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歌甲集〉序》一九二六年初刊于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歌甲集》
《吴歌甲集》序
颉刚先生！我对您不起：我给《吴歌甲集》做序，关于它本身的价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于文学完全是个门外汉，决不配来对它瞎三话四（ㄏㄝㄚㄏㄙㄝㄛㄙ）。所以现在只好用“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办法来写这篇序。
前几天，承您把平伯先生的序寄给我读，我很高兴，我对于国语文学跟方言文学这个问题，本来要想胡说几句，现在读了平伯先生的序，更引动了我的兴趣，就来胡说一下吧。
平伯先生的意见，大体我都同意的，他说“真的文学应当采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方言文学应当努力提倡它”，“尽量采用方言入文”，这些话，我不仅是完全同意，我平日也就是这样主张的。
可是我就是平伯先生说的有“国语热”的一个人，我因为有“国语热”，所以连带着有“国语文学热”。我对于文学虽然完全是个门外汉，可是我极相信文学作品对于语言文章有莫大的功用，它是语言文章的血液。语言文章缺少了它，便成了枯槁无味的语言文章：低能儿的语言，“今天天气——哈哈哈！”的语言，“老虎”（The Tiger）派的不通的文章，市侩们编的国语教科书的文章。这种非文学的语言文章，便好像是一个“鲜鲜活死人”（ㄙㄧㄝㄙㄧㄝㄨㄜㄏㄙㄧㄏㄧㄣ）。
这样，我是提倡国语文学的人了，似乎跟平伯先生要努力提倡方言文学“有点背道而驰的样子”了。其实不然。平伯先生提倡方言文学，我完全同意；但他认为提倡方言文学跟提倡国语文学有点背道而驰，这话我却不同意。
讲到这里，非得先把“什么是国语？”这个问题来讨论一下不可。
什么是国语？已经有答案交出来的约有两派：
一派是所谓教育家也者。他们最爱咬文嚼字，他们最爱凿四方眼儿。他们开口便要分别怎样是文，怎样是语；什么是官话，什么是方言；哪个字是文体绝对不用的，哪个字是语体绝对不用的；国语文法应该怎样规定，国语词类应该怎样限制；文雅了又不好，俚俗了又不好（如只许用“的”，用了“之”就说太文了；只许用“头”，用了“脑袋”又说太俗了）；欧化了又要反对，民众化了又要反对……。他们对于“什么是国语？”这个问题并没有具体的说明，不过照上文所述说的看来，也略可推见一斑了。
一派是国语文学的主张者。这派可以拿适之先生来做代表，他的说明也最简单明瞭。他说：
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也有一个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就是从东三省到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在这七八百年中已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已成了通俗文学——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的利器。他的势力，借着小说和戏曲的力量，加上官场和商人的需要，早已侵入那些在国语区域以外的许多地方了。现在把这种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的普通话认为国语，推行出去，使他成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使他成为全国报纸杂志的文字，使他成为现代和将来的文学用语：——这是建立国语的唯一方法。（《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文存》，卷1，页327。）
前一派人的见解煞是可笑。我不懂得他们何以要干这种违反自然、缚手缚脚的玩意儿。照他们的话去说国语，写国语，真是汪容甫所谓“笑齿啼颜，尽成罪状；跬步才蹈，荆棘已生”了。这哪里是解放文体！简直是受罪！何苦来！
