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预言人尽皆知。加州被末日论笼罩，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在日落大道的“无限奇妙”小店里，年轻的店主列出最畅销产品：星象图、魔法烛、预言家埃德加·凯西的书。
目前最让人忧虑的是地震。但真到了危及生存的关头，美国人会乐观对待。2月，48名学生在路易威尔大学进行了54小时的周末绝食抗议，夸张地表现了人口过剩的地球到2000年会变成啥样。
文化里到处是世界末日的痕迹：有快速致富的（《如何从灾难中获利》提供了“如何绝处逢生甚至凭灾难赚钱”的计划），有生态的（每隔两周，保罗·利希的平装本《人口炸弹》就要重新印刷。封面上写着：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有四人已死于饥饿，大多还是孩子）。斯金纳博士在畅销书《超越自由和尊严》中问道：“如果所有的现代科技都不能显著地改变人类环境，人类还能得到救赎吗？”答案是“不能”。公众对灾难预言的喜好是无穷的。
但最最畅销的平装本却提供了一剂解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查理斯·里奇所写的《绿化美国》被1970年9月26日的《纽约客》以3900字的篇幅介绍给公众。其论点被印在封面上：“革命即将来临，它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它来自个体和文化，并将改变政治结构，这是它最后的目标。它不依靠暴力取胜，也不屈服于暴力……这是新一代的革命。”
里奇称其为第三代意识，说它来自婴儿潮一代：“他们的抗议和反叛，他们的文化、衣着、音乐和放纵的生活方式……预示着一种比人们想象还要放纵和美妙的生活，只要人们有勇气体验……这种创新进程正是此书要描述的，在这缺乏想象暗无天日危险至极的时刻，我们的年轻人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
从弗里德·杜顿到赫伯特·马尔库塞，里奇同所有对新生意识大唱赞歌的人一样，已人到中年。他最狂热的读者也是中年人，其
中包括《纽约客》的主编威廉·萧恩和南达科他州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他认为此书是“我所看过的对美国社会分析得最有趣、最深刻而又最有启迪作用的一本”。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认为它是“创造性思维的极品”。这些溢美之词占去了三页内容。
里奇笔下的天堂好像就快到了。不再有暴动、灾难、抗议、左派和右派——不再有政治。一个令人安慰的想法——一个对《绿》持怀疑态度的评论者写道：“每天的评论读起来像圣约翰启示录。”这是自耶稣在伯利恒诞生以来最有希望的时刻。为了宣扬这一奇迹，出版社每周都要印15000份关于里奇的传单。
对形形色色的美国人而言，逃避现实成了新的生活方式。嬉皮士，当然是以他们的社区为生，探究“内心世界”。《如何从灾难中获利》警告说，一场恶性通货膨胀极有可能出现，于是中产阶级郊区居民听取其建议，将财产折成金、银和瑞士法郎。但更多市民抽身政治，采取遁世之策，参加选举的人少得可怜。
反对用校车接送跨区学生的人有所增加，这与原有格局不冲突。自1965年以来，电视一直都是白人了解这个混乱世界的视窗，现在混乱却来到白人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制造障碍——对抗法官和政治家，是他们命令来自破旧拥挤的学校的黑人学生搬到郊区宽敞纯朴的学校去。保护自己，让恐怖的外在世界不可靠近：到1971年，对很多美国人而言，不论左派还是右派，这一点都是他们所主张的。
尼克松深谙此事。
新年伊始，尼克松开始高谈阔论。在内布拉斯加州大学，他提到一系列问题：人口过剩、科技隐患、人所共有的平等机会、健康、繁荣本身的缺陷和国内贫困，并号召所有人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他再次呼吁推行有收入保障的家庭救助计划、同各州分摊联邦税收。后者被他称为“新型美国革命——一场权力回归人们的革命，在它当中，各级政府会焕然一新各尽其职”。
公共场合，尼克松不再谈论“暴徒、浪子”和那些帮助过他的刚愎的参议员，他的心思都在1970年竞选旅行上。私下里，尼克松能想的也全是这些。11月的惨败和对1972年11月的期待，使得他的想象囿于原地，整天在烦躁和担心中度过。
