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在友好的观众面前登上了巡回演说之旅。无法在俄亥俄州立演讲的话，他找了一个能讲话的学校：小型的比德尔一般州立学院。他总是对挫伤民主党同盟团结性的机遇十分敏感，或许选择这个高等教育学院就是出于此种考虑，学校所在州是麦戈文的家乡，南达科他。麦戈文的形象最近有很大提升，民主党人刚任命了他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改革提名程序，化解1968年的分裂危机。这位来自平原的议员谦虚保守，正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和富兰克林派往来甚密。这是挫伤他的大好机会。
“这里对我而言非常亲切，”总统开口道，“因为，我也生长在小镇里。我上的学院很小，和这里差不多。”他谈到妻子的父亲去世时留给她的南达科他的一片矿区：“那里从没挖到金子。”为了迎合听众，他辛辣地攻击敌人：“这里就有给所有人的机遇。这个学院很小，没有耶鲁和哈佛那么有钱和出名，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勇气，能将这一边远地区变为美国的心脏重地。
“我们生活在纷争频起动乱不休的时代。我们看到旧标准被破坏，旧观念被丢弃，旧戒律被无视。文明通过一代代价值观的传承得以延续，而少数发出声音的年轻人正在退出这一传承。美国的新老两代人在误解的鸿沟两边吼叫，但吼声越大，鸿沟便越深。”
尼克松在结尾呼吁道德规范：“社会生活中，我们看到诽谤和中伤屡试不爽地摧毁良好声誉。我们听到仇恨的尖锐嗓音叫喊着谎言、诡秘的恶意声音歪曲着事实。”这是他和他的听众——“我们”——绝不会做的。“一般民众的行为准则构建成的共同自制、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对社区法律的尊重和对有序变革的民主进程的尊重——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正是凭借它们而得以维系的。我主张，这些制约并不是为了保护‘权力集团’，而是为了保护自由；不是抗拒改变，而是确保变革反映出公众的意志和对所有人权利的尊重。”
次日清晨，聆听尼克松演讲的空军军官学校毕业生挤满了会场的足球馆。国会正威胁着尼克松曾在竞选时对瑟蒙德承诺过的、他自己想要的国防项目：反弹道导弹系统，而军备控制专家认为它还不够稳定。整版的报纸广告对此项目大肆抨击：“反弹道导弹系统——来自给了你越战的人。”登载这则广告的刊物，头版赫然写着五角大楼支出超额的消息。尼克松的回应是：这都是富兰克林派的错。
“这是关于军队的言论开放期。军事项目不是被说成故意浪费，就被讥讽成没有必要。军事领域被美国所谓的‘精英圈子’尽情嘲笑，爱国被有些人认为是种倒退，是思想单纯、没上过学的人才崇拜的东西。”他在演讲中说。
确实，他们做好准备要我们解除武装了。
“他们相信，只有我们无力做其他事情时，才会和解通融。他们相信，只有当我们不能应对战争威胁之时，才能抓住和平的可能性。”
对着满眼崭新的白色帽子，他接着发表了一篇传统而出色的、赞颂美国力量和命运的演说。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和新孤立主义者搞好关系赢得人气再容易不过。
“如果美国中途退出，世界其他地区都会陷入恐惧……我们的对手还没学会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内利益的冲突。”
他甚至给正直人社许了办不到的诺言，还暗示“病态社会”的抱怨者，比如富兰克林派之流，已经准备好把它们抢过去了。
“我与怀疑论者和孤立一派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他们没有伟大领袖必须具备的视野。他们只看到眼前的问题，衡量我们的资源，然后就绝望了。
“当第一批船只从欧洲驶向新世界时，船上的人权衡了风险，本可以畏缩不出。当殖民者”——他原本准备的稿子是这么写的，但他口言心声般念错了字，说成了新左翼的用词“殖民主义分子”——“在横贯阿帕拉契山，延伸至未知的俄亥俄山谷的东部海岸，这些人权衡得失后，本可以选择畏惧不前。我们现在的空间探索更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这是对人类视野和勇气的试炼……下个月，当登月第一人踏上月球，每个美国人都会因此而更扬眉吐气，我们应该为这项重大成就自豪……当一个国家重视自己的意义，才能被他国重视。”
言下之意，所谓的精英圈子只能让我们乖乖待在地球，被其他人忽视。
