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66年，理查德·尼克松都在人生的路上，努力向上攀爬。无论何时，只要有脏活儿要做的场合，肯定都少不了他。
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柑橘园里，他就得熬到半夜，操纵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的加热器，不断地驱散着雾气，不让果树受冻，而他第二天则不得不穿着被浓烟熏得漆黑的衣服去上学；因为家境贫寒，无法承担去外地上学的费用，他不得不放弃了去哈佛大学的机会；由于举止不够文雅，他被本地唯一的小型社交俱乐部列入了黑名单；在杜克大学法学院求学时，他只得与人挤在一间没有暖气的窝棚；他以全班第三的成绩毕业，却不得不迈着沉重的步伐，从一家高傲的华尔街律师事务所辗转到另一家，却屡屡吃到闭门羹。他从二战战场归来，手持海军军帽，为了一点微薄的资金，祈求南加州的富豪们，后者勉为其难地同意支持他的第一次国会竞标。他坐上木板镶就的旅行车，穿越加利福尼亚州，来到每一个荒凉的小镇开始他的议员竞选宣传，加州这样遭到上帝遗忘的小镇多达几十个，可他一个不落全都走到。
他的出生地，约巴林达镇，就属于这种荒芜的小镇。弗兰克·尼克松于1910年在一条巨大的、脏兮兮的沟渠旁边建造了一座塑胶框架的房子。这条沟渠对于孩提时的尼克松形成关于世界的最初印象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就约巴林达小镇的标准而言，这是一条历史性的沟渠：它带来了新鲜的水，使得该镇第一次能够在商会上吹嘘，这片沙漠的前沿是一个种植柑橘的良好地点。对于这片仙人掌覆盖区的孩子们来说，阿纳海姆沟渠则能提供一点点的乐趣：他们可以在里面游泳，至少可以在里面戏水。但这一切都不包括尼克松家的孩子们，因为他们过于严厉的父亲禁止他们下水。
加利福尼亚本不应该像这样的。弗兰克来自印第安纳州，在来到加利福尼亚州之前，他曾经做过许多不体面的工作：农场工人、
电车驾驶员、玻璃工人、陶工、粉刷匠……在迪克（即理查德·尼克松，素有“难以捉摸的迪克”的绰号）十岁的时候，他随家人搬到了惠蒂尔，那里是贵格会的前沿，也是他母亲汉娜的家人所在地。汉娜的家人没有真的认同过弗兰克，但这一切丝毫没能阻止这位家长装出一副孔雀般的优越感。在无聊的时候，他会提醒其他人，他曾经见过威廉·麦金利，比起抚养起一户大家庭，这似乎才是他人生的巨大成就。
理查德·尼克松喋喋不休的父亲把自家的商店经营得也算不错。他把商店建造在一个废弃的教堂里面，这倒是挺合适的，因为对他的家人来说，辛勤劳作是一项圣事。弗兰克负责商店的屠宰工作，他换下沾满血污的衬衫一周不超过一次，并且引以为豪。对于那个脏兮兮的、精力充沛、性格火爆的父亲，理查德·尼克松总是时而有自豪感，时而有羞耻感；时而对父亲的行为深感歉意，时而又以他为傲；时而费尽心力地试图以父亲为荣，时而又竭尽所能地试图同父亲断绝关系。
不论怎样，都是肮脏的工作。
理查德·尼克松是个特别愤世嫉俗的人。他会对于一切不能拥有和无法控制的东西狂怒不已。在七岁的时候，他极其想要一个比他小的男孩抓的一罐蝌蚪，而抓蝌蚪的地方是被禁止进去的沟渠，于是他用玩具小斧猛击了那个小男孩的头部。他甚至有一种被不公平地利用了的感觉：十岁的时候，在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中，他以宠物的语气给敬畏的妈妈写了一封信。他用“我亲爱的主人”称呼道，尽量夸大本不存在的情景，“您留在我身旁的两只狗对我非常的坏……在穿过树林的时候，您的一个孩子摔倒了，却压在我的身上……他从侧面踢我……我希望您能立刻回家。”几个月之后，他又展示出了另外一种个性：谦卑地提升自己在人生中的位置。“请考虑让我担任您在《洛杉矶时报》里所提到的办公室勤杂工的职位，”他把家人收起来的报纸找出来自己看了个遍，然后给这个大城市的日报——反对变革的《洛杉矶时报》的信中写道，“我十一岁……我愿意在任何时间来到你们的办公室，并且我愿意接受任何的薪金。”
作为一个学生，他未曾有过一个密友。他宁愿隐居于废弃教堂的钟塔楼里读书，也不愿意坐上校车，因为他觉得其他孩子身上的气味很难闻。惠蒂尔学院是一所贵格会宗教学校，在其他地方并不怎么知名。尼克松在这里着手做了一项工作，而这很可能是他有史以来做过的最为耻辱的工作：学着成为一个过分热情的人。当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独自一人在社交圈子之外的时候，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变得更加自信了：学生的社交是被一伙儿自称为“富兰克林”的风头人物主导的，而学生中剩余的人似乎被排除在外。因此，这个最没有兄弟情谊的年轻人把剩余的人组织成了他自己的兄弟会。尼克松的新俱乐部，正直人社，是为了奋斗者而存在的，是为那些并非生来就有得体的举止的人存在的，是为那些和他一样的往返于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学生存在的。他说服自己的同伴，沉迷于自己的本色是高尚的。富兰克林俱乐部的人照相的时候总是要打上黑领带。而正直人社的成员拍照时只穿休闲的衬衫。“有活力，有头脑，有肌肉”是他们的口号。
