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打游击”这五个字，概括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特点，这五个字不是毛泽东凭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从外国兵书中抄来的，而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正是蒋介石把毛泽东“逼上梁山”，开始了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八七会议之后，34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受命于危难之际，到湖南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这是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工农武装暴动。这次起义，是在党中央看重湖南的战略地位，不切实际地要求湖南大干，并且单独干，直至成立政府这样的背景下发动的。当时党中央鉴于湖南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农会会员多、群众基础好，期望在湖南发动全省暴动，夺取长沙及湖南全省，进而支援其他各省。
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成功可能的暴动计划，然而以中央特派员身份组织领导这次起义的毛泽东，却在实施这一不可能成功的计划的过程中，找到一条通往成功的新路。
湘中8月的骄阳似火，刚刚参加完八七会议的毛泽东的心情，比红火的骄阳还炽热。因为他就要担负起领导受苦受难的工农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血腥屠杀的重任。
“省委决定要我去湘赣边界领导武装起义。”毛泽东回到长沙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对爱妻杨开慧说。
杨开慧没有思想准备，她不无担忧地说：“你不能干点别的工作，非玩枪杆子不行？再说你是个教书先生，耍笔杆子可以，搞枪杆子也不在行。”
“行家我不敢说，但也并非一点不懂。我毕竟当过半年兵，缴过军阀败兵的枪，动枪动刀多少懂一点。”毛泽东一板一眼地说。
杨开慧还是不放心，希望毛泽东向组织要求再研究一下他的工作。
毛泽东一把拉过杨开慧的手疼爱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可组织上已作出决定，我们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呀！”
开慧知道丈夫讲的在理，就不好再说什么。
毛泽东乘势又说：“我们夫妻为革命，同舟共济整整7年，你给了我很大帮助，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现在革命需要我到前线去，家里的事就全靠你了。你要照顾好母亲，看管好几个伢子。当然，在老家农村也可以参加一些革命活动……”
杨开慧素来深明大义，经过毛泽东一番说理，便鼓励毛泽东说：“你放心上前线扛枪打敌人，我在老家秘密搞农运，不必为我和孩子们担心……”
这夜他们俩仿佛说了一辈子要说的话。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提着行李，送杨开慧离开省城长沙回老家板仓。毛泽东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开慧消失在远方的人群中。谁知，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送走了杨开慧，毛泽东全身心投入起义的各项准备之中。
自1927年8月18日起，毛泽东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会上，他对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第二，暴动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也好，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毛泽东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保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的决定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既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并且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
8月19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给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
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这个总方针，还有许许多多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后，在8月22日召开常委会研究。在讨论中，有的人指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和中央不同，说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23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并且提出“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如果就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这是不对的”；还主张在土地问题上“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这些批评和指责，显然是脱离实际情况的。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然后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1936年对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
8月28日，毛泽东离开长沙，赶到株洲。他在株洲听取了株洲镇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并指示他们在起义发起后，要即刻发动镇内工人和四郊农民，夺取团防局的枪支，炸毁易家湾桥，制止敌人从长沙出来增援，以确保安源和醴陵的暴动。
随后，毛泽东抵达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部分起义地区的负责人潘心源、蔡以忱、宁迪卿、王兴亚、杨俊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具体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军事部署，确定将集结在修水、铜鼓、安源的军事力量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三个团：第一团以在修水待命的武昌警卫团、平江农民自卫军为骨干，吸收崇阳、通城的一部分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以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和被共产党部分掌握的矿警队为骨干，吸收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以在铜鼓整休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为主，再调武昌警卫团一部到铜鼓组成，3个团共5000余人。
毛泽东任工农革命军党代表兼前敌委员会书记。年仅22岁的卢德铭被指派为起义军总指挥，具体负责指挥起义部队的军事行动。
卢德铭祖籍四川。受进步思潮影响，19岁那年，他便立志报考黄埔军校，被孙中山看中，介绍到黄埔二期学习。在校期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分在素有“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任职。北伐开始后，他率队一路攻关夺隘，屡建战功，遂调任武昌警卫团团长，是一位骁勇多谋的战将。在毛泽东富有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中，他成了毛泽东最初的战友。
