是要研究所谓“六经”的那几部书的原始面目，只是要研究它们与孔丘有无关系而已。若讲伪书的价值，正未可一概而论。乱抄乱说的固然不少，至如《易》之《彖》、《象》、《系辞传》，如《小戴礼记》中之《礼运》、《中庸》、《大学》诸篇，如《春秋》之《公羊传》与《繁露》，如《周礼》，这都是极有价值的“托古”著作。但不能因其有价值便说是姬旦、孔丘所作，也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说是无价值。我很佩服姚际恒、崔述、康有为那样“疑古”的求真态度，很不佩服他们那样一味痛骂伪书的卫道态度。
二千年中的学者对于“六经”的研究，以汉儒为最糟。他们不但没有把真伪辨别清楚，他们自己还要作伪。他们不但没有把文句解释明白，他们自己的文理大都是不通的。无论今文家、古文家，都是“一丘之貉”。什么禘袷、明堂、封建、井田、宫室、祭器等等人各一说，而且一个人还要自相矛盾，这可见他们全是望文生训，闭眼胡说。清儒以为汉儒去先秦未远，其说必有所受，于是专心来给他们考证疏解，想出种种方法来替他们圆谎，其实是上了他们的当了！毛亨（？）的文理最不通，郑玄的学问最芜杂，他俩注《诗经》，闹的笑话真是不少。郑玄以后直到贾公彦、孔颖达诸人，不过将废话越说越多罢了。中唐以后，曙光渐见，如李翱、韩愈之于《论语》，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刘知几之于《尚书》、《春秋》，都能不为旧说所蒙，开宋明以来疑经的先路。宋儒所言经义，大都是将他们自己的学说套在古经的身上，无论好坏，总之十有七八非古经所本有。但如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诸人的辨伪，成绩却是很大。他们还有一种好处，是求文理通顺；不但朱熹注《四书》很讲究文理，就是被大家目为“陋儒”的蔡沈和陈澔，他们注解《尚书》和《礼记》也比“伪孔安国”和郑玄要通得多。从清初到现代，既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章太炎师诸人讲通文义，又有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康有为诸人的推翻伪经，这几部古书（“六经”）的真相渐渐地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了。但以前的学者无论如何大胆疑古，总不免被成见所囿。先生说，“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真是一针见血之论。姚、康诸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总要留下一团最厚最黑的云雾，不肯使青天全见的。我们现在应该更进一步，将这团最厚最黑的云雾尽力拨除。
中国的伪书真多，现代人的著作之中还有伪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中有钱玄同的文章！（《中国文字略说》）所以我们要看中国书，无论是否研究国学，是否研究国史，这辨伪的工夫是决不能省的。“六经”在古书中不过九牛之一毛，但它作怪了二千多年，受害的人真是不少了；它作怪时用的许多法宝之中，“伪书”和“伪解”就是很重要的两件，我们不可不使劲来推翻它。
“辨《说文》的文字”，现在还不能就做，因为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浅。我现在只能将疑《说文》的理由简单奉告：
许慎是表彰“壁中古文经”的文字的。“壁经”之出于刘歆“向壁（即孔壁）虚造”，经康有为和崔觯甫师的证明，我认为毫无疑义了。壁经既伪，则其文字亦伪。许慎所记篆文，所释形体，大都与甲文金文不合，而《说文》中所谓“古文”，尤与甲文金文不合。依我的研究，甲文最古，金文次之，石鼓文及大篆又次之（石鼓文为秦文，从马叔平说；大篆为秦文，从王静安说），秦之金石刻及小篆又次之。《说文》所列小篆，已多汉人传讹之体；近见龚橙《理董许书》稿本，他说《说文》中的小篆还不如汉隶的较为近古，极为有见。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所谓“奇字”，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故与甲文金文的形体相去最远。因为小篆是传误的，“古文”是伪造的，所以说是“伪古字”、“伪古义”，如“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射，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之类。“伪古说”，如“楚庄王曰，止戈为武”，“孔子曰，一贯三为王”之类。至于“伪古礼”和“伪古制”，这是从伪经上来的，若将伪经推翻，则《说文》中这两部分便不攻而自倒了。
要说的话还没有完，今天暂止于此，请先生教正。
先生关于《吕刑》与《尧典》方面的新发明，便希示我。
玄同。一九二三，五，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