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格雷蒂和麦格鲁德命令团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奋战：威斯康星，4月4日；宾夕法尼亚，4月25日；印第安纳，5月2日；俄勒冈，5月23日；加州，6月6日。穆斯基的支持者不再在竞选活动中露面，他们更多的是迟迟到来或根本不来。送货员和轿车不断抵达参议员旅馆，声称被“乔治·米歇尔”——穆斯基的一个亲密顾问——召集而来。于是职员们浪费宝贵的时间与那些可怜的笨蛋争论他们不曾订购几十支花、50份比萨和两辆车。然后，他们消耗更多时间争论什么活动可以成功地玩弄那些人。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肮脏的招数带来了金钱，而举办全国政党会议则将钱财耗尽。1972年共和党会议将在圣迭戈举行，这是个美丽、安静而传统的加州南部城市，就在总统的圣克利门蒂岛寓所附近。但市参议员却不配合，工商业界亦不出资赞助。
白宫因而想到一个赞助者。
跨国企业集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曾在1969年要求将三家公司合并，但司法部的官员担心这样会触犯反托拉斯法。所以，1971年中期，ITT的一名叫迪塔·比尔德的说客召开了一次尤其出色的谈判会议。与会的主要人员包括：约翰·米歇尔、莫里斯·斯坦斯、约翰·埃利希曼、查克·科尔森、巴德·罗格，以及副总统阿格钮。谈判结果是：ITT承诺捐助40万美元举办圣迭戈会议，而米歇尔将保证三家公司合并。
该交易带来的问题多于它解决的问题。随着佛罗里达州的竞选进入到最后阶段，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公布了一篇1971年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迪塔·比尔德对她的上司大声说他们“庄严的承诺已取得长足进步”。备忘录还包括这样的话语，“总统肯定命令米歇尔观察事情是否一切顺利。”著名的最后一句话是：“请将它毁掉。”但比尔德的上司没这样做。
备忘录中提到美国总统和检察长（尼克松现在的竞选经理）是一起贿赂事件的直接关系方，这不仅是个小小的麻烦。所以霍华德·亨特被派去哄比尔德，让她宣布从没写过这样的备忘录。
“你究竟代表谁？”比尔德的女儿问这个站在她家门口的红发陌生人。
“关心你母亲幸福的华盛顿高层。”他答道。
比尔德的自首让尼克松慌乱的心稳定下来，因为这是目前为止对他连任的最大威胁。会议改在迈阿密海滩的艾兰城：一样的棕榈树，一样的海洋景观，额外的优势就是能够安抚媒体，这样就能使设备固定在这个地方，从而避开民主党7月份的会议。
尽管如此，整个春季，ITT都威胁要将秘密泄露出去。
这就是为何戈登·利迪和霍华德·亨特绞尽脑汁要想出问题的对策。利迪不再在白宫工作。就如米歇尔、前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及前白宫助理麦格鲁德一样，利迪也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职位，与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主席约翰·米歇尔一起共事。利迪担任委员会的“总顾问”。在一次与亨特及一位内科医生（曾专门处理CIA“不能检测的”事故）的会议上，总顾问建议谋杀杰克·安德森——车祸抑或药物中毒；利迪又提议安德森可能是“臭名昭著的华盛顿街头犯罪率的致命受害者。”商议完毕后，利迪从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基金拿出100美元支付这位好医生的时间。
为了此类目的，利迪随处带着若干张100美元的钞票。他就像竞选活动现金的槽子。当米歇尔仍在经管司法部时，利迪在检察长办公室像广告业务经理描绘一次新的全国品牌战役似的展示他将民主党逐出白宫的计划。
他解释此计划取名“宝石行动”。“宝石行动”派出了“纳齐和纳贝尔”破坏小组（利迪解释说：这是译自德语的“夜与雾”；他们有黑手党经验；‘就像任何地方的高级专门人员一样，他们价格不菲’）。“红宝石”跟踪民主党竞争者；“煤块”促进雪莉·奇泽姆的提名；“翡翠”对民主党竞选飞机和汽车进行窃听；“石英”截取话务量；“水晶”浮起迈阿密海滩搁浅的驳船，其双重目的是：作为电子监控总部和色诱民主党名人的妓院；“石榴石”筹划让肮脏的嬉皮士熏臭民主党的宴会。还有“猫眼一号”“猫眼二号”“猫眼三号”“猫眼四号”“黄晶”等行动。
他最终解除了“绿宝石”行动，即在民主党会议期间，指使古巴突击队队员夜间潜入迈阿密会议中心，破坏空调并让110度的热浪席卷会堂。米歇尔笑话过此事，而当他听到利迪提出100万预算时，他要求他换一个更经济的计划。
