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使草原民粹主义信心大增的事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苏库哈娜谷。对于激进主义者和新政治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尼克松司法部在哈里斯堡七君子案中的作为显得了无新意。从哈莱姆4到胡德堡43，一群群不断涌现的激进分子以“同谋者”身份冲进评审团前，证明其本身就是一场阴谋——一次有组织的对任何敢于挑战权势的人的镇压活动。“全国人民都会观看这次审判，”哈里斯堡七君子案的辩护陈述咆哮道，“看是否那些对政府大叫‘不能杀他们’的男女都将因此被捕入狱。”
社会抗议很快平息，他们都将被捕入狱。《村声》驻哈里斯堡记者保罗·科安已在加拿大买好房子，为最后的宣判做准备。见证了陪审团的挑选后，他确信最后的审判很快就会来临。《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瑞撰文认为被告已被定罪了：“任何道德热情都被视作社会错误，那儿的市民要么说他们有罪要么自鸣得意地宣称因为太忙而未关注整件事情。”司法部与激进主义者意见一致：不管案子有什么缺陷，让那些恐惧而沉默的大多数将这些乌合之众宣判无期徒刑都应易如反掌。
诉讼于2月举行，过程几乎是芝加哥霍夫曼法官审判的案件的翻版：装有笨重玻璃的联邦办公大楼，了无生气的现代派联邦法庭，痴迷于归隐的陪审团成员（这次他们用木板把陪审团巴士的窗户封住），一些同样激进的律师，同样固执的罗马天主教起诉组（经过挑选的首席律师曾击败黑手党）。被告一度欢迎“举行一次政治审判从而让美国人民关注这些问题”。一位“夺命判官”吹嘘自己对第四条修正案的蔑视：当辩护律师提到政府监控“伤害了我们所有人”时，他回答：“说出自己想说的。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主要证人又是个暗探。博伊德·道格拉斯是菲利普·贝利根在刘易斯堡监狱的同狱犯人。他曾被允许在附近的巴克内尔大学就学外出。他就是这样帮助菲利普神父偷偷将未经审查的信件带给伊丽莎白修女。他们从这些信件中得知菲利普神父的想法：若像魁北克激进分子那样绑架政府官员，是否会减缓或加速结束战争进程。然而，在道格拉斯站上证人席位之前，他的证人信誉破产了。控方突然出示给被告一封道格拉斯写给FBI的信。信中感谢他们给他买新车的钱，并向他们勒索更多：“想想我将要在审判前后做的事情，我要求至少50000美元的免税报酬。”他还要求一张伪造的军队退伍证书。这并不妨碍控方声称自己的主要证人是严格的天主教徒和受良心谴责的前新左派人物。社论把道格拉斯要求的50000美元比作尼克松白宫对ITT的勒索。
道格拉斯站上了证人席位。他写给女大学生的信被宣读并记录下来。（“我把生命献给了奋斗”是其中一句。“若我为了反越战运动丧失了自由和生命，这就是它的方式……我从你那里得到了温暖的共鸣。”后来他邀请她去幽会。）他承认曾对经理人说谎，因为他隐瞒了可能使神父进一步被牵连到勒索案的材料。3月15日，陪审团了解到FBI早前对他的评价是：“具备骗子的很多特性。”
情况变得更糟了。同一天，卡姆登28密谋案的一个关键告密者提供了一份审判前的口供书，讲述了他是如何单纯地接近FBI，以期阻挠他的一些朋友策划的征兵局袭击活动。然后他被FBI吸纳并培训强行侵入技巧，同时被命令这次袭击活动决不能被中止，因为“加州小白宫的某个大人物希望它发生。”
在哈里斯堡的第二个星期，即新罕布什尔投票前两周，道格拉斯FBI的经纪人证实他从不知道道格拉斯已被一名律师归为“社会危害。”政府正在调查案件。芝加哥七君子案也一直悬而未决。但这在阻止定罪上又有何区别呢？在没有想出回应控诉的最佳回复之前，被告决定休庭。七名被告的投票结果是4∶3。“这就说明，”其中一人对媒体说，“我们决不可能是谋叛者，因为我们的意见都不一致”。
陪审团退席审议。被告业已做好准备接受“沉默的多数”的陪审团违法下判。《芝加哥太阳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一名被告“曾是强奸犯”（ex-rapist）而非“曾是神父”（ex-priest）。这使编辑很尴尬并写了一封道歉信，表示印刷间的打字员可能在编辑评论时弄错了。
陪审团讨论了五天。第六天，12人中的一个不停地敲桌子并援引上帝的意志，讲述了他曾参与的另一次审判：审判裁决被告无罪，但上帝却击败法律——几天后，被告心脏病突发而死。他要求陪审团一致同意立即将这伙人打入监狱。