正直人社的基础是惠蒂尔学院的运动员。表面上看来，大学运动员理所当然的应该是富兰克林俱乐部的人，是校园里面的巨头们。但是尼克松总是有一种能看穿社会表象、发掘潜藏在表象之下隐藏的真相的能力。尼克松自己是典型的不出彩的那一类人：这个重120磅的壮汉充当队伍的“训练器材”，总是被慈爱、强硬、父亲一样的教练称赞。这个教练很欣赏尼克松永不服输的勇气和团队精神——照看伤员，给没上场的队员打气，甚至自己组织队伍聚餐。
尼克松击败了一个富兰克林俱乐部的人，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在后来的回忆中，他的熟人对于他所取得的这一成就很是吃惊：这个笨拙的、骨瘦如柴的孩子，被学校的年刊称作“校园里面十分文静的小子”，沉默寡言、忧思不安，甚至连女朋友都交不上。他还容易招来敌人，一位校友回忆道，他似乎是“最不可能在政治中取得成功的人”。他们不了解尼克松正在学习的东西：被合适的人所憎恨并不会阻碍政治上的成功，而不修边幅，则普遍体现在众多人身上。
随着正直人社圈子的不断扩大，所有的那些觉得自己的自豪感受到富兰克林俱乐部伤害的人都加入俱乐部，成了他领导下的成员。理查德·尼克松是他们的中心，虽然有些分裂，但仍然是他们的领导。这个圈子可以扩展开来，尼克松在当时可能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这种扩展是通过一种矛盾的方式：他们的力量越是强大，他们便越有一种受压迫感。当充满失败感的人因为所共有的委屈感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敌人有时候会更加势不可挡，而不会士气低落；即使富兰克林俱乐部的成员并非真的如此强大，烈士并非真的是烈士，压迫者也并非是真的压迫者：这是白人中产阶级的政治，是新的、尼克松式的政治家的关键所在……但是我们故事的讲述似乎有点超前了。在讲到尼克松成为政治家之前，我们必须先把尼克松“送到”杜克大学法学院去，在那里他过着修道士一样的生活。
在惠蒂尔学院，他一直是班上的第二名，仅次于一个女学生；仿佛是为了雪耻，在杜克大学法学院，尼克松寸步不离地坐在图书馆看书，为自己赢得了“铁屁股”的绰号。杜克大学的法学院刚成立不久，实力还很弱，在常青藤名校的阴影中挣扎求生。这个法学院的学位证并不能保证学生有体面的工作——尼克松在磨难中知道了这一点，因为只有班上的前两名（尼克松是第三名）在华尔街找到了工作。随后，尼克松申请一份和FBI有关的工作，又遭到了拒绝。申请表上写道：“把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亲属的姓名列出来，标出他们的工作职务和工作部门。”尼克松不得不回复：“一个也没有。”很显然，即使是在FBI，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网的人也是没有希望的。
随着二战的爆发，他去了物价管理局任职，逃离了惠蒂尔。在他的单位，常青藤名校的毕业生占了大多数。他认为他们表现得就像是富兰克林俱乐部的人。他的一位同事回忆道：“因为他不够老练，缺少大城市的优雅，他从来就没有很好地适应（这种情况）”；尼克松把他们称作“旧的粗暴的（罗斯福）新政的残余者”。然后他就报名参加了海军，对于有着政治抱负的年轻人来说，在1943年选择去参军无疑是明智的。
在海军从军的时候，理查德·尼克松只是在玩扑克牌。但是，在1946年国会竞选的时候，他并不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海军生活的。他虚构了自己“战壕中”度过的参军时光。在惠蒂尔，他是一个担当重任的人：一个市级辩护律师的助理；一个青年商会式的俱乐部的发起人。作为一个初级海军军官，他被委以要职，领导着美军南太平洋战斗空运司令部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的一个部队，负责给运输机卸载和装运货物。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有时候运输机载回的是伤残军人。尼克松出色地完成了这份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并不危险，还空出了许多闲暇时光。在格林岛上，尼克松开设了一家“尼克之家”，这是一个临时的啤酒酒吧，在那里，在更为冒险的战事之余，士兵们进行高风险的赌博游戏。但是，与尼克松少校赌博也非常的冒险。很久之后，一位叫斯图尔特的少校吹嘘说，他是第一个教尼克松玩牌的人。其实，倒是有可能是斯图尔特他自己被尼克松给耍了。尼克松可能在入伍的时候就已经了解这个游戏了。