精英圈子做出了亲切回应：“这话听起来像是我认识的老派尼克松说的。”田纳西的自由派越战怀疑论者阿伯特·戈尔这么说，“在我看来，总统一直暴露着最坏的嘴脸，就是这嘴脸让他赢得了狡猾的迪克之名。”
演说之后，他无法继续逃避。他飞去中途岛，要南越阮主席站在他身旁以示羞辱，然后宣布从南越撤军25000人。下一个新闻发布会，当记者提出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外交季刊中“撤军规模应该更大”的建议，并就此发问时，新共和国的记者认为他在尼克松的回答中听出了讽刺的味道。他说，在克利福德任国防部长期间，“我们的伤亡人数达到了五年中的最高值，就谈判而言，正如我早先指出的那样，双方达成的共识就只有谈判桌的形状。”讽刺是一个讯号，代表尼克松重拾自信了。之后他几小时地在电话中问助手他讲得如何，只有在确定能听到赞扬时，他才会这么做。总统在角斗场屹立，世界安然无事。
尼克松在国内政策上的立场和那些精英圈子没有很大区别。他不怎么在乎国内政策——除了他雇哈里·登特处理的那一部分：阻碍学校种族融合。福利国家的管理被他驳斥为“在皮奥里亚修建屋外厕所”。尼克松有一次告诉怀特：“我一直认为国家没有总统也应该能自己运转。……总统是搞外交的。”由于现在终于到了安排国内议事日程的时候了，尼克松很乐意放手让官员和政策精英处理，按他们一贯的行业知识来。
1969年，这一行业传统是自由派的。国家的壮大与人类的进步有着天然联系——“人的进步是国家迅速发展的价值。”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8年表示。尼克松越南演讲的前一天，哈佛经济学者和畅销书作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在专注聆听的国会小组委员会前提出声明，同意将营业额75%以上与五角大楼有关的企业全部国有化。
公众已不愿接受保守变革提供的解决之道，这种情绪正浮上水面。但尼克松没多留意，这是他对中产阶级大众的关心中的一个空白之处。盖洛普1月投票描述了一个保障美国每位家庭成员最低收入的计划。“你是赞同还是反对？”62%表示反对。尽管如此，尼克松还是考虑到精英圈子里这一计划的迅猛势头，提了类似的建议。
即将结束的物质匮乏是美国知识界自50年代就经常讨论的问题。理论称，通过“自动化”和“控制论”，社会能够用持续减少的人力投入来满足生产需要。社会批评家考虑到了进入后匮乏时期后，时代的显著社会问题将变为人的空虚、道德沦丧和孤独离群。这一理论被用来解释代沟、校园混乱、新的性解放、宗教虔诚的衰微、异端的抬头和其他所有现象。《时代周刊》杂志1967年2月的一篇文章引了纽约洛克兰中心医院研究主任的话：“食物充足、住房充足、种族平等，这些老一代的目标已经近在眼前。是宏伟构想、大胆冒险的意识促成了这些目标，但它已经消失。”因此，“好奇心与行动都转向内心”，“切断与外部世界薄弱联系的”毒品“受到高度评价”。利瑞在著名的1967年“船屋峰会”上与艾伦·瓦茨、盖瑞·斯奈德和艾伦·金斯堡碰头，称即将到来的后匮乏时代预示着两个物种的演化：一类是“蚁丘”人，还坚持工作；另一类是“部落人”，不再担心休闲问题，因为退出后就可以开始真正的游戏工作了。
这种背景下，谨慎的最低收入保障好像太中庸了。
连保守派都这么想。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2年引起戈德华特注意的一本书中，提议实行“逆所得税”：在申报表里宣称收入低于规定最低值的，政府将汇款补充那一部分。尼克松对此很感兴趣，因为这样就可以裁掉福利机构了。他向他新近器重的一个白宫人员——一个特立独行的前肯尼迪和约翰逊劳动部40岁官员，询问他正制定的逆所得税提案：是不是之后就用不着社工了？
“彻底不用了。”这个系着领结的助手微笑着说，老板最想要的正是这个。
这是个叫丹尼尔·莫尼翰的正直人社成员，刻苦，快活，是个爱尔兰天主教徒，10岁时酒鬼父亲遗弃了家庭，他一路从纽约比较贫穷的家庭中奋斗出来，靠在码头装卸货物念完了高中，然后上了城市学院和塔夫茨大学，在伦敦经济学院完成了博士论文。尼克松在招募他时声辩说，这个人不是传说中冷血无情的保守党，而是从大萧条走来的孩子，知道贫困的滋味。尼克松经常夸大自己年轻时的贫困经历，既自哀自怜又自我炫耀。但莫尼翰也一样——他暗示自己是在名为海勒厨房的贫民区里长大的，而实际上，直到他去学院读书、母亲在那里买下了一个酒吧时，他才头一次知道有那个地方。
1965年，莫尼翰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起因是埃文斯和诺瓦克搞到了他写的一份劳动部研究书《黑人家庭：行动呼吁》。这份以“莫尼翰报告”之名为人所知的研究书声称，阻碍低收入黑人彻底融入美国生活的是他们母系家庭结构的缺陷。贫穷的动因不是经济而是文化，保守派喜欢听这话，而左翼反贫困活动家把他列为了头号公敌。