第七天重新开庭，陪审团裁决为无效审判。《村声》记者保罗·科安甚感惊讶，他写道：“起先，我把这个审判结果归因于被告的道德正直；归因于被告著名律师的高超技巧……归因于社会学家的意见。换言之，我以为观众已被都市精英的特殊技巧驯服了。”但后来科安做了件不寻常的事情：采访陪审员。他们说“那些华盛顿的人知道自己有多愚蠢么？”这个激进分子认为，他们与他没什么两样。他们的内心也有如石般的“失望和愤怒”。他们希望能够在审判时保持政府的信念——正如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科安。“当我与他们谈话时，”他总结，“我意识到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民主是一种信仰。”他自己也开始感受到一点古老的宗教。他认为，“当美国人被要求给予慷慨和公正而不是让他们陷入现实或精神上的派系战斗时，他们可以团结起来。”
这位疏离的激进分子听起来就像传道士之子麦戈文。发生在洛兹敦和哈里斯堡的事情似乎暗示着在新政治的讯息背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走向团结。麦戈文认为宾夕法尼亚中部和俄亥俄中部是可争取到的地方。他似乎在证明其可能性：主街的人们会投票给一个反战的自由党人。
劳联产联出示了一份威斯康星的民调，结果显示麦戈文排名第一。这似乎不仅是新民粹主义的胜利，也是一年半来的努力成果。
1970年选举才刚结束，麦戈文的竞选就开始了。加里·哈特是麦戈文的竞选经理。他招募了来自饲料谷物农场的24岁小伙吉恩·伯克尼。此人曾是麦卡锡在内布拉斯加的传奇组织人物，但后来蔑视麦卡锡——因为他没有麦戈文那样的野心。哈特派伯克尼到威斯康星去站稳脚跟。林登·约翰逊曾在威斯康星被赶出办公室。威斯康星是鲍勃·拉·福利特和“追踪炮”麦卡锡的故乡。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点：出身基层并蔑视华盛顿权势集团。
初选前17个月，伯克尼遇到不少麻烦。但“抢跑”是哈特的全国策略。通过趁早锁定左翼活动基地，麦戈文在其他新政治野心家面前否认率先展开竞选。1971年，麦戈文坚持不懈地给匿名活动分子写讨好信，正如1965年尼克松曾写信给报纸发行人和胡佛一样。这些人于是欣然赶来拜访他。这使麦戈文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当尼克松的特工与ITT的说客会谈并向高级官员要求100000美元时，哈特已派出人员举办义卖捐赠、请愿驾驶，并组织了关于如何招徕顾客及开店的研讨会。麦戈文驻华盛顿总部的职员通宵达旦地工作。（总部就在一家贩酒店旁，计程车都不敢驱车前往，其地理位置之险可见非凡）。
赢得威斯康星是关键。他们将无法如此彻底地再次组织这样的竞选。在伯克尼的坚持下，麦戈文自1971年来至少每三个月要在獾州(威斯康星州别名)呆上72小时。许多城镇的人们都从未见过总统候选人。即使在广播中，他们也鲜有听到有人如此威严而同情地谈论农业。
一小队教授在选举前两周到达威斯康星，他们在密尔沃基偏僻的汽车旅馆露营，在该州的72个郡组建志愿组织，仅密尔沃基就有10000名志愿者。密尔沃基南部第四区的选民们均为波兰人（穆斯基也是波兰人），他们在1967年几乎将民权示威者打死，在1964和1968年支持华莱士。来自20个州的麦戈文志愿者（最小的年仅13岁）就睡在第四区一间玩具仓库的油毡地板上。总部不会在这样荒凉的地方浪费保险杆贴纸。密尔沃基的“春天”白天平均气温最高只有华氏34度，志愿者们照样募捐到天黑。泰迪·怀特把他们比作北越大将武元甲的部下，“靠贫瘠的土地为生，时刻要安抚成员沮丧的情绪；在所到之处筹集资金；在迄今未被政治打扰的地方开展活动。”
若小农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想被打扰，竞选就不会成功。在一个被财产税压榨的波兰人家中，麦戈文举行了一次记者会，《纽约时报》作了专题报道。“你得到了更多钱，但这些钱却没被用来做任何事，”理查德·威索基是一个汽车技工，他感激地对这个南达科他州的保护者做手势。“消息如野火般蔓延，”年轻而认真的旅行助手戈登·韦伊回忆道。竞选“变成了一次成功之旅”。蓝领阶层对麦戈文的喜爱是这次竞选策略的核心。
佛罗里达州初选后第二天，麦戈文召开记者会宣布他将前往密尔沃基。他持有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1968年投票给尼克松的民主党人士中，他仅得到50%的支持率；21周岁以下的新选民里，他也才赢得1/3。“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事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也让任何明智的人认识到）我是个严谨的提名候选人。”麦戈文欢迎这次考验。他将华莱士在佛罗里达的表现称为“美国人民发自肺腑的愤怒咆哮，反对对困扰当今美国人民的问题置之不理的体制”。他说，校车接送学生仅是“所有积怨聚集的一个标志。”华莱士、尼克松、杰克逊及汉弗莱正在利用此问题使美国人民从真正困扰他们的问题上转移注意力。
