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个倍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中有6个是鲍勃·霍普主持的，但他今年就越南所作的年度圣诞特辑却不乐观。在火村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时，总统让他扮演争取积极两极化的战士，恰好在新动员抗议前，霍普发信给所有议员：
“为伟大的美国欢呼怎么样？
“一个争取国家团结的委员会业已成立，我很自豪能成为主席。数百万年龄各异的美国人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我呼吁他们加入各大海岸彰显美国团结的活动。
“我希望你能接受邀请担任副主席。请将你的确认函用电报发给我，发到加州好莱坞，使我们能团结在这一计划下。
“谨此问候——鲍勃·霍普‘争取一周国家团结’活动。”
人们都关注着团结。鲍勃的特别节目一直变换方式进行爱国性慰藉。现在人们迫切渴望着慰藉，这使得首次到白宫进行御演的霍普有了新的右翼倾向。
霍普会讲毒品笑话来吸引现场观众；《纽约时报》12月23日从越南发回报道：“霍普的大麻笑话让美国大兵兴奋不已。”但是这些笑话在一月刊登时并未在电视里播放。若播放出来就会扭曲他们正在讲述的故事——年迈、善良、纯真的美国人只有谈到性时才会眨眨眼、推推肘，他们依然同往常一样坚强。
同往常一样，这期特别节目以霍普的煽情性规劝结束。今年它不合时宜地掺入了对美莱的处理：“那么多人将空闲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援助越南家庭和照顾孤儿之中，你可能会惊叹，也可能不会。我猜你们都清楚你们的兄弟和邻家小孩是怎样的人……他们需要我们的全力支持……他们理应获得我们的帮助和祷告。晚安。”
贝茜·罗斯也有了帮派性倾向。1800万《读者文摘》的读者收到了可粘贴的小国旗，夹在1969年2月“转型中的美国”这一期
中。写信索要小国旗的人更有3100万人之多。左翼民歌歌手约翰·普林用歌曲对“在肮脏的书店后面阅读《读者文摘》”作出回复，认为挥舞着国旗也不能“让你进入天堂——由于你们肮脏的战争，那里已人满为患。”在林登·约翰逊被一致推选为总统后五年，每一种你能想象得到的文化表达都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分歧。
精明的商家想出了向这两派推销的办法。圣诞期间，最成功的商人当属生产出阿格钮牌手表的人。崇拜阿格钮的赶时髦者会因为它做工精良而买下它；贬低阿格钮的沉默的大多数也会买下。电视制片人诺曼·李尔很快就会有个新的热门节目，《四海一家》。据说那个有同情心的角色是长发的自由派女婿。种族主义的无知父亲是人们的笑柄。
要想被人认真地视为文化权威，你必须跨越文化峡谷。美国旗舰周刊《时代周刊》选出了1966年度风云人物，“不仅是新生的一代，更是全新的一代。”1969年他们辩解说服用迷幻药是一件近乎虔诚的圣礼。编辑们打了个“时代”式的赌：他们可以轻易地将新生力量变成主流，更好地支持民意。他们打赌说今年的“年度风云人物”会是“美国中层阶级”——他们有类似的“思想状态、道德观、价值观、偏见和恐惧情结。”
美国中层阶级就是那些“忍受着孩子离去，觉得色情描写、不同政见及毒品突然如潮般袭来”的人。他们喜欢从月球发回的照片。管《时代周刊》不能整版都用来称道他们的热诚（编辑声称美国中层阶级仅“在某种程度上”与阿格钮相似），但它却称赞尼克松“像很多美国中层阶级那样”，体现了“自由和保守的矛盾想法。”“他所推行的按抽签来选择的征兵制改革给选征兵役制带去了新的公正。”他结束了美国生化武器的生产并开始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他“给南部学区更多时间制订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计划”，但他挑选的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及其最高法庭却“一致否决将计划推迟”：这一切都是完美的平衡。
《时代周刊》登载的某些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很悲惨。43岁的理查德·保尔是马萨诸塞州匹兹菲尔德市通用电气公司的一名白领工人。他说：“我很气愤，因为我一直备受欺凌。城市联盟、银行家以及所有以为将穷人移到其他人的后花园里——只要不是他们的——就是在帮穷人忙的人都在压榨我。”可是《时代周刊》的结尾是对亚利桑那州一个小镇上的9名前高校足球明星的特写报道，他们在1966年独立日一起加入了海军陆战队。“这9名莫伦锡队员中只有3人活着回来了……然而这3人都不是真的对战争感到气愤。”
完美的平衡，实乃纯粹的幻想。一个更为现实的美国画面在芝加哥展开，那里，阴谋案审判已到白热状态。
选择陪审团期间，辨方希望问陪审团的问题包括：“你知道詹姆斯·乔普林和吉米·亨德里克斯是谁吗？”“若你有女儿，她们会一直穿着胸罩吗？”审判前的听证会上，霍夫曼法官描述了评判被告将采取的标准：“犯罪的实质在于思想状态”。辩方高兴地同意了这一标准。但最后发现12名陪审员中除了两名20出头的女孩外，其余全是中年的中产阶级时，首席辩方律师利昂纳德·温格拉斯主张审判无效，声称他的当事人不能由一群同龄人来审判。陪审员应选自人民而非选民，因为黑人、年轻人、辍学者以及不适应社会者都不够优秀，不能代表人民。