在我们讲尼克松的政治生涯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说。
与其他的政治家相比，尼克松更容易被选为心理传记的题材。他的经历证明一个饱受批评的类型中最有价值的发现是正确的：一个被成功驱动的政治家应该包括有一个溺爱的母亲，告诉自己的儿子，他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同时还要有一个感情上疏远的父亲，告诫自己的儿子，再大的成就也还远远不够。
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关于他父亲的事情，现在，我们来了解一点他的母亲。尼克松把母亲汉娜·尼克松称作圣人。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是说话轻言细语，虔诚而尽责的。然而尼克松最好的心理传纪作家，佛恩·白劳底看出了汉娜·尼克松的表象之下“被压抑的愤怒”。历史侧重于讲她的诚实，但是那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在另一件事情上，她时常撒谎，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她后来的生活中，在她的二儿子身上。
要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必须了解尼克松两兄弟的死。第一个死掉的是最小的亚瑟，他很可能是得了结核性脑膜炎。但是，十二岁的理查德·尼克松却不得不相信，由于他在校园里没能阻止一块石块砸在亚瑟脑袋上，结果使他得了脑震荡。哥哥本应当保护弟弟。自己处理问题的失败和亚瑟的死去使尼克松深感震惊。
然后第二个死掉的是他的哥哥。理查德从来都不是最受宠的孩子。家中的骄子，也是承载了最多希望的孩子，是长子哈罗德。他帅气，处事圆滑得体，举止优雅，是理查德所知道的第一个富兰克林俱乐部的成员。当哈罗德感染上了肺结核之后，他更是成为了这个家的中心。汉娜为哈罗德在炎热干燥的亚利桑那州的普雷斯科特镇单独准备了一间房子，以便他的康复，而理查德和他的另外两个哥哥则由他们奴隶主般严酷的父亲来看管。此时正是大萧条闹得最凶的时候，家庭濒临破产。理查德被送到了亚利桑那州去照顾汉娜带去的房客，正是靠着这些房租，家里才避免了欠债。这份工作没完没了，肮脏，不光彩而且沉闷。哈罗德死后，汉娜曾经告诉《妇女家庭杂志》，理查德“陷入了深深的，无法猜透的沉默中……从那时开始，他似乎努力让自己成为三个孩子的结合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努力，以弥补他的父亲和我的损失”。
汉娜后来把尼克松在他心目中重新塑造成了真命天子和奇迹创造者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她的心中无法动摇。尼克松成名之后，她开始爆料说，在尼克松出生的时候有日食（实际上没有），他们把残破悲惨的家卖掉之后，随后就在自家的地底发现了石油（实际上并没有）。她所有的这些夸张的表述使她的儿子明白了，一个未被曝光的谎言没有害处，一个被看做是圣人的人也可能撒谎。她的行为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们对于政治家都有一种倾向，认为他们都是天生的：他的确曾经是真命天子，这是确定无疑的。他曾发誓要忍受痛苦，但是这一切都让他在损失来临的时候更为痛苦；这一切让他想要赢得更多——尽管这些胜利的快感因为幸存者的负罪感而消失，甚至这些胜利都无法使他父亲满意。他的父亲有着很强的自尊心，他认为，除非一切都取得成功，否则便什么都不是；取得胜利不是全部，而是唯一；即使是胜利也不能够完全满足他的自尊心。
理查德·尼克松注定要击败他的第一个国会竞选对手——贺拉斯·耶利米·沃里斯。这位加利福尼亚州第十二区连任五届的议员十分受欢迎，他富有，有教养，是耶鲁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成员，并从耶鲁大学法学专业毕业。他被同僚评为最勤奋的议员，同时被新闻出版公司评为最诚实的议员。甚至到1945年，在他面对尼克松的前一年，他还被评为密西西比州西部最优秀的议员。
《洛杉矶时报》提议乔治·巴顿将军是与之竞争的不错候选者，但是却从来没有实现过。一群南加利福尼亚州保守的企业家将自己称作“百人会”，他们急切地想找到一名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在26家报纸上打出了分类广告，只为找到一个能超过这个来自正规的共和党组织的人。结果他们只碰到了一群失败者：一个白人霸权主义者，一个烟瘾十足的怪人，再加一个小镇的镇长。而且镇长竟然还要求，在他竞选失败的情况下，他们要能够保证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