在乘飞机去内布拉斯加发表演讲的途中，尼克松策划了监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拉里·奥布莱恩的计划。他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约翰·迪安。此人在8月首次被安排了“情报”任务，负责骚扰新的左翼杂志《斯坎隆月刊》，它刊登了一篇阿比·霍夫曼式的恶作剧文章，将阿格钮和取消总统选举的密谋联系起来。现在的任务让迪安困惑不已，在他看来这明显是欺骗。他向乔蒂纳——尼克松自1946年以来的阴谋策略家——抱怨此事，乔蒂纳让他不要质疑：“如果总统希望你不要插手国税局，你照办就是……”
迪安执行了命令，他发现他的声誉提高了不少。总统的支持率却又创新低——50%。从统计学角度看，他和穆斯基在总统民调中平分秋色，玩阴招成为白宫取胜的砝码。
乔蒂纳从穆斯基总统调查小组内的一名特工那里截获情报。一项进行中的项目是起草白宫“敌手名单”：“我指的不只是新闻界和电视，”尼克松在备忘录中写道，“还有高教界，宗教组织，金融机构，东部财团，敌对方的主要参众议员/各州/党派领导人以及工人和少数派等特殊利益集团。”第一批名单包括记者休赛迪、埃文斯、诺瓦克、约瑟夫·克拉夫特和大卫·布罗德。汤姆·休斯顿起草的名单包括卡洛·钱宁。
1971年1月31日，《纽约时报》的头版质问为何飞往西贡的货机航班被“优先权更高的交通”所取代，美国轰炸机是否瞄向了老挝边境。国务院和国防部不置可否，并威胁撵走报道老挝所有情况的西贡记者。齐格勒解释说：“总统知道东南亚的动态，但这并不是说东南亚有事。”
事实上，美国空军力量正为南越军队的攻击提供掩护。其想法是一次大规模入侵老挝就可永久地切断胡志明小道，南越共产党的反抗会因此消亡——至少美军伤亡人数会下降，从而利于1972年的总统选举。
美军不可能打倒老挝，12月份通过的《库伯丘奇修正案》确保了这一点。但对尼克松而言，这是一次战术性机会：证明越南化有成效。国防部封锁报道，辩解说这样才能保证行动成功。电视暂时没再报道这项行动，反对入侵柬埔寨的报道也没了。
尼克松开始制定政治谋略。2月4日，他和米歇尔及霍尔德曼进行了两小时的政治讨论。主题之一是埃德加·胡佛，这名47岁的FBI局长已成了大麻烦。拿到1970年7月的休斯顿计划时（包括非法入侵、骚扰、在白宫董事会领导下监视国内批评家），胡佛担心自己的人马受到攻击，便叫来了休斯顿，告诉他这一计划“太危险”。尼克松等三人想出了激活休斯顿计划的手段，并计划让胡佛永久下台。接着话题转向州长华莱士，霍尔德曼在日记中吐露说，华莱士似乎“有兴趣做一笔交易而不参加总统竞选”。他们想中立民主党市长戴利；也许他们可以说服戴利不要在1972年对尼克松逼得太紧，条件是让克莱门特·斯通不向1974年伊利诺斯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捐款。
2月8日，20000人的南越军队涌向老挝边境。《时代周刊》报道，整整十天共产党都没真正反抗，他们轻易获胜：南越军队第一师的神勇证实了越南化的英明。
但随后形势逆转。
40000人的共产党军队奋起反抗，由于南越总统阮文绍希望尽量保存部队以防御政变，反抗变得更加容易。两支共产党分队就将南越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惊慌的尼克松要求“我们必须宣告胜利，不管结果如何。”军事目标是老挝的车帮，“胡志明小道的中心”。尼克松想出一主意：“如果南越部队真抵达车帮，那将是个巨大的公关胜利。”
于是他导演了一场军事哑剧：2000名南越政府军被空投到车帮，那里曾令人害怕的高炮连和所有临近建筑早已被美国炸弹炸平。罗杰斯和阮文绍都宣告了胜利。一向卖力的《芝加哥论坛报》标注：“南越人取得决定性胜利”；《芝加哥每日新闻》说：“南越人横扫老挝重要基地”。
事实上，美军炮火被引至南越军队的阵地，惊恐的南越士兵死死抱着直升机的滑轮不放——这些镜头很快成了美国晚间新闻。
总统在政治上再次陷入困境。当他于3月3日前往中西部推销新型美国革命时，一名白宫特别助理描述了“大喊着下流话的反战队伍里的建筑工人和农民”。
CBS因纪录片《推销国防部》被白宫列为敌人，此片揭露了国防部的一项公共事务预算，电视批评家杰克·古尔德称此节目是“对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电视新闻的一记重击”。副总统阿格钮说它是“对国防部微妙但邪恶的抨击”，并谴责制片人在1966和1968年的道德缺失，提到了一档从未播放的节目和被联邦通讯委员会驳回的控告。
这激起媒体高层又一回合的病态自省：他们真像乔卡夫1968年说的那样，对开明的事业有偏见？《华盛顿邮报》站在阿格钮这边：“让关乎重要议题的纪录片……为顾及可靠性和公众信心而被编辑技巧破坏实在很不幸。”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传讯CBS的文件，但CBS拒绝转交。长达数月的体制之争爆发。尼克松告诉霍华德·斯密斯老挝行动很成功。一群质疑此事的共和党参议员在杰克·贾维茨家会见国防部长莱尔德，并请求结束战争——正如堪萨斯州的党主席鲍勃·多尔所说的，在公共场合谈论此事的民主党人“才是另一个绥靖时代里他们所希望的新获利者”。