政府选择性地对那些扰乱美国文明正常秩序的可怕角色提起控告：年长的古鲁（大卫·德林格）；两名长发怪人（阿比和鲁宾）；极重要的黑人（波比·西尔）；两名学生（汤姆·海登，伦尼·戴维斯）；两名激进青年组织成员（化学教授约翰·弗罗因斯和社会学教授李·温勒）。公诉人在电视上警告说被告可能会在第一天审判时裸体走进法庭。
尽管在法庭在除夕日停审时，被告弗罗因斯及其女友确实分发了带有他们亲笔签名的裸体照，但公诉人说的事并未发生。
鲁宾认为对他的控告可称为“抗议学院奖”。霍夫曼法官似乎很享受这一观念。“告诉我，这是否会成为世纪审判？”他问托尼·卢卡斯。卢卡斯是《纽约时报》记者，曾打电话索要记者证。
法庭外，治安官没收了汤匙、书刊、小轿车、指甲剪、公文包和两把手枪。同情被告的人花半晚上的时间排队等候旁听席的座位，而法官却将座位给了芝加哥的社会名流，波比·西尔的家人好不容易得到了座位，霍夫曼却令治安官将他们这些留着浓密非洲发型的怪人赶走。西尔像个奴隶一样被绑着，嘴里还塞了布条时，陪审团没能看到西尔妻儿的反应。1969年12月5日，霍夫曼法官一反前例，因16条蔑视法庭的罪状判了西尔4年刑，从而将他的案子与其他人的割裂开，芝加哥八君子变成了七君子。作出这一判决时西尔的妻儿不在场。记者飞奔向电话。法庭治安员取下徽章放进口袋，仔细搜查拥挤的法庭看有没有任何利器，他们害怕爆发肉搏战。
第二天，被告律师认为4年徒刑不合法，请求法官解释。霍夫曼法官答道：“我认识数千名过去称为‘黑鬼’现在叫‘黑人’的人，但我从未听到他们中的任何人说过那种粗话。”这天刚好是鲍勃·霍普发信给参议员呼吁“争取一周国家团结”的日子。
霍夫曼法官像只趾高气昂的矮脚公鸡。选择陪审团的第一天，他像19世纪的悲剧演员那样向陪审团宣读了诉状。被告律师威廉·昆斯特勒提出反对意见。霍夫曼法官用低沉的声音说：“提议无效！”并表示他不会为“上帝赐予我的这一嗓音”而道歉。他让手下的一名年轻书记员准备一份资料，否决被告要求查看窃听记录的提议。这名书记员援引法律常识说：“法官大人，这不公平。”霍夫曼勃然大怒，这可吓坏了书记员。后来书记员被告知休假后就不用再回来工作了。
联邦法官的选择应当是随机的，但在芝加哥还是遇到了麻烦。每逢大型的暴徒案件发生，政府通常会在霍夫曼之前确定争论的角度，因为霍夫曼通常会做出不利于被告的决定，而且会使公诉律师看起来像个英雄。
辩方决意对战争提起审判并自豪地展示被告的生活方式（波士顿五青年像被叫进校长办公室的小男孩一样乖坐着）。芝加哥的被告也决意展示为何他们的思想状态在道德上更优越。被他们称为符碌先生的74岁霍夫曼法官是个绞刑者，不断做出只有上诉才可能被推翻的有罪判决。这场审判本身就是场表演，为何不作作秀呢？
控方律师首先陈述了案件。他们的证人都是秘密的渗入者。有一次在传唤证人时，一名被告刚好从侧门出去，其他几名被告倒吸了一口气：难道他们中有人是警方的间谍？（事实上，那名被告只是去上厕所。）
控方的第一名证人是“老兵争取和平行政委员会”、“芝加哥和平理事会”、“结束越战新动员委员会”及“芝加哥警方红色小组”的成员。激进分子总是太晚才明白，在运动中起最大作用的都是间谍，他们受雇于政府，是最卖力的“志愿者”。另一名证人注册加入了东北伊利诺斯州立大学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还曾领导一伙人将学校校长赶下演讲台（激进分子也太晚才意识到最激进的活动者通常是警方的奸细）。他证实伦尼·戴维斯曾说过他们招募芝加哥人就是为了“用音乐和性引诱他们到这里。”他声称他在会议上曾听到有人建议用爪钩毁坏军队车辆。第三名证人是一名校报记者，《芝加哥之美国》的专栏作家杰克·马布利雇他从事间谍活动。第四位证人在阿比·霍夫曼和杰瑞·鲁宾的摩托帮充当“保镖”。第五位是个女警察，她每天都穿着嬉皮士风格的白色喇叭裤在林肯公园工作，她包里有把点38口径手枪。
原告律师理查德·舒尔茨和托马斯·阿奎纳·福伦是极佳搭档。舒尔茨的想法很保守，他会将明显是雅皮士的人称为虚伪的狡猾的暴力煽动者。福伦是民主党员，他在法庭辩论总结时提到了他对年轻人的同情，这些年轻人“感觉希望已经破灭”。但是“那帮家伙却居心险恶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带坏，让他们受自己的目的和意图摆布。你知道那帮家伙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捣乱——用音乐和性引诱麦卡锡的童子军和他年轻人，并控制公园。”
控方的目的是将这一系列复杂的动机、兴趣、手段和个性浓缩成一个集中统一的故事。他们说大卫·德林格假装成和平主义者，他才是暴动真正的“总设计师”。
这帮嬉皮士的一切都在接受审判。作风成了争论焦点。阿比·霍夫曼在被问到为何要用性和摇滚乐引诱无辜青年来芝加哥时，他说：“摇滚音乐家才是这场革命的真正领袖。”霍夫曼法官警告威廉·昆斯特勒不要无精打采地靠在由联邦大厦著名建筑师密斯凡德罗所设计的诵经台上时，阿比却说：“密斯凡德罗是个德国佬。”——他调动自己特有的智慧来阐述被告特喜欢的关于美国正在变成另一个纳粹德国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