莫尼翰在他1967年的演讲中特别嘲笑了自由派的“自以为是；不管黑人个人还是群体做的事情会多过分，他们都会为之声辩，拼命解释所有事情”。他告诉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中的自由派，与他们对抗“不会搞得多好看”，但不对抗更糟。“自由派（必须）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利益是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它威胁到了这种稳定；有些政治保守派同样关心这一点，他们意识到决不妥协的死板和随心所欲的变革欲望一样，对事情的连续性是巨大的威胁。与他们结成更有效的联盟，这一点非常必要。”
《时代周刊》杂志热爱这一演讲，威廉·巴克利也非常喜欢。一位黑人权利领袖称它是“白人自由派和白人顽固派结合的时代宣言”。自由派《新领袖》双周刊刊发了讲稿，标题是“稳定的政治”。加门特给作者送了一张表示敬意的便条。面试时，莫尼翰和准总统在憎恶“专业福利主义者”一点上享有共识，拉近了关系。但莫尼翰也收到过警告：对新政和伟大社会统治的主张可不是保守派观点。事情可能失控：“城市贫民窟可能会陷入火海。”
他的点子更好——尼克松能通过前任约翰逊发挥作用：巩固他们的改革。他非常擅长利用政客的已有倾向，从而提升他们的形象。他借了本书给尼克松，是伟大的19世纪托利党人本杰明·迪斯雷利的传记——自由派前任威廉·格莱斯顿的巩固者和重组者。“托利的人和辉格的手段共同改变世界。”他解释说。亲英派的尼克松对这一逢迎甘之如饴。
7月，尼克松重组行政部门，和外交政策部门一样，他将国内政策决策权集中到了白宫手里，堵住了老官僚的嘴。莫尼翰成了第二个基辛格，被委任制定立法议案，这样尼克松便不必操心下地缘政治的棋了。“总统又有新宠了。”萨菲尔说。
《稳定的政治》一文中，莫尼翰说国家“擅长收税，不擅长服务”。于是，尼克松8月初演讲中即将揭晓的内政纲领以一个判断开篇：“1/3个世纪，权力和责任在华盛顿的集中引起了政府机构畸变、尾大不掉、反应迟缓……巨大的失败。”
他许诺，两个弥补措施会促进国家更好地运转。第一是废除家庭子女补助法案。尼克松莫尼翰的“家庭补助计划”设计合理，能修补前者的结构性缺陷：家庭子女补助法案处罚工作行为。如果工作，就得不到福利。尼克松的计划中，收入720美元或以下的均能得到联邦补助1600美元。但家庭的工作收入越多，联邦补助就越少——补助会适当调整，这样工作收入越多，收入总额就会越多。一年挣1000美元，政府会另补贴1460美元，家庭总收入就是2460美元。一年挣2000美元，政府会补贴960美元，总收入就是2960美元。一年收入不足3920美元的家庭能得到政府每年一次的补贴。不会有人被迫靠每年不足1600美元的收入过活，而现有的体系下，密西西比的贫困母亲每年只有468美元。劳工部长乔治·舒尔茨提出了一个好点子取悦保守派：“国家需要的不是更多福利，而是‘工作利’。”（这个表达有点讨巧，一辈子不工作的懒汉也能保证拿到政府每年的1600美元补助）对于自由派，计划提高了联邦对各州的福利拨款数额，联邦基金还可以给新建或扩建的日托中心再提供450000个工作岗位。
另一个措施是收入分成，即总统夸张地表述为“新联邦主义”的方案：不附加什么条件，联邦税收直接汇入各州。保守派喜欢削弱华盛顿集权的点子，这类计划也是自由派共和党人长期热爱的“好政府”典型。这是政治的巧妙一着，同时讨好立场各异的所有精英。评论一致喊好。约翰·林赛把“家庭补助计划”称作“福利在这一代跨出的最重要一步”。《时代周刊》封面登了总统手握冲浪板的照片：“尼克松弄潮而上”，盛赞总统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分歧。
富兰克林派也很高兴，这仿佛让总统松了口气。他甚至修改了通往他办公室的层次图，从霍埃基（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基辛格），到霍埃哈基（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哈洛，基辛格），把国会联络人布莱斯·哈洛加了进来。“哈洛成功了。”总统在给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这还不够，人们还将完成约翰·肯尼迪的登月梦想，而且，在尼克松当政时，之前一直顺风顺水的那个肯尼迪兄弟不幸掉下了冲浪板。他回到了《时代周刊》封面——带着颈托和痛苦歉疚的表情。