利迪将计划削减到最基础的25万美元，该数目需要来历不明的现金。传统的竞选主要是总统履行总统职责，因而并不需要多少花费。但共和党仍得为他们的会议买单，仍需设立竞选委员会和地方机构，仍得买广告和新闻。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地下活动耗掉10万美元预算。阿格钮租赁的竞选飞机和媒体飞机需要每月171088美元租金，35000美元改装费，每次起飞683美元，空中飞行每时325美元，人均每英里6美分保险费，再加上8%的运输税。
让民主党远离文明的代价是昂贵的。
紧接着ITT之后，共和党不能再依赖接近可敬的共和党企业家获得资助，或期望他们出资支持那些龌龊手段和娼妓。
这就是莫里斯·斯坦斯于20世纪30年代在芝加哥一家肠衣厂得到的有关商业的认识。“肠衣企业的道德水准不高。”他后来在备忘录中写道。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道德水准亦不过如此。
勒索曾是赫伯特·卡姆巴克的工作。譬如1971年8月，这位总统的私人律师与美国航空公司董事长在一次晚餐中接洽。卡姆巴克让他提供100000美元，董事长说他只能拿出75000美元。卡姆巴克告诉他，如果100000美元不能完全兑现，他不能保证联邦航空管理局会有什么后果。最后美国航空公司拿出了100000美元。这样的企业捐助是违法的。公司运用秘密基金洗钱。
但当斯坦斯进入委员会时，旧方案即将废弃。1月19日，众议院投票表决最终通过《联邦竞选法》第334款第19条。该条法律规定政治捐助数目超过100美元的必须通报。尼克松用花体字在上面签署：“通过给公众更多渠道了解政治资金的真相，该项立法将能防止竞选贪污，同时能在选举过程的整合问题上树立公众信心。”他打算遵从其字面意义，而将其实质打入地狱。
该法律将于4月7日生效。生效前发生了一起疯狂事件。事情是这样的。海湾先进化学工业公司以“法律费用”的名义给墨西哥子公司的公司账户上汇了100000美元，接着一位墨西哥律师将其转成四张支票，支票抬头为其本人。他在一家银行将支票兑成现金，然后把钞票打包进一个手提箱。箱子经由一架宾州石油公司的飞机运达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会计休·斯隆的办公室。
近两个月来，六名“皮卡男子”在全国游荡；预计收入2000万。有一次休·斯隆在两天内经手了600万美元。记者对这些蛛丝马迹有所察觉。“总统先生，”一名记者在3月24日下午的新闻会议上问道，“假设公司或个人可以因其作出的巨大政治捐助得到回报，您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没人会得到回报。”尼克松答道，“事实上，我想主要的不满是因为我们的很多企业家都没有得到报答。而他们认为一个商业导向的政府本应提供回报。”
两名记者在报纸上质疑：为何这个卑微的洛杉矶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突然就让如此多的美国大企业进入到他那一度很普通的客户名单。这些傲慢无礼的言词让尼克松感到危急。“他们的目的是打败我们。”他和霍尔德曼和齐格勒聊道，“你们都曾在乔治敦的鸡尾酒会上用恶毒贬损的词语攻击皇家海军。这件事情的证据确凿，你们不用问我是如何得到的。”
和蔼可亲的麦戈文让自己成为竞选资金改革的先锋：他的政治总管弗兰克·曼凯维奇宣布他们将在生效前五个星期做好捐助记录，并呼吁其他候选人做出同样的承诺。随着威斯康星州竞选热度的加剧，麦戈文指出仅有尼克松、杰克逊及林赛尚未这样做。“穆斯基一直致力于自上而下获得支持，”麦戈文说，“而我是从下到上争取支持。”至于林赛，他说“少数企业的领导为他的竞选提供资金支持。”一个竞选助理解释：“因为大草原民粹主义反对派克大街民粹主义。”麦戈文能够募集到正当款项的原因在于他能得到公众的喜爱。他把重点放在基层群众上，而他也确实得到了成千上万份小数额的捐助。
他的基层融资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听完麦戈文在1971年的演讲后，一位年轻的民权律师及一个来自阿拉巴马州名叫莫里斯·德什的自耕农之子为他所倾倒。德什是相对比较新兴的“直接邮寄”行业的大富翁，大学期间就已涉足此领域的改良——在孩子们生日时给他们递送生日蛋糕。而他的秘密武器就是阿拉巴马大学学生父母的名单。“名单”是“直接邮件”业务的金钥匙。他认为政治融资也应是同样道理。麦戈文不需要他的说服就同意了。1968年参议员竞选时，麦戈文曾试图雇佣政治直接邮寄之王——保守的理查德·维格里，但麦戈文未能如愿。1971年初，德什为麦戈文直接邮寄的第一封信件就出乎意料地得到了15%的回复率。随后他又为麦戈文的一个“总统俱乐部”签署了3000个成员，每个成员都允诺每月捐助；违约率仅7%。