适之先生的见解，比前派要高明过万倍。他因为普通话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所以主张认它为国语，把它推行出去，这确是很有道理的见解。但是我们要知道，以普通话为国语的主干，则可；国语而限于普通话，则不可。还有，“普通话”一词的界说，是很模糊很含混的，所以我们使用“普通话”，只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倘使竟来凿四方眼儿，分别孰为普通，孰不普通，则尤其大大不可，——要是这样，便上了前一派人的当了。
普通话就是官话。官话本出于元朝的北京话，它凭藉着文学跟政治的势力，渐渐推行到各地去，行到哪儿，便把那边的方言添加些进去，它原来的面目也免不了改变了些。添加复添加，改变复改变，结果便成了所谓官话。这种添加跟改变，自然都是应环境之需要而做成的，那么，可以说官话是比较各种方言都要来得适用些。所以适之先生主张认普通话为国语，从这一点上说，我是相对的赞同的。
可是，官话有一种很大的毛病。它虽是把元朝的北京话添加跟改变而成的，但这种添加跟改变的分子并不很多。实际乃是甲乙丙丁……各地方的人见面谈话，因为语言不通，只好互相用较通行的北京话作为彼此的通用语。但是，彼此说的北京话——除北京人——都是不纯粹的，都是杂有他自己的方言的，而且有些人杂的方言还是很多的。你杂你的方言，我杂我的方言，他杂他的方言，大家讲起话来还是不能完全相通，而且就是北京话也不是大家都能完全了解的，这便怎么办呢？于是想出两个办法来了。一是把那些辨别得很微细的词儿混淆起来，用意思相近而涵义较广泛的——其实就是较不真切的——来代替：例如把北京的“咱们”（“你们”在内）跟“我们”（“你们”除外）一律称为“我们”，“别”跟“不要”一律称为“不要”；把苏州的“ㄍ’ㄨㄝ”跟“ㄉㄛㄏ”一律改用“丢”，“ㄍㄝㄉㄚㄏ”（近称）、“ㄍㄜㄏㄉㄚㄏ”（中称）、“ㄍㄨㄝㄉㄚㄏ”（远称）三种分别并作“这里”、“那里”两种。（真正民众的语言，因为它跟实际生活最为切近，所以涵义非常真切，辨别务极微细，这是方言唯一的优点，非文言跟官话所及的。普通应酬文字，只要随便对付过去，固无需乎此；若文学作品，当然应有精密细致的描写，那就非仰仗真正民众的语言不可。）一是把嘴里的活语牺牲了，改用书上的死语（意义也很容易不真切）：例如北京人不说“耗子”，苏州人不说“老虫”，彼此都说“鼠”；北京人不说“ㄍㄨㄟㄌㄧㄅㄠㄗㄨㄟ”，苏州人不说“一塔刮子”，彼此都说“总而言之”。这本来都是临时不得已的办法，可是久而久之，变为习惯，大家习非成是，以这样的说法为正当，倒反觉得辨别微细是无谓的，使用活语是鄙俚的了。其实，官话因为用了这两个办法，在用词跟造句上便发生了贫乏、浮泛、生硬种种毛病。
所以，官话因为有“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这个资格而被认为国语，固然是可以的；可是，它有这样的大毛病，却也不可不知道。
我对于“什么是国语？”的答案是这样：
国语应该用一种语言做主干。这种语言，若用官话，固然也好。不过我的意见，最好还是采用一种活语言，就是北京话。上文说过，我极相信文学是语言文章的血液。适之先生说：“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浯。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卷1，页74。）这话说得真不错。讲到文学，我又完全同意于平伯先生说的“真的文学应当采用真的活人的话语”。用北京话，不但是活的，而且标准易得，师资易求。官话虽然号称普通话，通行的区域很广，然而夷考其实，是全无标准的。我们简直可以说，凡官话都是“蓝青官话”。惟其如此，所以在实际上，说到官话，大家都隐隐以北京话作为标准，某人能说得一口好北京话，大家便赞他官话说得好。实际上既然如此，则我说以北京话为国语的主干，即无异于说以官话（或普通话）为国浯的主干。用了北京话做主干，再把古语、方言、外国语等等自由加入。凡意义上有许多微细的辨别的，往往甲混乙析，或丙备丁缺。国语对于这些地方，应该冶古今中外于一炉，择善而从，例如甲混乙析则从乙，丙备丁缺则从丙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