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委员会恳请地方电视台不要播出这一片段，可是结果还是播出了。愤怒的白人开始打劫运动用品店。更多的电视画面使得黑人不寒而栗：白人怀抱着来福枪睡觉，储备弓、箭和弹弓以及任何他们能得到的武器。种族战争一触即发。在帕萨迪纳的混合社区，一个小女孩半夜清醒地躺着，担心将要新搬进街区的新邻居会在她睡着的时候将她的房子给烧掉。此情此景四十年后她还记忆犹新。
这种恐惧在州长帕特·布朗的混乱民主党管理之下加重了。布朗到地中海去度假了，管理权则交到了格列·安德森中尉的身上。星期五晚上七点钟的时候，警察宣称情势“完全在掌控之中”。安德森中尉，在那个时候更担心伯克利酝酿中的形势——有传言称学生抗议者计划到运兵的火车前卧轨——因此他坐飞机到了北部，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董们会面。
两小时之内，瓦茨的暴乱形势便迅速恶化，现在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洛杉矶的警察长威廉·帕克，给帕特·布朗的秘书长打电话，请求美国国民警卫队的帮助——他觉得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请求。然而他却遭遇了误解和互相指责的大漩涡。安德森不信任帕克，认为他仅仅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种族分子，因而故意拖延。安德森赶到洛杉矶的时候，帕克又拒绝同他会面。
四点十五分，帕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大声呵斥市政府在背后捅了他一刀。瓦茨市内此时已经聚集了六千名暴乱分子，这是自1863年纽约市骚乱以来最暴力的国民骚乱。傍晚七点，第一批国民警卫队员来到了街道上——就在7点前后，第一个骚乱者被警察开枪击毙。帕特·布朗通过《雅典邮报》得知，他管理的城市失控了。他24小时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地赶回家，刚好及时读到了来自法国航空公司飞行员的一篇报道，报道中记叙了作者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的观感，作者认为他在洛杉矶所见到的简直和二战期间他所飞越的战区没什么两样。
每一分钟都有人向总统报道事态的最新情况：
8月14日星期六：骚乱正在加速。没有诸如围攻警察局和凝固汽油弹厂之类的重要单位的消息。
18：25分：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建议约翰逊总统调遣C-13运输飞机给加利福尼亚国民护卫队，同时“派一名司法部的人到布朗的身边，向他提供建议”。
19：45分：有报道称在华盛顿和佛蒙特的美国银行遭遇到打劫，但并未得到证实。同时还有来自警方的报道称，他们无法确保瓦茨方圆45平方英里之内任何人的安全。
凌晨1：56分，麦克纳马拉签署了执行令草案，以应对不时之需：
根据美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特别是根据《美国法典》的第十五章第十条，现签署如下执行令：
第一条 国防部长有权利和义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镇压目前加利福尼亚州境内的起义和暴力骚乱。
第二条 为了帮助国防部长执行在第一部分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国防部长有权视情况而定调用美利坚合众国的武装军队。
第三条 据此，我授权和指示国防部长在认为合适的情况下，为了达成此命令的目的，可以在美国征召公民入伍，调动任何所有的在役国民军部队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空军国民警卫队。
这种情况不一定会实现，但是在将来的日子里可能有用得到这个文件的地方。
星期天早晨瓦茨的骚乱被12242名美国国民警卫队士兵彻底地镇压下来了。这些警卫队成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肩上扛着30厘米口径的机枪，成群结队地来回巡街，保卫着港口高速这条直接连接骚乱之地的南加利福尼亚交通大动脉——这是一条想象中的黑人向大洛杉矶地区入侵可能经过的要道。
戴着白色头盔的警察和塞尔玛的县治安官吉姆·克拉克猛踢骚乱者的臀部，将枪筒对准他们，一边嚷嚷着：“谁放下手来谁就死定了！”一边跨过那些被制服在地、衣服被脱到只剩下内裤的身体。新闻曝光了：四千人被捕，三十人死亡，除了五个白人外全都是黑人——而这些嫌疑人中相当一部分只是旁观者而已。