麦戈文所兜售的是“推陈出新”。这也是为什么1971年1月麦戈文在苏瀑布城宣布他的候选人资格，而把华盛顿留给那些老政治家们，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做一些形式上的推诿。穆斯基已失去了部分阵营，原因是他喜欢咕哝。麦戈文的直率让他取胜。麦戈文坚信那些未经开发的多数是为说话坦诚思想诚信的人而存在的，这使人们回忆起观察家巴里·戈德华特。“我不会改变选举获胜的信念，”这位保守者曾于1964年在菲尼克斯而非华盛顿宣布候选人资格时如是说。“我将要做出的是选择，而不是附和。”麦戈文说了大致相同的话。
这不是唯一一件让人们想起戈德华特的事情：如他一样，麦戈文的行为也不像渴望胜利的候选人。其他人都对“大赦”这个棘手问题唯恐避之不及；麦戈文走进新罕布什尔的基恩州立大学说，邪恶的战争本身就已为他们做了辩护。他在佛罗里达支持用校车接送学生；他认为这是“我们为100年来在居住形态上的种族隔离所付出的代价之一”。他还反对航天飞机计划——佛罗里达中部城市经济恢复的伟大希望。他去了芝加哥，却未得到戴利市长的祝福，这是前所未有的蔑视。后来，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国会大厦宣布3月21日伊利诺斯州初选上他的提名代表必须作废然后再度选举，因为他们没有遵守麦戈文委员会关于性别平等的准则。他要求自己尽善尽美。
但民主党可能利用这点在1972年取胜。1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奥布赖恩举办了一场旧式的资金募集盛宴，他以宴会上每碟500美元的价格意图使民主党脱离自1968年来的债务深渊。汉弗莱没有留下来吃晚餐。麦卡锡婉拒了站在领奖台的机会。泰德·肯尼迪不停地换座位，好似走错了房间。
弗里德·杜顿签约了麦戈文竞选运动。此外还有他的同伴罗伯特·肯尼迪的同胞弗兰克·曼凯维奇。也许杜顿告诉斯科蒂·莱斯顿的是正确的；或许新出现的大多数民主党人是本质上的“纳德民粹主义。”当选希望最大的穆斯基说话越来越像麦戈文，他承诺“对我来说，即便只有一个人牺牲，越南就仍是个问题——不是原因而是错误。”
3月，当人们对麦戈文在新罕布什尔排名第二感到震惊之余，中心地区两个惊人的发展让草原民粹党相信他们是正确的。
第一件事发生在俄亥俄州洛兹敦。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家新工厂进驻了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招聘职工问题上，通用汽车公司顺应新的工业趋势吸纳年轻工人：他们较少生病，消耗较少利润。在与日本的激烈竞争中，这是一项重要的对冲成本。同时通用汽车公司新的装配分部为了提高效率，对生产过程彻底重组。这两项进步都发生在1971年，此时洛兹敦将生产型号改为雪佛莱新的进口式超小型汽车——伟加。生产线曾经的生产率是每小时60辆车，而伟加的生产速率翻了一番。
公司解决问题的老方法是用丰厚的薪水和津贴弥补员工。对于伟加员工们那些烙下大萧条伤痕的父母而言，稳定的工作、生产优质机器的自傲感足以补偿他们在工厂的乏味感和孤独感。然而，通用汽车公司未想到的是，当汽车工厂里充满来自肯特州街头游荡的孩子时，会产生什么的后果。
年轻的工人阶级开始像新左派那样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真实感。福特汽车公司劳工关系主任描述：“新型的工会会员——更年轻性急，更富多样性，在种族上更自信，同时更难管理。”缺勤及处罚多了一倍。人员更换率几乎增至三倍。“问题员工，”福特公司的专家说，“几乎已对违反工厂规定习以为常。”他担心“员工的挫折耐力整体下降”。新左派用一个词来解释该状况，他们称之为——疏离。
保守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领导层催逼通用汽车公司增加员工工资和福利。得到的回应却是：工人们无视工会的存在，把零部件不齐全的汽车输入装配线。“我每次从工厂出来都感觉自己在装模作样，”一个年轻工人告诉激进的工会研究员，“我现在甚至感觉自己没用……他们可以找到比我更蠢的人做这项工作。”工厂里有多种文化派别：乡下人、黑人、波多黎各人及嬉皮士。他们在2月联合起来反抗一项针对工人缺勤的新“强硬”政策，其中97%的人都投票赞成罢工。《华尔街日报》以一种酷似激进主义的方式对这次空前的为改善“生活质量”而举行的罢工表现出超常关注。“这代人正进入工厂，”3月15日的《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灵魂必定不安”的社论表示出担忧，同时猛烈抨击“枯燥无味的怪物。”政治家也密切关注这次罢工——这是一种新的政治需要。
洛兹敦的罢工失败了。3月23日的协议没有回应他们任何“反单调”的需求。尽管如此，新政治的使者还是带来了这样的消息：《绿化美国》所推崇的，即杜顿描述的“对企业财团、工人劳力和政府部门的温和批评”已扎根于中心地带人们的心中，扎根于旧政治原本坚实的劳务基地工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