多尔的话并未起作用。布坎南在3月24日的备忘录中建议以白宫为基地“监视穆斯基”，提醒说越南不再是削弱对手的现成工具：“它越来越不能分化民主党，反而让越来越多的保守派民主党人采取‘我们赶紧撤’的立场。”两天后，《时代周刊》的马克斯·弗兰克尔写道，“尼克松将再遇雷雨之春。”白宫开始审查新颖政见。
偏执，一种强大的控制欲，再次推进了公共关系。白宫开始嗅到这一气息，有人留心起这一歪风邪气。
参议员山姆·埃温就是其中之一。当他首次看到滥用军事情报时，他不明白尼克松政府为何没兴趣追查民主党人的罪恶。1970年2月，当他从军事顾问那里得知国内的某些军事情报活动正转交给司法部时，他的疑心受到了刺痛。那个七月，在讨论哥伦比亚犯罪法案时，检察长援引“联邦政府保护国内治安的固有权力”，宣布他打算监视政治活动家。埃温对此进行反驳，他引用最近《华盛顿邮报》上的报道，认为国内的军队监视计划“似乎是情报系统的一部分”，并表示“政治控制和恫吓与自由人社会不符”。
电视观众了解到，军队已渗入科罗拉多瀑布的教会组织，部队特工起草了一份堪萨斯城高中内的“潜在捣蛋者”名单，朱利安·邦德、民歌手阿洛·格思里、阿德莱·史蒂文森三世、州长奥托科纳和议员阿伯纳·米克瓦都进了军事情报库。内布拉斯加州长罗曼·鲁斯卡辩驳说，军队的监视计划出于军事需要。其王牌证据是：最近有颗炸弹在国会山的卫生间爆炸。
1971年3月23日，总统和他的新财政部长会见了奶制品工业代表。尼克松一开始就向他们保证这次会议是不公开的。为赢得他们的信任，他还自我戏谑“狡猾的迪克”这一绰号，并说：“说实话，这间房子没被窃听。不要拘谨！”
但事实上，总统办公室里全新的录音系统正记录着一切。
当埃温的听证会在国会山召开时，特工人员已将小型声控麦克风安装在了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和行政大楼里。当总统在这里面的任何一间房子时，隐藏在白宫地下室的开盘式录音机会记下每一句话。1954年，当艾森豪威尔私下谈论麦卡锡，当众又说别的事时，尼克松就提到他希望有一个隐藏式录音机器，“将艾克即席说的那些感人的豪迈之词录下来，回放，然后做成新闻稿”。现在他梦想成真了。
白宫的录音带最终被公开了。3月23日的后续会议中，总统同顾问商讨下次会见乳品商的对策，这一会议后来成为“美国控告约翰·康纳利”一案的一号证物。此案中，除其他的外，尼克松的国防部长被控受贿两次。
农业部刚刚降低了奶制品农业价格补贴，总统同意了这一决定。康纳利在一次筹备会议中提醒他，这一决定背后的经济推理是站得住脚的，但“展望1972年，在我看来，你必须在中西部非常强势……这些乳品商是有组织的；他们固执而好斗……而且他们正在积聚大量资金，他们会很慷慨地将其用于政治活动”。但经济学讲究的是利益；这些人需要政治回报。
康纳利向总统提供了他们可能会提出的条件：将每重量单位的牛奶价格从4.92美元提高到5.05美元。尼克松可以等到明年快选举时再满足这一要求，但这看起来像勒索。但如果现在这样做，“他们会认为是因为他们表现良好且你是他们的朋友。”
尼克松掂量了各种抗衡的政治考虑：得到奶品商的好评可能是国会而不是他；相反，他会因为价格提高而被消费者责备。众议院农业委员会的少数派成员给出了建议。不管怎样，提出价格补贴的将是国会，总统只负责签字。那时，他就可以责备自由派提高了婴儿奶品价格，而在与牛奶制造商洽谈时他可以假装很勉强，让他们也为难，接着就暂时搁置。然后，白宫可以“传话”给乳品商，说他们是对的，白宫将要求国会提高牛奶价格。那么感激万分的乳品商将为他的连任提供大把资金。
律师卡姆巴克最终通过“致力更好的公共管理”、“反公民冷淡志愿者”、“支持美国梦”、“国民团结争取客观报道”等名目的组织，将250000美元的牛奶钱运转到一个秘密的竞选活动委员会，它与“总统连任委员会”——尼克松成立的一个不受任何共和党人干涉的竞选组织，就在白宫所在的那条街上——紧密相连。
入侵老挝并未带来大规模示威，除国会山的厕所被炸、圣克鲁斯的加州大学新校区发生火灾外，别无其他。真正危险的反战暴动出现在东南亚的美国大兵中。
3月20日，老挝边境附近的9号公路旁，指挥官命两个排还击敌人。可他们拒绝听命。陆军中校先是婉言恳求，接着强行下令，可仍有53人拒绝听命。他们还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但他们没受到纪律处分，因为军官担心这种叛变公开后会蔓延全旅。
战场上美军溃败。“我只想努力求生，这样才能回家并抗议杀戮。”一名士兵解释道。在布利斯基地，士兵对指挥官直呼其名。军警以前常常会逮捕在基地外参加抗议集会的士兵，但如果他们现在还这么做，就不用干其他事了。在越南，士兵们在头盔的内衬上写上煽动性标语，若被发现他们会说：“你们打算怎么处理？送我去越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