选举前一周的星期三，威斯康星南部下起了晚季的暴雪，人们在T恤上印上花纹以示庆祝。穆斯基在威斯康星的集合镇金百利慷慨激昂地宣告其提议——限制全国200强企业扩大规模（金百利克拉克排名141）。但该提议并未得到采纳。杰克逊不再呼吁用校车接送学生，而是将重点转移到抨击“尼克松通过压缩工资增加机器，未对控制物价采取实际行动”；同时还为己辩护，声称竞选并没获得波音公司主管旅行支票的非法金融支持。然而，在人烟稀少的北方，他的努力并未奏效。汉弗莱和林赛也步履维艰。似乎出现一种迹象：唯有麦戈文能勉强进入下一场竞选。一个战俘的妻子虔诚地站在这位候选人身旁，他叫喊道“真理就是唯有结束战争才能让战俘回国！”“若尼克松继续轰炸，那么美国囚犯还将呆在牢房里。”
该问题在几天内变得更为紧迫。为了躲避北越的春节攻击，南越陆军躲进兵营直到春节末。战略家推测越共将在1973年发动最后攻势，因为那时将有更多美军撤离。然而，1972年，春季攻势就上演了。伴随着越共最密集的飞弹和炮攻，120000北越正规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开进17度纬线。4月1日，整个南越第三师全线溃退。次日，军团的士兵取下军队徽章，加入到南下的难民群中。4月3日，另一个军团的士兵为了活命交出大炮，而这恰恰发生在美国计划撤走69000美军的前一个月。
尼克松对这则消息喜忧参半。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掌控中的“东京湾事件”，也是他自“鸭子吊钩”计划以来梦寐以求的发动最残酷一击的借口。该行动被命名为“自由列车行动”。总统命令一波B-52轰炸机对非武装区展开地毯式轰炸。但广治省和威斯康星一样天气恶劣，天空布满云层。空军高级军官命令士兵不能起飞。于是基辛格引进了一个新空军上将并任命其为空军司令，还授予他第四星，军衔高过海军上将穆尔。尼克松向鲍勃·霍尔德曼作了一次巴顿式演讲，然后开始对北越实施野蛮的密集轰炸。
轰炸始于初选当天。《今日新闻》在密尔沃基做了半小时现场评论。除了麦戈文，杰克逊、华莱士及汉弗莱一致赞成轰炸，他们认为政府“应该动用一切手段保护驻越剩余美军。”由于穆斯基的讲话中对此只字不提，总统命令霍尔德曼攻击穆斯基“丝毫不关心战俘和7万美国军人。”
糟糕的天气推动了对手的发展。曼凯维奇在9：40宣布麦戈文已在密尔沃基的九个国会选区中占据了七个，包括曾于1967年痛打民权示威者的第四区选民，以及被一名组织者描述为“亚奇·邦克那绵延的街道”的第五区。麦戈文称自己的胜利为“抗议与希望的投票”。至于被认为深受威斯康星欢迎的汉弗莱，记者们注意到位列第三的他已被穆斯基取代；但穆斯基又转而被麦戈文打败。“穆斯基，你完蛋了吗？”一个记者问道。或多或少，他确实没戏了。
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纽约的马帝尼偶像林赛均获未名奖。林赛的新闻秘书输掉了102美元；他曾打赌他的上司会获得10%的选票，结果林赛却只得到7%并退出选举。华莱士稳居第二。
次日，麦戈文的支持者讥讽那些曾嘲笑他们的当权人物。他的亲信打电话给持怀疑态度的记者，告诉他们尽管麦戈文在全国民调中排名第四，尽管在1508名代表中他仅赢得95名，麦戈文都成功走过了，这都归功于党团活动中支持他的积极分子的力量。《时代周刊》着手策划刊登麦戈文的封面；埃文斯和诺瓦克注意到“麦戈文独尊”运动的兴起。
后来，在威斯康星正要吹散民主党局面迷雾时，白宫却让它再次烟雾迷蒙。“总统希望人们把肯尼迪看作当前最有希望的民主党候选人，”霍尔德曼在日记中写道，“他赞赏我提议再等几天，然后让康纳利对肯尼迪进行特工保护（特工保护由康纳利的财政部控制），前提是一致同意他将成为候选人。”
4月6日，B-52轰炸机向北推进60英里，随之而来的是诸如“一个受欢迎的战争新词汇就是‘公开’”的新闻标题。麦戈文现在被称为肯尼迪的掩护性候选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发表了最痛彻心扉的反战演讲：“简单的真理就是，不管有无美国的支持，‘越南化’考验都是一场彻底不道德不正当的考验。因为它的实施是以男人、女人及小孩的生命为代价。我们昨晚在屏幕上看到的横躺在路上的尸体都是人类的躯体。我们没权利——任何人都没权利——去要求一场这样的考验。”
10美元，20美元，50美元的钞票开始洪流般袭进麦戈文总部，钞票都附有写着终止屠杀的愤怒便条。距离白宫一个街区的尼克松竞选总部的场面更为汹涌。《联邦选举活动法》起了作用。第二天，一个个装有现金及可流转抵押品的箱子愤怒地飞进来。罗斯·玛丽·伍兹匆匆写下一张临时明细表，上面列举了他们马上要处理的所有钱，并对那些便条做了记录。（后来这张清单成为国会调查的证据，并被昵称为“罗斯·玛丽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