林登·约翰逊吓呆了，下令要联邦机构在该地区及周边投入2千9百万美元——一切秘密进行，唯恐被指控为迎合暴动分子，而且担心暴力升级的期待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8月底召开的共和党政策委员会站在瓦茨一边——委员长派克主张，对暴力负责的应该是民权运动。国会议员的邮件一夜之间立场大变：“人们说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国内都有问题，但也没演变成暴力反抗。”一位西宾夕法尼亚民主党人这么告诉总统。民主党人、洛杉矶市长萨姆·约蒂作为1960年的尼克松支持者，吹嘘自己从未去过瓦茨；在参加一个商界的午宴时，在谈到派至本市的萨克拉门托白人警卫军时，他说“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和他们受命前来管制的人，真是天差地别！”他的这番言辞大受欢迎，众人站起来为他鼓掌叫好。
总统收紧了立法控制。推迟了对部长罗伯特·韦弗（他自新政时开始作为非官方黑人大使为联邦政府效命，直到1月为止）的任命后，他才签署了授权组建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法律。对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信用差距”，民众意见趋于一致。他们对总统的怀疑得到了确认：10月，约翰逊接受了胆囊和肾结石手术。压力极大时，他总会生病：1948年，在票数极其接近的参议院竞选前，他先因肾结石开了刀，从而赢得了“滑坡林登”这一绰号；1955年他发了场心脏病。这次很多人怀疑他心脏病发的事情是在说谎，他当即掀起衣服展示伤疤，使记者大为震惊。在左翼知识分子的内刊《纽约书评》中，漫画家戴维·莱文把伤疤画成了越南的形状。
这就是1966年前夕的政治生活事实。
还有一条政治生活事实——也是政治的自然力量——值得引起注意：尼克松正四处奔走，做着自1963年移居至纽约以来一直做着的事，那时他在加州州长的竞选中败给了帕特·布朗，成了美国政坛的约伯，失败者的守护神。赌徒开出了1000比1的赔率，赌他再不会在政界成功了。尼克松没有接受这一忠告，坚持不懈地要成为自由世界领袖，践行着应做的任务，拉拢呵欠连天的大众，参与无穷无尽的冗谈。
“已从政坛退休”的尼克松在1965年全年一直四处旅行，在精心选好的地点为共和党听众做演讲，言辞令人振奋；他还以“尼克松、马基、罗斯、格斯里与亚历山大”这一华尔街企业的合伙人身份为商业客户演讲。有时一次旅行要进行双重任务，但这次不同。他在迈阿密为一个总部设在明尼苏达的“投资者多元服务”公司董事会做演讲，拜访了支持他总统竞选的一个富人工业家，华纳兰伯特制药的爱默·博斯特。同行的还有私人律师伦纳德·加门特，同时也是尼克松的法律合伙人。尼克松喜欢随行能有人把他隔离开来，免去名人之忧，最好能缩进一个人的小世界做些准备工作，不管什么任务前，他都要这样子专心致志地来上一阵。他得要个人在身边，才能一个人清净。
尼克松和加门特在资助人的豪宅喝了几杯，之后，在博斯特的俱乐部用了餐。接着，两人乘轿车离开，去别人提供的地方过夜——那是位于郊区刚开始发售的楼盘。加门特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尼克松朝那儿看了一眼。他总能奏效的政治本能和猜度心告诉他，第二天清晨，房产开发商会拍下他在房子里的照片，用他的名字和照片给房子做宣传。”
这一可能微乎其微，但尼克松不觉得这是小事。在未经掌控的情况下，在他未被广告宣传的城市里拍下照片，无疑会大幅减少他的赞助金，虽然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敏感到会去计较这种事。他要司机开回出发地所在的豪宅，又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抵达时已过午夜，大门紧锁，”加门特写道，“而豪宅的围墙高耸。”
尼克松接下来的话令人难忘：“快点，加门特，我们翻过去。”
他们拎着手提箱爬过了墙，尼克松找到了一个有两张床的屋子，屋外还有一个泳池。房门没锁，他们可以睡在那里。两人谈了大半夜。尼克松告诉加门特，为了实现目标，他愿意做任何事，付出任何牺牲。“任何事，”他说，“除了看精神科医生。”
对尼克松而言，翻墙甚至成了家常便饭。1966年有一次，在和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共和党筹款人认识前，为了躲避纠缠的人群，尼克松把加门特和自己反锁进了一个楼梯间。尼克松对于时间和空间有着作战将军般的敏感。在入场这一重要问题上，他尤为谨小慎微。他不会在约定的时间前出现在会场，即便加门特惊恐发作，拍打着防火门要求出去。尼克松很冷酷，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优势。如果政治需要冷酷的话，他绝对不会犹豫。在他的人生中，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要采取任何手段，他都会不停地在政治的道路上向上攀爬，这就是尼克松的为政之道。这也是为什么将来有一天，瓦茨事件所引发的复杂的力量格局竟然意味着尼克松将最终上台成为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