起义预定分三路分别占领醴陵、平江、浏阳，对长沙取包围态势，并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占长沙。会上，王兴亚还向毛泽东建议，如果起义失败，可投奔到井冈山，他在那里有袁文才、王佐两个“老庚”，分别掌管着两支地方武装，必要时是可以利用的力量。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在衡山县就曾听一位妇女会干部向他介绍过井冈山的情况，使他了解了那里地处偏僻，山高林密，且有数支打着“劫富济贫”旗号的“山大王”。往日获得的信息和王兴亚的建议，对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引兵井冈山的决策，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安源会议是毛泽东主持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军事斗争的起点。在此之前，毛泽东有过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却没有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虽然他在过去一些会议上强调过党必须注重军事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但毕竟没有直接组织过武装力量，没有独当一面地部署过作战行动。这次安源会议，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台组织军事斗争。
不过，这次会议并非毛泽东踏上戎马生涯的起点。早在1911年10月，毛泽东作为湖南新军中的一名士兵，就步入过军旅生活。当时，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湖南成为全国率先响应的省份。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正在长沙学堂读书的毛泽东欣悦之情不能自已，他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这时，一支学生军已在长沙组织起来。毛泽东觉得这支学生军成分太复杂，难有所为，于是决定参加正规军，为推翻反动的清王朝效力。10月下旬，他毅然离开学堂门，参加了湖南新军。毛泽东最初想到武昌去参加革命军，他从同学那里筹划了一些钱，并自备了雨鞋，但因交通缘故，没有成行，后改入新军。
毛泽东人新军后，在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普通列兵。毛泽东开始并不习惯沉默而呆板的军队生活，他平时喜欢说说笑笑，但操课时间从不马虎，每个动作都做得非常认真。正副目（正、副班长）看他身材魁梧，单个动作也比较标准，经常要他做示范，或要他带几个列兵“开小灶”。在士兵中，他还是一个受人喜爱的小秀才，经常帮助文化低的士兵写家信，讲解报纸上的新闻。在这里他不但将学到的文化知识派上了用场，而且更多的是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后来在提到这段经历时他说：“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枪，什么立正、稍息、枪法还相当可以。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
这次军旅生活虽然仅半年时间，但作为辛亥革命中新军里的一个“兵”，毛泽东从此踏上了戎马倥偬的生涯。
安源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即动手给湖南省委写信，对省委在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及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起义的决定表示原则同意，但认为16日的长沙起义应作两手准备。理由是，虽然唐生智部有一大半在湖北、安徽一带与蒋介石军队对峙，湘东敌军确实比较空虚，因而起义军有可能夺取长沙城；但长沙毕竟是敌人的统治中心，如果没有充分的军事力量配合、支持，城市暴动是难以取胜的。有鉴于此，长沙城内的暴动必须与前方的起义部队配合，待起义军逼进长沙时方能实行。
处理完安源的事务，毛泽东和潘心源一同化装前往江西铜鼓，不料，在浏阳东乡张家坊被反动团防军捕获。
那时，国民党的恐怖达到极点，许多共产党员及嫌疑分子被枪杀。团防军打算把毛泽东一行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当时，毛泽东身上有几十块银元，想“贿赂”押送他的人释放他们。部分团丁同意释放，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毛泽东决定逃走。在押解的路上，毛泽东机智地佯装脚疼，落在后面。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银元，往地上一撒，团丁们忙去抢钱，毛泽东、潘心源乘机分两路逃走。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团丁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直到夜幕降临，毛泽东才碰上一位农民。从谈话中得知他是农协会员，毛泽东请他帮助买了双草鞋和一点食物，并请他带路到江西地界，于9月10日到达铜鼓。
而在此前一天的9月9日，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大旗，首先在修水举起。这是一面嵌着金黄色的五角星和金色镰刀、斧头的军旗，白色函管上印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这面旗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参谋长何长工和副官杨立三亲手设计的。工农革命军分三路分别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的词句：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并不统一，进攻目标却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计划根本就难以实现。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11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军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14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在12日和16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因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几乎全部溃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调查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来临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毛泽东看到这种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19日，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第一、三团、安源工人爆破队和第二团的几十个人在文家市会师。
当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召开重要会议，对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进行了认真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必须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在农村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引起了会上的激烈争论。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极力反对，他们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认为中央的决定不可更改。余洒度还认为，金坪一战失利，关键在于邱国轩临阵叛变，否则，实现中央的计划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